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霸主地位的消失，既然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英国曾经创造出了一个“日不落帝国”的神话。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这样自豪地描述维多利亚时代：“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

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上所有的温暖区域扩散。”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在巨大成就下，工业革命也很快在英国显示出了它的双向作用，使得英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早班车，从此走向衰落。

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英国社会的格格不入。

在维多利亚的时代，英国时繁荣富庶的象征，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多。伦敦城内现代化设施林立，然而在郊外，却存在着无数个堪比猪圈的贫民窟。维多利亚时代的富有，更像一种富庶的罪恶。工厂主在拿着大量资本肆意挥霍时，工人们却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为了生存而卑微工作。

正如当时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所说：“英国现在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的时候，住在宫殿是不会安全的。”有一条贫富的鸿沟在英国冒出，大多数人都站在了地狱那一边。

格格不入不仅仅是英国巨大的贫富差距，还有曾经让英国人所骄傲的政治制度。英国早在十七世纪就建立了近代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主国家。然而经过工业革命的膨胀之后，英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制度却没有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自“光荣革命”时的政治制度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在议会选举中，1715年的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1813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到了2.5%。很明显，古老的制度已经散尽余热，变成了新时代中的旧制度。

更可怕的是，旧制度正在变成“腐败的旧制度”。1793年英国的“人民之友会”曾表过一封报告。指出英格兰总共有400多个议席，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的，其余的全由贵族寡头操作选出。十八世纪的英国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进入议会都要靠大量金钱堆积，腐败之风盛行于整个政界。

这一切政治结构的弊病，英国都没有进大行大刀阔斧的革除，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成就，让他们沉醉其中。当英国开始进行大改革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悄然进行，等到改革初见成效时，英国已经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第一班车。

企业家精神的消逝，贵族生活的崇拜的加剧。

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许多成功的英国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成功后，却往往想要把自己的子孙培养成贵族，一出生就会把他们送进各类贵族学校，让他们从小和贵族子弟一起生活。这种对贵族生活的崇拜几乎在英国是根深蒂固的存在。

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在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之后，往往会陷入一种惰性状态。而英国又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宁静、贪图享受（这里主要是受加尔文理论的影响）、反对变革的贵族传统。一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民族固有的保守性，就在惰性的放大镜下无限加大。

当时的德国外交家在私下里说：“假如我们再有一百年的和平，我们将置英国于死地。”英国的世仇法国也把英国工业家工作时间之短和周末休息时间之长当作笑柄。美国也指望能从英国人的守旧中获得利益。

企业家精神的消逝无疑会使得英国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创新能力的减弱，对贵族生活的大加崇拜，英国注定会在盛世中慢慢的衰落。

产业的固化，新兴产业折腰。

英国在1840年成为了世界工厂，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机器制造业，在英国的工业结构中，以棉纺、煤炭、造船、钢铁为支柱产业，深深的影响着英国的国民经济。

到了1870年，电气、化学等新兴产业兴起，德国和美国利用发展这些产业奋起直追英国。谁掌握了这些新兴产业，就能在市场扩展中获得更大的利润。但是此时英国早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再来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变得寸步难行。

并且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原有的支柱产业需要进行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此时的英国就面临两难的困局，大刀阔斧的进行工业结构改革，还是对原有的产业进行更新换代。英国选择了后者，因为原有的支柱产业关系国民经济，而要发展新兴产业势必要进行大的结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势必会大伤国民经济的元气。

所以英国大量资金投入到原有的支柱产业中去，国民经济得以平稳发展，但是副作用就是英国的新兴产业研发远远的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到1903年英国的新兴产业比值只占工业产业的6.5%。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惯性力量，在1840年发挥了它正面影响之后，终于在三十年后，慢慢的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了。

经济上的寄生阶层，虚拟经济的大厦。

英国理论家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穷人入不敷出，富人却能积累财富，并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向海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是帝国存在和扩张的动力，也是。”

霍布森把这些把资本投向海外的富人称为经济寄生虫。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在1865年~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的投资只占了30%，其他的投资全部投向国外，仅在美洲就占37%，超过了英国本土的投资。

大量的英国资本，经工业革命从全世界源源不断的输入到英国之后，又被英国的富人大量的投资到全世界。英国伦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到了一战前英国的投资占了全世界投资总额的一半，第二名美国只有区区19%。

庞大的虚拟经济和海外经济造成了英国经济对外的极度依赖，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就是霍布森所说的经济寄生虫。

资金的大量流向国外，久而久之英国本土的的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就受到了制约，与此相反得到英国投资的海外，科研成果却在不断的涌现，英国虽然获得了科学转化之后的大量利润，但是创造利润的科研成果却留在了别的国家。

依赖经济是十分脆弱，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是经济大危机，那必然是对英国国民经济造成重创。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英国依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一种战略弱点。”一战和二战所发生的一切，印证了肯尼迪的观点。

盛世下的阴影。

无疑，英国曾经用工业革命为世界创造了一个“日不落”的神话。1840年对英国来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工业化的完成，使得英国可以傲视群雌。

但是光芒万丈的工业革命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阴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双向作用，英国始终还是没有驾驭好。就如同自由贸易政策一样，英国议会曾在1852年宣称是“靠自由放任”达到巅峰的。这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正面作用的肯定。

但是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在强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了依靠自由贸易而带来的经济优势，自由贸易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英国依旧对不离不弃。直到三十多年之后，经济大危机发生了之后，英国才迟迟宣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这时自由贸易的落幕已经成了英国衰落的挽歌了，如果英国能早点发现自由贸易背后的阴影，或许可以继续维持强大。

盛世危机，英国也没能逃脱盛极必衰的命运，在强势之后就开始慢慢的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