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的八旗子弟和啃不动的铁杆庄稼，大清的福利政策反而成为牢笼

旗人是清朝维持统治的主要力量，但随着清朝入关时间日久，旗人的数量激增，一些身份低微的旗人开始生活困顿，

在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时的满洲八旗，汉军旗，蒙古军旗的总人数大概在八十万左右，他们分驻各地，都有各自的营生，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在清朝中叶天下承平日久，旗人的数量开始暴涨，道光年时，旗人的数量已经达到近四百万，在俸禄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一个旗人拿着清朝入关之初的钱粮要养一个大家族变得十分困难，

在雍正年间为了解决闲置旗人吃饭的问题，雍正下旨将闲散的旗人编为教养兵，也就是预备役的旗兵，每月发三两银子，可到了清朝末年时，教养兵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只能将每个人身上的银子再次分摊，道光年时这份月例已经变成了一两五钱，很多旗人只能寅吃卯粮，靠典当度日，当无可当之时有人被饿死家中。

为何旗人宁愿饿死也不工作呢？因为清廷祖制规定，旗人除了当差当兵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否则以从事贱业罪论处，这也让那些无官无职的旗人生活得十分困苦，

后来为了不被饿死，这条禁令也被旗人们自己打破，1840年后，当时驻扎在广州的很多旗兵白天当差，晚上就开始夹带私货做买卖，家里的女人们也都做些针织女红来售卖，或者他们把领到的禄米，盐巴都拿到市场上进行贩卖，换回钱后，买粗粮来填肚子，这样才能不至于在月末时挨饿，

广州天高皇帝远，当地的官员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北京的旗人们则被限制得更多，但为了生活所迫他们也只能放下身段，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都能看到旗人的身影，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就是正红旗出身，他的小说《正红旗下》将底层旗人的生活描述得十分到位，早上出门他们穿得十分体面，半路上换上破衣烂衫去拉车扛活，晚上回来又换回行头，和邻居打招呼就说自己刚从茶馆回来，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活法在当时的旗人中还是非常普遍的。

曾经祖上阔过的旗人驴倒架子不倒，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仍要摆谱，窝头得吃小的，大眼窝头咽不下去，咸菜必须切成细丝，粗了不吃，逢年过节好容易能吃回炸酱面，还得把肉沫匀出一半炒了，夹烧饼吃，

还有的家里妻儿老小都没有了嚼关，却还养鸟遛鹰，逛戏园子，抽大烟，他们这种摆谱堕落的行为也让很多有志气的旗人也很看不上眼，例如咸丰年间的军机大臣肃顺，他对同族的满人十分看不起，对他们是非打即骂，但对汉人官员则十分尊重，也正是在他的力荐下，咸丰皇帝才开始重用汉臣，后来肃顺被慈禧下狱押去刑场时，满大街看热闹的满人都大骂肃顺，喊着痛快，

光绪皇帝在亲政后，也对各级满人官员十分不满，他在给王士珍授职时，曾感慨，你要和旗人共事去了，他们都糊涂，你要有自己的主意啊，后来百日维新，他同意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就是要把那些老旧的满人官员剔除，所以遭到了强烈的反噬，也正是在这种自贬自贱，装腔作势中，大清国走向灭亡，这些旗人连最后的铁杆庄稼也再也吃不到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