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14年，耗尽半生只为了证明一件事，他就是民国告状王杨立贝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天下粮田》引起广泛关注，的确再也没有比粮食更敏感的话题的了，粮田不仅是国家的重器，更是百姓的命根。在民国时期，浙江有一位叫杨立贝的农民，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粮田官司。为了捍卫自己用血汗换来的粮田，他不惜一切去讨说法、打官司，最后弄得家破人亡、血本无归，欲哭无泪呀。

山岙来了外乡户

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家住浙江台州农村的农民杨立贝挑着箩筐走出了老家的村子。前箩挑着10岁的儿子，后箩筐担着一条破棉絮、一只锅子和破碎的杂物，妻子背着刚出生的女儿紧紧跟在后面，全家人离开了这个并不想抛弃的家。这一年旱灾、水灾、蝗灾连续袭击了这个贫穷凋敝的村子，为了讨个活路，杨立贝一家咬咬牙离开了家乡，到外地谋生。走了一个月，他们一家来到西天目山区於潜县（今临安县）藻溪镇的一个小山村。他们一家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早年移居的同乡，在同乡的帮助下，杨立贝在一个山坞里搭了间茅草棚，租了6亩田，一家人勉强安顿了下来，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6亩薄田，交了租子就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为了把生活往好里过，给几个孩子以温饱，杨立贝和妻子就费劲到山顶开荒种些杂粮。艰难的日子踽踽前行，妻子成了他的好帮手，啥都会做，平时除了操持家务，还养猪砍柴卖，有时也爬到山顶帮着丈夫开荒种田。就这样，日子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一年，两年，日做夜做，夫妻俩省吃俭用度过了8个春秋，家里的日子总算过得去，夫妻俩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那一年，杨立贝把大女儿给了人家做童养媳，换得80元聘金，夫妻俩商量了几夜，又卖掉了一头大猪，拼拼凑凑买进了4亩半田。第二年，他又把一间小草棚扩大为3间大茅屋。这样，杨立贝的日子日见起色，此时杨立贝50岁出头了。

地主恶霸欺负人

这年冬天县里办土地陈报，土地陈报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及抗战中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在实行田赋征实以后，土地陈报成为田赋征实的依据，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成为基层官吏的权柄和发财的工具。杨立贝所在的藻溪镇地主吴文执是村长，也是於潜县东区土地陈报委员会委员，有钱有势，正负责杨立贝这一代的土地陈报。吴文执看到杨立贝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就想找机会从中敲诈他一下。

这天，杨立贝主动到吴家来办土地陈报手续。吴文执却板起脸孔不许报，说他种黑田，开黑山，要拿出200块龙洋重买。杨立贝说他的田有买契，不能说是黑田，山上本是一块光秃秃的荒地，是他夫妻俩花了几年心血开垦出来的。吴文执不理，自觉着杨立贝是外来户，拍桌子大骂道：“我说不准报就不准报，你姓杨的有胆量就种黑田。”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杨立贝一次不行，忍气吞声去吴家求了三次，都被吴文执给顶了回来。邻居见了就劝他说：“你就活泛点心眼吧，凑些钱买一份厚礼送去，再说几句好话，也许他就给你陈报了”。杨立贝说：“地是我开垦的，我干嘛要给他送礼！”又去吴家陈报，吴文执见杨立贝一窍不通还是空手而来，坚持还不给他报上。杨立贝和吴文执争吵了一番，就气愤地离开了。吴文执看着倔强的杨立贝暗下决心要惩治他。

腊月二十三，杨立贝正在自家地里浇油菜，突然来了两个警察，拿着一张公文，逼他带着地价银去办理陈报手续。杨立贝赤着脚，跟着警察到了吴家。吴文执见他仍旧没有带钱来，也没有拿钱来陈报的意思，就瞪着眼说：“你不陈报，明天就不许再种那块田。”

负气告状到省城

杨立贝回来后越想越气，总不能眼睁睁地让血汗换来的土地被吴文执霸占去，怎么办？夫妻俩一夜没合眼，商量来商量去，决计去县里告状。杨立贝托亲告友，在於潜县城找了一个县党部的文书，花3块龙洋请他写状子。岂不知，这文书的顶头上司是吴文执的结拜兄弟，他既不敢得罪吴文执，又不舍得放弃这3块龙洋，就轻描淡写地写上几句杨立贝的话，后面写的却是悔过之词。杨立贝不识字，把状子送进县法院，竟被骂了一顿，不许他再来胡闹。在回家的路上，杨立贝更气了，告不准状，那4亩半地就不姓杨了，一不做二不休，到家和妻子又商量后，杨立贝连夜赶到省城杭州省法院去告状。

过了一个月，杨立贝和吴文执同时收到省高等法院的传票。开庭那天，杨立贝把吴文执不给陈报土地，却要重买才能陈报的事向法官诉说了一遍。法官问吴文执为什么这么做？吴文执傲慢地说要把杨立贝的黑田充公。这时，法官装腔作势地骂吴文执：“三次不给他陈报土地，这不是敲诈吗？无法无天。”当场扣押了吴文执，杨立贝一看以为自己赢了，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法院。

第二天早晨，杨立贝打算回家，拎着一个包袱，挟着一把破雨伞，走过吃食摊，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铜板，想买两个馒头充饥。正在这时候，他突然看到吴文执坐在一辆人力车上，还故意朝他笑笑，杨立贝心里一怔，昨天不是亲眼看见他被法院押了起来吗？他呆在路边思索了半个时辰，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恶霸报复打砸抢

杨立贝回到山岙的家里，提心吊胆地过了两个月。清明节前一天，他正在家里附近做秧田，突然有两个陌生人，自称是买鸡蛋的，走到他身边，问他杨立贝是不是在家？杨立贝是老实人，就说自己就是。问明白后，那两个人一招手，突然跑过来几个满脸横肉的打手，不容他开口，就拿出绳子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了一顿。杨立贝的妻子听到声音，带着子女赶来时，丈夫已经不省人事。这伙打手又冲进杨家屋里，东翻西砸，在猪棚里，看见两头100多斤重的肥猪，拿出绳子要捆走。妻子见他们打伤了丈夫，现在又要抬走自己的猪，这可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呀！气愤不过，拿起粪桶里的粪勺向这伙人头上浇去，淋得他们满头满身都是粪。这一下，更惹恼了这些人，他们用捆猪的绳子把她捆了起来，打得她嘴里、鼻孔里鲜血直流。正巧这天，大女儿回家探亲，见父母被毒打，忍不住骂了几句，也被这伙人用刀戳破嘴，女儿抱着小妹妹，带着弟弟没命地往后山跑，才没遭到毒手。

这些地痞流氓还把杨立贝反绑双手押往县警察局，并把杨立贝的妻子扔到河里。幸亏水浅，被邻居看见，救起送回家中。晚上，他们还不罢休，又放火把杨立贝三间茅屋给烧光了。小女儿受了惊吓，不断地吐黄水，没几天，悄悄死在娘的身边。

杨立贝在县警察局关了两个月，又被押到杭州省高级法院，训斥了一顿，才放他出来。杨立贝回到村里，见房子烧了，小女儿死了，受伤的妻子躺在床上，还有可怜的孩子，幸亏邻居帮忙才没饿死。杨立贝就觉着一股冤气，闷在胸里散发不出来，他难受极了。他想不通，难道天下就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一个做官的来管管老百姓的冤枉？日思夜想，他忽然想起了南京，那个被称为首都的南京，那里一定有人能替他做主。他和妻子盘算了几夜，决计卖了14岁的二女儿上南京告御状。

卖了女儿到京城喊冤

决心下定，可怜的杨立贝带了二女儿来到余杭，托亲友介绍，100块银元把二女儿卖给了那里农村一家姓蔡的做童养媳。父女离别的时候，杨立贝摸出30块钱塞给二女儿，哽咽着说：“这是你的卖身钱，爹用着心里难受，你留下些用吧。”遭受了种种苦难的女儿年纪虽小，可懂事多了，她哭着对父亲说：“钱，你路上要用，全拿去吧，只要到了南京把状告准了，我就是再苦也是情愿的。”

杨立贝辞别了二女儿，先走到了杭州，买了一块黄布，请测字先生在黄布上写了他一家的冤屈，把它背在身上。路人看到杨立贝身上披着的黄布状纸，都要注视一眼，围看的人多了，他就面靠墙壁站着不动，让行人看个仔细，在杭州住了两天，他买了一张三等车厢的火车票到了南京。

偌大的首都南京，人生地不熟，杨立贝可犯难了。有个好心人告诉他去法院告状不能用黄榜，要状子。杨立贝凭着自己的经验，找了一位年老脸善的测字先生，请他帮自己工工整整写了一张状子。第二天清早，他费了很大劲，才找到最高法院门口去递状子。门警却告诉他这里不管这些，杨立贝傻眼了，可是他一个乡下人哪里知道最高法院是不直接受理民事诉讼的，还是缠着两个门警央告着。门警见他这副穷样，说他是疯子，把他的状子掷在地上就不理睬了。他接连去了五次，每去一次，总要被门警骂一顿，最后一次，门警要他离开，不许再来胡闹。他不肯走，门警就用砖头向杨立贝头上砸，砸得他头上鲜血直冒。可怜的杨立贝真是哭天无门呀！

后来那位测字先生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到夫子庙附近院长公馆门口去喊冤。第二天清晨，夫子庙附近还是冷清清的，杨立贝就在院长公馆门口摊开黄榜，手捧状子，跪等院长出门，过了两个钟头，公馆的大铁门开了，两辆小汽车一前一后向门外驶来，杨立贝连忙手捧黄榜、冤状，不顾死活地向小汽车扑去。两个驾驶员连忙刹车停下，他忙跪在车前喊冤。从第一辆车里走出来一位穿制服的中年人，瞪着眼睛骂他找死。这时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中年人才接过诉状拿去给后面那辆车内的院长看。他们在车内说了几句什么，穿制服的中年人又走来对杨立贝说：“状子我们收下了，你回杭州去吧，我们有批示到那边去的。”杨立贝还想诉说什么，两辆汽车从他身边开走了。

也就是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杨立贝告状吴文执一案，随之也石沉大海。

杨立贝在南京告状的日子里，大儿子走了，听说是去当兵了。杨立贝的妻子和小儿子在家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几位同乡劝她离开藻溪出去躲避一下，她想也在理，就带着小儿子离开了藻溪。此时，号称天堂的杭州，这时已被日军占领，杭州的居民都往农村里躲，杨立贝的妻子却带着孩子来到了杭州。南星桥附近有一块穷人集居住的小天地，住的都是从外地逃来的灾民，简陋草棚，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北风吹，草棚周围尽是污水，她母子俩哪还能顾这些，就在那里占了一个窝。白天，跟着邻居的妇女和孩子们去拾垃圾，捡菜皮，满身伤病的妻子苦撑了一年，含恨离开了人间。

人间自有正义在

杨立贝在南京也呆不住了，带着失望，悔恨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在外地流浪了几个月才回到藻溪。没田没地，也没有房子，大儿子去当兵了，小儿子跟着母亲走了，但他还是坚信那块以血汗换来的土地姓杨，死也不肯离开这个小山坞，后来他打听到妻子和儿子在杭州南星桥，赶去杭州寻找，可已经迟了，儿子领着他到妻子的土坟前苦奠了一场，至此，他身边就只有这个15岁的小儿子了。为了给小儿子以活路，杨立贝把他送到余杭花亭寺做了小和尚。

杨立贝孑然一身回到藻溪小山坞，此时他已经60多岁了。开始，村里还经常看到他：头戴一顶大笠帽、遮烈日、挡风雪，手持一个粗竹竿，身后长年背着那张黄榜，村里人同情他、怜悯他、周济他……时间长了，村里人渐渐地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不久，杨立贝带着一条破棉絮、一张破席子，悄悄地离开了小山坞，夜宿凉亭古庙，日乞残羹冷饭，每隔几个月，他都要回村一次，站在他夫妻用血汗挣来的土地上呆呆地看一个时辰，嘴里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又悄悄地走了。

1949年5月，於潜县解放了，作恶多端的吴文执被人民政府枪毙了，杨立贝分到了土地、房屋，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子女。1954年杨立贝病逝于杭州，终年72岁。

1962年，杭州昌化越剧团根据杨立贝的经历排演了大型现代剧《杨立贝》，在上海演出后，引起了较大反响。

作者：刘永加

版权声明：本文由「鱼羊秘史」原创制作，并享有版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