靖国神社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演变成为军国主义的象征和标志？

提到日本的“靖国神社”，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祭祀场所，包含了太多的政治意味。这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在前不久的8月15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

在日本，“天皇”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作为神道教的教主和天照大神的后裔，它以神的名义“万世一系”统治国家和守护万民，被称为“菊花王朝”，至今已有了2600多年的历史。

“天皇”最早来源于神话传说，其真实度和可信度甚至还不如我国的“三皇五帝”来得靠谱，充满了强烈的君权神授色彩。为了蒙蔽万民，又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逐渐形成了日本的神道教。

与广泛存在于全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不同，日本的神道教属于“多神教”，甚至还有“天地神祇八百万”的说法。其中，主要分成了三种流派，分别是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天皇”长期都属于虚设君主，国家的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幕府的手中。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休·佩里率领四条蒸汽船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幕府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幕府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长州藩主张使用武力强硬回击，而萨摩藩则主张展开学习避免开战，双方开始相互死磕并且结下了血海深仇，很多人都“横死沙场”和“为国捐躯”。

明治维新期间，长州藩和萨摩藩都宣誓效忠天皇，但相互之间依然是水火不容之势。久而久之，日军分成了两派，一派自称“长州陆军”，另一派自称“萨摩海军”，双方继续相互倾轧数次引发流血事件。

根据神道教的教义，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人都会成为“怨灵”，灵魂难以得到安息，因此需要给这些死者们一个“正当名分”。在这种背景下，时任军务官副知事的大村益次郎在1869年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主持修建了“东京招魂社”。

对于这个招魂社的性质，明治政府是这样解释的:以国家或天皇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这些战死者都不可视为“怨灵”，而是保卫国家的神，即“靖国之神”。到了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在靖国神社内，不仅建有用于祭祀的拜殿和本殿，还有存放阵亡者名册的“灵玺簿奉安殿”和青铜制的“第一大鸟居”。除此之外，还有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游就馆”，还有供阵亡者家属使用的靖国会馆以及军马慰灵碑、军犬慰灵象和求魂塔等建筑物。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侵略野心和扩张野心，先后发动了入侵朝鲜、甲午战争、八国侵华和日俄战争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于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发起了太平洋战争将二战的规模达到最大化。

伴随着对外战争的频频爆发，伴随着“武运长久”的不断兴起，靖国神社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那些战死的阵亡者也均以天皇的名义被合祀在内。在举行相应的仪式时，除了所有的政府高官外，就连天皇本人都会亲自出席，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活动，旨在宣扬“为国家和天皇献身”的军国主义思想。

另外，日本政府还要求各地的青年学生都必须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无条件前去参拜，而且写入课本和教材中大肆进行宣传。由此可见，靖国神社早已不是单纯的宗教祭祀场所，而是天皇鼓吹战争的御用工具。

伴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围绕靖国神社进行的各种祭祀活动越来越多，名目也越来越繁多。除了常规的“例祭”外，每年还要不定期举行“特别祭祀”，旨在将阵亡的日本军人都能“合祀”到社内，大力鼓动青年们为天皇“献身”。

1939年时，日本决定在东京以外的道、府、县都修建“护国神社”，以此作为“靖国神社”的分社。这种举措，极大地宣扬了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播，也扩大了这种神社的影响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为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开始对靖国神社采取了强力压制的政策。在“第68号敕令”和“国教分离指令”中，明确将神社的所有保障举措都通通取消。

为了保留天皇制，为了避免战争审判，天皇裕仁在1946年元旦发表了“人间宣言”。其中，他不仅承认自己不是“具有人类形态的神”，而且否定了长久以来宣扬的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从某种意义上减弱了日本国民脑中的愚忠思想。

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实施，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在第九条中，明确规定:

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部和平宪法的颁布，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使得日本神道的特殊地位消失殆尽。不过，原有的神官阶层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联合成立了所谓的“神社本厅”进行抵制。

这些顽固的死硬分子，竟然通过各种方式赢得了盟军和麦克阿瑟的“谅解”。于是，原本被“没收”的那些神社土地和权力又被“部分赎回”，直接为今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

冷战开始后，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作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幅上升，开始在美国的默许下加强了军备。

1951年，美日两国相继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活动范围都得到了增强。受此影响，军国主义思潮开始大范围抬头，国家神道活动也开始复活，“靖国神社”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右翼势力和保守势力的大本营。

1952年，日本举行了所谓的“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深切缅怀了在战争中阵亡的240万日本官兵，天皇和皇后不仅参加了这次活动，而且还参拜了靖国神社。以此为契机，右翼势力和保守势力都开始鼓吹“恢复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和维护”的政治诉求，还要求政府“支付靖国神社的慰灵仪式费用”。

自民党从1969年至1974年，竟然接连五次向国会提出了“靖国神社法案”，企图通过排除宗教性把靖国神社作为“特殊法人”来实现“国营化”，但均遭到了否决。无奈之下，又企图通过首相正式参拜的方式使其合理化和制度化，以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

1978年10月17日，日本政府秘密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永野修身、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松冈洋右、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和东乡茂德这14个甲级战犯以“昭和殉难者”的身份载入“灵玺簿”，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内。

为了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日本共同社竟然在1979年4月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承认已经在去年10月份将14名甲级战犯移入靖国神社进行供奉。面对中国、朝鲜等受害国家的强烈反对，裕仁天皇迫于压力再也没有去参拜，明仁天皇继位后也从未去参拜过。

与日本皇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年至今已有8位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有的甚至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实在是令人愤慨不已。其中，福田赳夫四次参拜，大平正芳三次参拜，铃木善幸九次参拜，中曾根康弘十次参拜，桥本龙太郎一次参拜，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安倍晋三四次参拜，菅义伟一次参拜。作为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虽然没有参拜过，但却多次供奉过名为“真榊”的祭品和“玉串料”（祭祀费）。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的重要标志和象征，而且还供奉着负有历史罪责的甲级战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消极动向，严重危及到了国际公理和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尊严和感情。

我们国家多次敦促日方恪守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和承诺，要求停止一切美化侵略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以实际行动坚持和平发展的姿态。不过，日本历届政府都是“说得多，做得少”，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