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要班禅跪拜英国太子，班禅道：我只跪拜我大皇帝，其余人不行

九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晚清光绪年间掣签坐床，成为受中央政府认可的班禅活佛。

此后领导过西藏地区的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弘法献力，为抗日斗争四处奔走。

因为他一生坚持反帝爱国、拥护统一、民族团结，在后世受到很高评价。

第二次抗英战争期间，九世班禅曾被英军侵藏“急先锋”鄂康诺要挟前往印度，面对英国王储时拒绝跪拜，声称“只跪拜大皇帝”。

公元190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三十一年，英帝国主义者在西藏地区发动的渗透和侵略行动日渐嚣张。

此前一年，围绕着江孜堡垒（今日喀则市江孜县）的攻防，发生了著名的江孜保卫战。

军队武器和作战能力的差距客观存在，藏军损失很大，但英军也付出了不少死伤。

这段历史，就是电影《红河谷》故事发生的大背景。

为了进一步达成其图谋、攫取更多利益，英军原本留驻江孜的大佐鄂康诺，率领数十兵士“造访”了历代班禅驻锡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鄂康诺求见班禅时，声称的理由是“回国前辞别”，于是班禅按礼节与他会面。

但在接见过程中，鄂康诺却突然提出要九世班禅前往印度。

按照班禅一系的立场，以及西藏地区多年来秉持的基本态度，九世班禅当即表达了拒绝。

班禅表示，要我去印度不难，须先向清廷驻藏大臣禀告，一级级上奏“大皇帝”并得到批准，然后我才能去。

鄂康诺答以“该国有信，不去不行”，态度强硬，并以攻占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进行威胁。

在紧急局势之下，九世班禅最终于该年年末启程，在鄂康诺名为“伴送”的监视之下前往印度。

但在出行之前，班禅已经命人向驻藏大臣通报消息，并承诺自己绝不会做出背弃皇恩、损害西藏的事。

入印之后，英方安排九世班禅会见英皇太子。

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也仍是回答，我只拜“大皇帝”，面对英皇太子，最终也只行了“执手常礼”。

这次印度之行持续了40多天，九世班禅始终采取迂回态度应对，无论英人如何威逼利诱，就是不跟对方谈实际问题、自然也不作出任何承诺。

另一方面，清廷得讯之后也立刻发出声明，表示班禅访印没问题，但如果有人要逼迫班禅干预藏事，那么哪怕是他亲自盖印画押，也统统作为废纸不予承认。

事已至此，英人从九世班禅身上占不到任何便宜，又忌惮他的身份威望，不得不客客气气地把他送了回去。

也正是因为九世班禅在抗英战争期间、以及此后抗日战争期间一贯表现出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重，坚决不做丝毫有损主权行为的态度，他被后世评价为“反帝爱国的杰出领袖人物”。

班禅话中的“大皇帝”，指的就是时任清朝皇帝光绪。

而班禅活佛一系与中央朝廷的紧密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

由于独特的地理原因，青藏高原自古交通不便，长久下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社会宗教氛围。

藏传佛教及其独一份的“活佛转世”规则影响深刻，“活佛”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十分超然。

“活佛”通常用来尊称藏传佛教中领袖某个教派的高僧。

它来源于藏语“朱古”，传入蒙古地区后蒙语称为“呼毕勒罕”，本意含有“幻化、化身”的意思。

由于存在理念和修行方式等诸多区别，藏传佛教分为以“五大派”为代表的众多派别，例如宁玛派、格鲁派、萨迦派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派别。

各个教派建立起来的寺庙星罗棋布，也各有各自的高僧和信众。

各教派的领袖都具有宗教界内颇高的地位，威望卓著受人敬仰，对于当地的人和事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但佛教是重视“修行”的宗教，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派别领袖同时也是名寺主持、高僧上师，当然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子。

于是，为了确保某一代教派领袖圆寂之后、教派的团结和影响力都能够稳定地传承下去，几乎所有派别都殊途同归地选择了“转世活佛”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人们认为，活佛逝世并不意味着精神消失，而是以灵魂的形式重生在另一个幼童身上。

僧侣们按照规定寻访“灵童”，再经由规定的程序予以认定，“灵童”就会被培养成新一代的“活佛”。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藏传佛教流行的地区，同时代往往存在不止一两位活佛。

这些教派领袖和他们主持的寺庙往往拥有崇高威望，对风土人情、社会局面了解深刻，也能施加较大影响力。

自明清以后，中央政府为了要确保西藏当地的和平稳定，对这些宗教人士通常都十分重视优礼。

而其中的格鲁派，从明末清初直到近现代，其发展势头都十分引人瞩目，该派别的领袖之一、历代班禅活佛也成为常常出现在史书中的名号。

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大师，他被后世评价为佛理精深的哲学家，在宗教改革方面也卓有成就，藏传佛教史将他尊称为“第二佛陀”。

为了增强西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明朝曾经册封过“三大法王”，其中就包括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益西。

到了清朝掌控中原之后，清廷也就依样画葫芦，把扶植黄教（格鲁派）作为安定西藏地区乃至蒙古一部的重要手段。

而加以扶持、施加影响最直观的政治举动，便是由中央王朝颁诏下旨、加封“活佛”。

“班禅额尔德尼”这个尊号，就是由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最初提出，后经由清朝康熙皇帝金册加封、获得中央政府正式认可的。

尊号“班禅”来自梵文“班智达”（博学多智）和藏文“禅波”（意为大）的合并简称，“额尔德尼”则是满语，意思是“珍宝”。

清廷不但正式册封了五世班禅，还按照传承次序加封了此前各代大师，宗喀巴大师的另一位弟子克珠杰被追尊为“一世班禅”。

从此，班禅一系活佛的地位得到中央王朝正式确认，而且此后历世班禅的掣签、坐床等重大仪式都需要得到中央王朝的认可方为有效。

1779年，为了拜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成为第一位赴京朝觐的班禅。

由于此次东行昭示的重大意义，不管是班禅一方，还是中央王朝一方，都给出了十足的重视。

六世班禅带了两千多随行人员，从历代班禅驻锡的主寺——后藏扎什伦布寺浩浩荡荡出发，先到青海塔尔寺，取道岱海、热河再到北京。

这条路线从今日西藏日喀则起始，跨越了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四省，最后抵达北京。

一路上，班禅并不是单纯只急于赶路，而是沿途不断与寺庙信众互动，讲经传法。

乾隆皇帝对此也十分重视，为迎接六世班禅入京朝觐，他下旨在热河（今河北承德）仿照扎什伦布寺的外观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又在北京郊区修了香山昭庙。

等到班禅一行将到代哈（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岱海）时，乾隆派出质郡王永瑢、雍和宫主持章嘉喇嘛、尚书永贵等各方头面人物率领的庞大欢迎团，前往隆重迎接。

后世研究者对于六世班禅的东行入京予以极高评价，认为这代表着宗教、文化的凝聚力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即为“以安致融”。

尤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举动也向心怀叵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昭示了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割裂一部分的正义性，意义尤为深远。

对于这位亲身赴京祝寿并朝觐皇帝的藏传佛教高僧，以乾隆为代表的清廷给予了极大优礼。

不但提前为之修筑寺庙、派遣人力，对于讲经说法等种种“弘法”行动也十分支持。

后来六世班禅在北京因患上天花治疗无效而圆寂，乾隆为了纪念他，又特地下旨在他住过的黄寺西侧修建起一座宏伟庄严的“清净化城塔”。

乾隆亲笔撰写的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碑文矗立于塔东，成为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历史见证。

由六世班禅东行的经过不难看出，当时中央王朝与西藏地区关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着充分的默契。

光绪十四年，在布达拉宫“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前举行了九世班禅的金瓶掣签仪式。

来自达布地区的灵童仓珠嘉措被认定为九世班禅，法名简称为曲吉尼玛。

从九世班禅出生到受比丘戒的若干年间，正是英军觊觎西藏、频频做出军事侵略的时期，也是班禅作为领袖、率领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抵抗的时期。

自1923年底开始，班禅离开了常驻的后藏地区，去往内地弘法，数年来辗转于内蒙、甘肃、青海等地。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九世班禅很快就公开表明了其拥戴中央、“贯彻五族共和”的态度。

他不但在百灵庙公布“抗日通电”，还不顾自身安危亲身前往调停蒙古贵族之间的不稳定局面，为协助中央政府粉碎日本一手炮制的“蒙古自治”阴谋贡献了大量心力。

1931年，国民政府安排了专列迎接，护送九世班禅抵达南京。

在他首次抵达南京不久，便公开发布演讲《西藏是中国领土》，立场鲜明地阐述自己维护祖国统一、“五族人民同心合力”的理念。

这一系列公开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媒体争相报导，班禅大师的深明大义和精深佛学，都受到当时中央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尊敬。

无论是在北京、上海等地讲经说法，还是前往杭州主持祈祷和平法会，当地要员和社会名流纷纷争相迎送、陪同出场，视为一种荣耀风尚。

自1932年起，九世班禅出任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并于1934年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出于对大师的尊敬和礼遇，国民政府给予了九世班禅“高薪俸”的待遇。

但对于这些财物，班禅并未用来投资或者置业，除了应对自己手下“行辕”的人力物力开支之外，往往被他重新投入社会回馈之中。

1931年长淮流域发生水灾，共有十多个省份受灾，光是武汉就被大水泡了一百多天。

当时班禅正在内蒙驻锡，认为“民命倒悬，同属五族，应有救济之责”，便立刻命令驻京办公处从自己年俸中拿出一万大洋用于赈灾，同时在内蒙召集喇嘛唪经三日，为灾民祈祷。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班禅更是多次主持为抗战募款的法会，自己数次捐赠战马、医药费、认购公债，全力宣传和推动对伤员难民的赈济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班禅已重病缠身，他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责任，继续大声疾呼，同时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1937年底，由于频繁奔波于数省之间带来的积劳成疾，九世班禅圆寂于青海玉树结古寺，终年54岁。

在弥留之际他也没忘了留下嘱托，行辕保有的枪炮武器只留卫士自用的部分，除此之外全部献与中央，以期共济国难。

1989年初，由九世班禅继任者——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亲自主持开光大典的班禅东陵扎什南捷灵塔圆满落成，这是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的灵塔。

十世班禅称赞灵塔“如日月临空，光辉四射，加持众生”，而在反侵略斗争中坚守本心、一生坚持民族团结的一代高僧，也将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