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为什么康熙缺钱，倒霉的却是江南盐商？

再看《雍正王朝》评5：为什么康熙缺钱，倒霉的却是江南盐商？

（全文约2200字，阅读约需要6分钟）

第一次看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江南筹款的时候，感觉到的是痛快，对四阿哥胤禛的雷霆手段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江南的盐商们被恶搞实属活该。

但后来再看，我脑海中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黄河发大水，康熙皇帝缺钱，不首先向京城的欠款官员们讨债，而舍近求远去逼着江南盐商出血呢？

注意出血这个词，是和出钱性质完全不同的，第一并非自愿，第二是伤筋动骨了。

另外两部历史大剧《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之中，同样也有类似的桥段，嘉靖皇帝缺钱，瞄准的是沈一石的钱袋子；慈禧太后西逃，山西商人被卷走几百万两白银。

富商事实上成了朝廷的第二国库，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胡雪岩，无不因为有钱而被朝廷惦记，最后搞的身败而名裂。

对此，剧中给出的解释是：富商们的财富，无不通过行奸使诈，勾结官府盘剥百姓得来，属于不义之财，所以朝廷为了解燃眉之急，逼他们出血乃至献出全部家当，实乃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在这种故事框架之下，商人的面目当然是可憎的。既然如此，那朝廷无论怎样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商人，都是无可非议的了。

历史剧《雍正王朝》是假的，但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剧中所讲的故事，无不暗合中国传统文化，贴近中国官场和中国传统社会风貌。

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尴尬处境，从很多历史剧中都可以看出来。可以用“富而不贵”“低三下四”两个词语，来形容明清商人的大致特点，而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当然是看不起那些商人的，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把商人和奸人阴人划了等号。

比较而言，《大明王朝1566》立意更加高远，在历史正剧之中，第一次肯站在商人沈一石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社会问题，为没有话语权的商人说了几句公道话。

通常像武大郎那样卖炊饼的生意人，是不配被称为商人的，但所有商人的崛起，几乎都是从武大郎阶段开始，只是有人一辈子都是武大郎，而有人能够很快脱离卖炊饼阶段，步入商人行列。

商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只要他有了钱，能够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变，亲戚们就回来，各级官吏也会登门“祝贺”。

所以但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名号的大商人，无不与官家打的火热，甚至在实现财富积累之后，用钱给自己买一顶官帽，成为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听起来很风光，而实际上，当一个商人被冠以这个称号的时候，就等于要承担被朝廷割韭菜的风险。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钱多到一定程度，就不是商人自己的了。

四阿哥胤禛的话理直而气壮：没有皇上的圣明和朝廷的恩典，哪有你们这些蟊贼的今天？

所谓杰出的商人，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眼里，也不过是一根根比别的商人更加茁壮的韭菜。

这是历代朝廷和官员对待商人的统一态度，而商人也被朝廷分为识相和不识相的两种：识相的，主动出血，甚至捐出全部家财给朝廷，换得一世安宁；不识相的，朝廷迟早会派出各种四阿哥八阿哥，让他们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到时候他们的万贯家财还是朝廷的。

明清的商业一度勃兴，一度又衰落，和朝廷对待商业和商人的这种态度有很大关系。但这种态度的形成，除了传统观念，还有制度的因素。

现成的财源有两个，一个是官场，一个是商人。

明清官场聚集的财富，其实远远大于商人，但皇帝要整顿官场，触动官员利益，面临很大的阻力，闹不好就会动摇国本，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看起来很厉害的商人，实际上是明清社会的软柿子。

江南筹款，并不只是四阿哥胤禛一时心血来潮提出的偶然建议，而是势在必然。《雍正王朝》在讲故事的同时，其实也借鉴了《万历十五年》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大清王朝的基本运作方式：每当朝廷的囊中羞涩的时候，商人就一定要倒霉了。

倒霉的沈一石，既不敢和朝廷官员扛膀子，也不敢和百姓较真，权力和民意任何一方都可以让商人身败名裂，而一旦权力和民意合力，商人就得万劫不复了。

所谓“不法商人”，在明清时期是个伪概念，因为在当时，你遇到一个守法商人的几率，大概比遇到一个外星人还要难。

商人嗜利就像野兽嗜血一样，见利就想赚，但谋小利往往只能在武大郎阶段停顿，而有大利的地方，一定是法律的雷区，风险与机遇同在。

可法律的橡皮筋，掌握在朝廷官员手里，很容易就可以从商人的鸡蛋里，挑出不法的刺。

今天你还是扬州知府的座上宾，是朝廷批准的合法盐商，明天四爷和十三爷来了，你就成了对抗朝廷的蟊贼，成了官家案板上的肉。

在明清经商，不靠官府富不了，靠了官家就得有将来被割韭菜的自觉性。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明清商人家里都供着关老爷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与官同音，关老爷即官老爷，商人们可以享受生活，但命运却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随时有可能被官老爷收拾，只能求神拜佛，祈求自己能够躲过被割韭菜的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