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确诊抑郁后，一个母亲想做些改变

女儿被诊断为“重度焦虑，中度抑郁状态”，让张欣迎来人生中的一次危机。

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起初，“抑郁症”三个字让人发蒙。张欣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自己的孩子抑郁？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应该如何治愈孩子？没等来答案，女儿已经跳出轨道，提出休学。

张欣不愿和朋友诉苦，家人也不尽理解，觉得自己就像一夜之间“被打倒了”。为了能“站起来”，她上网、买课，寻找同类，开始一个家长的自救。

她还把女儿带到大理，那里有一位家长正在运营一家青少年抑郁症疗养中心。张欣希望大理之行能击败抑郁症。

杨天一在返回民宿途中拍下晚霞。受访者供图

特别的旅行

2022年11月底，快入冬时，张欣在大理古城南门找到一家民宿。房子是当地典型的三层小楼，一进门，绿色植物摆满院子。张欣选了朝南的房间，铺上从家里拿来的被子和床单。她最喜欢的是民宿里的人，在公共厨房里，张欣常常跟朋友李菁和其他住客一起下厨、闲聊。大家都是这里的长住旅客，一个月一个月地交房费，人也友善，相处起来让张欣觉得“很温暖”。

这是一次特别的旅行。半年前，张欣的女儿和李菁的儿子都被抑郁、焦虑困扰，选择休学。焦虑之中，两位八零后妈妈搁下工作，相约把孩子从江苏的家里“带出来”，去大理散散心。同时，她们也想求助另一位长居大理的家长品兮（笔名），对方的女儿早在五年前短暂地抑郁过，成功复学。品兮建议让孩子们做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托马提斯音听训练”，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调整情绪。

张欣每天醒得最早。八点钟，房间里已经照进不少阳光，她观察古城的天气，总是晴空万里。她想过，万一来了几天，女儿就被这里治愈了，那该有多好。

孩子们一般凌晨入睡，在中午醒来。每天下午一两点，张欣和李菁会把饭做好、摆上桌。民宿院子里有个露天餐桌，几个人东拉西扯，聊着天就把饭吃完。

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孩子的情绪。一次在民宿吃午饭时，一楼住客突然跑出来批评他们，要求说话小点声。老板娘解释，这位住客为人讲究，有点计较。儿子伊宇突然跟着骂了句脏话。李菁在一旁不说话，觉得这样的场面有些陌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

有时，李菁也会不经意戳中孩子的敏感点。过年期间，李菁和儿子留在大理。儿子的姑妈前来探访，李菁随口对儿子讲：“这个月我就拿了1万多块钱过来，我们可能得节省一点。”她没想到儿子爆发了情绪，“不要跟我说金钱，不然我就去死”。李菁当时没接住孩子的话，只是解释道：“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只想让你知道一下现在的情况。”儿子答复：“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讲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累赘。”

在大理，李菁发现，儿子的状态松弛了不少，脸上的笑容变多了，还会搭在自己肩膀上撒娇。但同时，说话也更加直白了，喜欢批判中式教育、社会现象，展现出愤世嫉俗的一面。这跟以前的好学生、乖孩子形象不太相符。休学之前，伊宇在江苏一所市重点读高一，每天按部就班，从没让父母操心过。

张欣也发现女儿不时爆发情绪，似乎有不少话憋在心里。一天傍晚，女儿在回民宿的路上告诉张欣，不想回原来的初中，太累，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张欣从来没想过女儿要走这条路。两人绊了几句嘴，没过几分钟，张欣回头找不到孩子的身影。

和张欣一起去洱海边散心时，杨天一拍下风景。受访者供图

张欣沿着走过的路往回找，在黑漆漆的小路上看见一个身影，像女儿，又追着影子走到古城南门，看到女儿一个人坐在小公园里。张欣想，“算了，这是自己的孩子，低头吧”。她走近女儿，突然发现孩子哭得很伤心。张欣不熟练地抱了抱她。

有两次，女儿杨天一觉得张欣讲话“很气人”，按住母亲从晚上十点聊到凌晨一点。母女俩从未如此深入地聊过。张欣记得自己坐在床上，女儿坐在凳子上，讲着讲着哭了。

杨天一的心结是初二下学期第一次月考，那次她考得最差，总分排在班级第19名。她追赶，终于在第二次月考中取得第17名。但她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回家以后，杨天一向母亲寻求认可，但对方没有懂自己的意思，淡淡地说了句：“就进步了两名啊。”第三次月考，杨天一回到第19名。

压力之下，杨天一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当一个竞争者。考数学时，因为害怕写不完整张试卷，自己手心和后背都是冷汗。果然，150分的卷子考了108分，差18分就不及格，相当于“整个天塌了”。月考的每一科成绩都会单独排名，而排名的结果也被老师当场公布。每次老师念出成绩的前几秒，杨天一都感觉“呼吸不上来”。

这个认真的女孩感到一丝绝望：自己每天早6点起床，晚12点睡觉，算得上努力，但是成绩却在下滑。然而家人也没有给足关怀，女儿脑海里闪过的片段都是负面的。她质问张欣：为什么没有让我感受到你爱我？

在大理，张欣已经学会一点应对孩子的技巧。她先是默默听着，随后呼唤女儿坐过来，抱住了她。

探索“抑郁症”

如果不是因为女儿班主任的一通电话，张欣很难相信“抑郁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在去年春天，班主任告诉张欣，女儿“在学校心里很难受，要求回家”。随后，在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杨天一被诊断为“重度焦虑，中度抑郁”状态。拿到药以后，女儿立刻返校上课。

第二件让张欣意外的事情是，吃药不等于解决问题。女儿把药物戏称作“蒙汗药”，因为服药以后一整天都在睡觉。一边吃药一边上课的日子，杨天一总结自己“毛病贼多”：要么就是患上中耳炎，一阵一阵地耳聋，要么就是身上长疖子，要么就是头晕，在家里吐、肚子疼。张欣还为女儿约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杨天一放弃了这一疗法，理由是“太贵，没有用”。

疾病究竟会给人带来哪些困扰，母女俩都难以想象。在知晓杨天一的病情后，老师从没有批评过她上课睡觉。但同学开始在背后议论杨天一，说她是“怪物”。杨天一总觉得大家看自己的眼神很奇怪。有几次，杨天一在学校里被人际关系困扰，那一瞬间，她呼吸困难，得立马跑到走廊上缓口气。张欣陆续接到几次班主任的电话，都在描述同一件事——女儿在学校难受，想要回家。张欣记得，某次看到女儿一走出校门就泪流满面。

但张欣和班主任商量过，还是希望孩子能坚持上学。这是因为，女儿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全校前200名，继续保持，就可以在一年以后直接升入本校高中部。

事与愿违，初二期末考试，女儿在考数学当天突发中耳炎，疼得不愿起床。班主任在电话里建议孩子尽量考完所有科目。这一次，张欣看到女儿躺在床上动也不动，像是无声的抗议。

张欣顺着社交媒体加入一个青少年抑郁症家长微信交流群。群主品兮也是一个妈妈，她发帖讲述五年前，当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状态以后，自己如何帮助女儿走出抑郁，回到学校。在微信群里，不少家长直白地描述当下的难处，都是因为孩子开始失控了。

有人说孩子们的作息就是日夜颠倒的，这很常见。有人说孩子闭门不出，一天到晚闹自杀，甚至还有孩子要求住到精神病院里去。群里飘浮着家长的不解与焦虑。品兮跟近千位家长接触过，她观察到一个普遍的困境：或许是因为病耻感，或许是因为看医生效果不好，一个家庭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大部分人困在原地。能够坚持做心理咨询治疗的孩子很少，不到200人。

张欣无法接受困在原地。她索性把自己维持生计的小店关了，每天在家里从头开始学习“青少年抑郁症”。暑假两个月，女儿寸步不离自己的卧室，只在吃饭时间走出来。张欣认为她“昼夜颠倒，不写作业”，劝过女儿几次早点睡，但孩子每次都烦躁地拒绝。被狠狠怼过以后，张欣只好灰溜溜地走。

张欣还在家长群里结识了同在江苏的母亲李菁，对方也正在找方法自救。李菁在网上资料里看到“阳光型抑郁”一词，一度联想到儿子。

早在读初中的时候，儿子就被补习班老师夸奖过“心智成熟得早”。中考的时候，儿子也给了自己惊喜，一举考上重点高中。去年，到专科心理医院看诊时，伊宇填写了八份量表，包括抑郁自测量表（SDS）、焦虑自测量表（SAS）等。跟医生交流后，对方给出的诊断结果是“重度焦虑，中度抑郁，强迫症”。医生告诉李菁，“孩子病情不严重，去上学没有问题，但可能因为小孩封闭（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压力源。”

李菁担心，就像“阳光型抑郁”，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嘻嘻哈哈，但私下里却是另一副样子。她能模糊地感觉到，这两年儿子在长大，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在懂事的外表下，他的精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伊宇捕捉到彩虹。受访者供图

对儿子伊宇而言，抑郁首先体现在失眠。在初中，伊宇就尝过睡不着的滋味。他试过网上的“478睡眠法”，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听音乐，不管用。这几年，他只能“硬睡”——靠意志力，通常在两小时以后浅浅睡着。

伊宇记得，自己曾经在物理课上回答问题时“睁着眼睛睡着”，而每天一到下午第一二节时头痛总会侵扰。但这些在他自己看来，都不是问题。直到休学前三个月，伊宇才真正意识到失眠的威力。

高一下学期开学，全部课程改为网课，伊宇感觉，一面屏幕把世界分割成两半，一半是竞争的世界，由课程表、自习与考试组成，一半是自家卧室。从早晨七点开始，伊宇在摄像头前坐好、早读，到晚上九点半才能关掉摄像头，自己宣布晚自习结束。伊宇总是不自觉分心，几次觉得学不进去了，立即开始恐慌自己落下功课。晚间，失眠加重，连续几个小时睡不着觉以后，伊宇认为自己已经“远远地落下”。

孩子病了，整个家庭需要改变

休学是伊宇自己的诉求。在医院，医生告诉李菁，儿子的病情不算严重，休不休学都是合理。伊宇衡量了下得失——休学一年或许能让自己有个好状态，继续学习下去；但勉强上学，很可能因为状态不对就掉队，这更痛苦。

顺利休学之后，这个早熟的孩子更加学会隐藏自己。伊宇住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与爷爷、奶奶、妹妹和父母同住。李菁亲耳听过老人教导儿子，要好好学习，以后家里就都靠你了。李菁赶忙告诉儿子，以后爸爸妈妈不用你管，你照顾好自己就够了。

渐渐地，儿子开始只和李菁单线沟通。每周，儿子用三天出去上画画课程、见朋友，晚上出门散步。其余时间全部呆在房间中，只在吃饭时间露面。老人试过唤伊宇走出房间吃饭，没有用。

在当地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医生给伊宇开了三种药。受访者供图

每天下班回家后，李菁先预告：“儿子，妈妈回来了”，接着仔细听伊宇回答的语气，看他今天是否开心。饭菜摆好，儿子走出房间以后，李菁先观察儿子的表情，再决定自己说话是用欢快的语调，还是共情的口吻。儿子几乎没有笑过，说话也不太愿意答应。

一次，李菁开玩笑地试探儿子：“有些孩子抑郁，会吐槽对家长的各种不满，为什么你在我们面前从来都不说我们不好？”儿子回答，我没什么可说的，跟我朋友都讲完了。

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有九个家庭来过大理求助品兮。品兮总结，家长们需求类似，第一是弄不明白孩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第二是让孩子早点回到学校，继续学习。需求背后是家长们最常见的心态：希望改造孩子，让孩子不再脱轨。提到这点，品兮提高嗓门，有些着急地强调：“家长真的应该觉醒，他们总是想要改变孩子，但他们没明白，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自己。”

“觉醒”的滋味是复杂的。五年前，品兮的女儿自己去医院看诊，拿回一张诊断书给自己看，上面写着“重度抑郁，中度焦虑”状态。那时，品兮是一名努力的海淀妈妈，女儿正在一所市重点读初三，两个人都拼得很辛苦。诊断书让品兮“在家里哭了一礼拜”，她不能接受孩子病了，这意味着自己失败了、拼错了，从前的教育理想都打了水漂。

一通来自女儿同学家长的电话让品兮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电话里，那位家长告诉她一个细节：最近，她的女儿一进校门就开始哭。这是孩子们的聊天记录里提到的。品兮说，那一刻自己好像才明白一件事，在女儿生病这件事上，主体不是自己，而是女儿。而且说到底，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并非捆绑在一起，为什么孩子病了，家长不去关心孩子发生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命苦呢？

当天晚上女儿放学回家以后，品兮内疚地表态：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休学。孩子马上点头。

觉察到孩子的处境以后，品兮认为，家长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陪女儿疗愈情绪这五年，让她看到，家长也是孩子唯一的港湾。孩子休学后，究竟能否重新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能否探索出更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能否真正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都是未知数。品兮设想，当家长给足了孩子支持、自由和爱，让他在一个充满包容的港湾里生活，孩子才可能成长。大理，或许是一个提供包容感的物理空间。

一次有效的疗愈，还需要对成长中的创伤进行有效的修复。心理治疗师、前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医生于宏华认为，心理咨询师应当帮助孩子修复成长创伤，促进其人格成长。当家长无法理解孩子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应当与孩子建立信任关系，评估孩子是否有自杀风险，是否具备抗压能力等，从而给出建议。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认为，正如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诗：“无果的果树，因不结果而遭责骂，谁曾探究土地的贫瘠呢？折断的丫杈， 因枯木朽烂而遭受责骂，难道这不是因为大雪的重压？”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纷繁复杂，孩子的心理问题，往往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家庭治疗的角度看，当孩子病了，仅仅治疗孩子是不够的，整个家庭都需要改变。而推动改变的人往往是家长。需要看到，家长不仅在养育过程中担负责任，也是那个发现困境、帮孩子解决问题的人。而面对和解决问题，意味着反思自身的成长经历、家庭创伤和社会文化，还要承受当下“内卷”的压力。林红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给家长赋能，让家长更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问题。

心理治疗师、前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医生于宏华认为，心理咨询师应当帮助孩子修复成长创伤，促进其人格成长。图/IC photo

寻找疗愈的方式

在张欣看来，接住女儿的情绪是一项技术，而技术需要磨练。一次，杨天一在午休时间过后说了句：“头疼”，招来张欣的责备。就着午休应不应该玩手机、到哪里都打盹的由头，母女俩开始争执。杨天一说，每当争执发生，自己第一反应是哭，第二反应是很讨厌对方，说难听的话让对方“滚”，第三反应是呼吸困难、胃疼。

母女俩的“对决”还在继续着。杨天一认为，张欣终究道歉了，但改得不彻底，而自己的伤口也还没愈合。

觉得压力大时，张欣想到自己也需要疗愈，毕竟唯一的支柱不能倒下。她几次到大理的网红景点“磻溪村s湾”骑车，一边骑车，一边整理思绪。儿时的回忆扑面而来。她想起早在自己小时候，就听惯了父母指责自己、评判自己，童年是不快乐的。这一次，她继续发问：“但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些不快乐从未让我释怀？”

两年前，张欣也到医院去看过心理科。那是两年前，自己独自带孩子，每天做两份工作，上午出门后，直到夜里十二点才能回家。出门前，女儿总是缠着自己要手机玩，像刚进入叛逆期，总想跟家长对着干。

有几次，她惊恐发作，像“坐在船上一样晕”。医院给她开了药，诊断为焦虑状态。成年人自救能力较强，她强迫自己安静下来，看书、听音乐，或者夜跑、瑜伽，把自己及时地拉回来。那时候自己脾气很硬，总要跟孩子“较出个高低”，孩子不听话就打。张欣觉得抱歉又纳闷，自己的情绪问题又来自何处？自己和女儿有一个共同点，心中都有创伤，该怎么往下走？

越追问，需要厘清的困惑越多，仿佛走进一个新世界。她第一次琢磨“原生家庭”、“抑郁症”、“创伤”这些心理学概念，上网搜罗资源。另一位在网上认识的家长推荐她去看一本书，专门讲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青春期的非暴力沟通》，书里有一点让她启发不小：“如果他不答应你的诉求，你不要生气，你不要去评判这件事情”。

另一位母亲李菁体验类似，她说，自己看到了更微妙的东西。在大理，伊宇总跟李菁聊到未来，他已经规划好，自己要出国读本科，在时尚领域深耕学习。伊宇认为这就是自己真正想走的路。他反思，自己这一代人不愁吃穿，生活质量不低，但却抑郁了。这或许说明，这一代人更注重精神上的满足感。当精神需求不被满足的时候，或许自己就会难受。李菁把儿子的需求理解为“对很多东西都有较高的追求”，比如音乐、饮食和时尚。

三月初，伊宇独自登上玉龙雪山山顶。受访者供图

怎样长大，也是杨天一在当下最在意的事情。她今年16岁，把头发染成红色，目标是找到热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成为很好的人。但她还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她对自己的要求依旧不宽松：“我成绩一般，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特长，所以还是要努力学才能走下去。”

在九月，杨天一打算回到学校。她找到一件可以让自己心情变好的事，是旅行。旅行能给人自由感，尤其对于像自己这样从小被严格管教的孩子来说。她赞同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对旅行意义的阐释：“就算过几天就得回去，依旧上班，依旧吵闹，依旧心烦，可是我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我的这本也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

三月初，张欣和李菁带着孩子去丽江旅游。四个人都带着氧气瓶登上玉龙雪山，伊宇体力最好，一直爬到顶峰，海拔4680米。登顶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山顶上只有不到十个游客，冷风呼啸，白雪皑皑。伊宇说，那一刻自己心情很好，感觉“被净化了”。

（应受访者要求，张欣、李菁、杨天一、伊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