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环境危机

文｜罗泱慈

自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欧洲、中东大部分地区、北非和亚洲地区均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各种生物因素和气象因素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是自人类文明以来最大的。其中最沉重的一击便是鼠疫。鼠疫暴发受到昆虫及啮齿类动物生态学周期的控制，在整个中世纪末期不断卷土重来。一旦时机成熟，跳蚤和鼠类便能将病原体传染给人。也许要理解14世纪和15世纪——这道中世纪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分水岭，关键是要明白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无助。

《瘟疫之王：黑死病及其后世界》

[英]罗伯特·S.戈特弗里德著

鹿妍译

后浪｜光明日报出版社

环境危机引发的一些变化实际上对社会是有益的。大多能从天灾中幸存下来的人经济情况都更加富裕。大部分欧洲西部的农民都从传统合约中解脱了出来。总体来看，整个欧洲都没有受到贫穷的无情吞噬。正是因为贫穷，旧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才疯了一样地野蛮生长。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过分强调这些灾难的好的一面。诚然，只有从后往前看才能发现灾难中还蕴含着机遇，这是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所看不到的。逃过饥荒的劫难或在流行病暴发后幸免于难者，从长期来看确实得到了不少好处，抑或人均收入有所提高，抑或家里添了几头牲口。但只需出手稍稍阔绰几次，或者只是办几场奢华的晚宴，这本就不多的富余就会被消耗殆尽。

更为重要的是，每一场鼠疫或是其他疾病来袭，都是令人脊背发凉、毛骨悚然、痛苦至深的经历。即便对于那些最为虔诚的人来说，审判之日都是潜伏着的阴魂不散的噩梦。

灾难、人口减少对于许多生命之花尚未开放便夭折的婴儿毫无益处；对那些虽然幸免却一直要活在丧子之痛中的人来说，他们的人生不仅毫无舒适感、安全感或幸福感可言，还要一直为下次灾难担惊受怕。

基于包括如上所述在内的种种原因，环境危机给中世纪晚期的人们带来的是暴力、焦虑和对生活的曲解，且其引发的道德危机自13世纪起愈演愈烈。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便是群体归属感。至少在理论上，那时的人们共享着同一种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齐心协力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没有所谓财产的所有者，但由更高的权威管理财产，而这一权威便是上帝。理论学家们指出，社会等级架构明晰，贫富差距明显。但人们普遍认为世俗生活是短暂的，如昙花一现。真正重要的是精神的永生，是上帝的救赎，是天国。这能帮助我们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禁欲主义能风靡一世。

对于群体集体田园牧歌式的想法自然从未真正实现过，就连修道院过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生活。约莫1100年起，社会中许多人(例如满心想着利润的商人和食不果腹的农民)，无论是僧侣还是凡夫俗子都开始渐渐倾向于其他构想，而冷落了集体观念。但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中世纪鼎盛时期旧集体世界秩序的是不断复燃的瘟疫、严重的饥荒和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恶劣天气。最终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世纪鼎盛时期的理想也跟着幻灭了。一直到19世纪，我们还能看到中世纪集体主义许多方面的影子。但从1300年左右起，这样的集体主义就逐渐分崩离析，同时发生的还有个人主义的兴起。而个人主义在诸多学者看来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总体来看，鼠疫(尤其是黑死病)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剧变，正如通俗诗歌所描绘的那样——“世界倒了个个儿”。这催生了一个有着新态度的新社会，有着层层权威阶级和交织的利害关系，有着各种财富来源。最重要的，是有新的思想观点。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历史时期如中世纪晚期一般变幻莫测。

学界一直认为黑死病的影响——这场最具颠覆意义的生态事件的影响，可与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确实不假。但黑死病因为在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中屡屡暴发地方性流行病，再加上十分不稳定的气象模式，给社会带来了更多质的改变。各种文明的发生发展都是复杂的制度、文化、物质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倘若把这些基石移走，文明大厦必将轰然倒塌。中世纪晚期的环境危机致使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全都没经住突如其来的考验。整体来讲，传统标准似乎已经不再适用。这天灾人祸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其影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单基于此，黑死病都将名副其实地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生物环境事件，是西方文明中最重大的转折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