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乾隆朝有哪些五花八门的文字狱

作者：张宏杰

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而乾隆年间，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

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

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逞才获咎型文字狱

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虽然终生不仕，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外一游。官轿刚刚出胡同，路边抢出一位老者，颤巍巍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心烦，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

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百姓负担；

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

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

四、禁止种烟，以利百姓健康；

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文章层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书中写道：“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

看完了策书，朱椿脸红头涨，神色大变。他命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

游兴已经一扫而光，朱椿立刻转轿回府，把老人带过来细细审问。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长官）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对大敌，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原来这个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若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

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这确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达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十六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的传奇。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

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梦想，纷纷毛遂自荐，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献赋。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

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代的：“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

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

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终老此生。

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他自称不是平凡人，别看穷，可是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请衍圣公过目。

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时常听到一个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指点他改写《洪范》和《春秋》，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年号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族叔封为太宰。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即使再加急，也要旬余。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实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凌迟处死。

杨应琚受命之下，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他发现丁氏说话时气短，精神极度萎靡，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献诗联词句不通，思维混乱，连乾隆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其中7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缴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和《孔明碑记》，报给县令。其实贩卖这些东西，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

《结盟图》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那《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据李浩称，这《孔明碑记》的来头可不小。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雨过后，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诸葛亮所题，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因而纷纷传抄。

按理，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宗教型文字狱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拜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来源：各界杂志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