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处置得当，但认知不到位，导致大清日渐衰落

大清王朝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崩逝的第十五天，权臣和珅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被嘉庆帝诏令自尽。

一、权臣和珅被杀的原因。

和珅被杀的原因，说法众多。究其根本，择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和珅“富可敌国”，其所聚敛的财富，估值约有八亿两白银之巨。将其扳倒，可以缓解嘉庆面临的财政压力。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是这个意思。

其二，为了缓解“官逼民反”下的农民起义（白莲教、天理教等）等官民之间的矛盾。

其三，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嘉庆曾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怀疑和珅蓄意谋反，所以要除掉和珅。当相权威胁到君权的时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不过，嘉庆帝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杀十五年之后，大清国使馆将编修的《和珅列传》送呈嘉庆帝审阅。嘉庆帝见其记载简略，且只记录了和珅的一堆官阶履历，很不满意。

于是，嘉庆帝朱批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三十年，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贪婪专权，才不得不加以重罚。

二、“和珅现象”产生的根源。

一等忠襄公、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是乾隆朝的权臣、宠臣，而且是乾隆帝自始至终都非常信赖、赏识的臣子。

和珅的帝王恩遇之隆，历朝历代罕见。他一生专（兼）任过众多要职，如曾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

就当时的乾隆皇帝来讲，围绕在他身边的后妃、太监、皇子、朝臣等四种人中，后妃、太监不能代他处理军政要务，也不能陪他和诗品画；与皇子得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节外生枝，出现“觊觎大位”等伤感情的事；大多数朝臣不能曲意奉迎，时时取悦于自己。但是，和珅可以把这四种需要集于一身。

于是，和珅成了后妃、太监、皇子、多数朝臣不能取代之人，有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因此，既喜爱又依赖他的乾隆皇帝，遇事替他撑腰，经常予以褒奖，自然就是情理中的事。可以说，离开了和珅，乾隆帝可能就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了。

由此可见，和珅一类人物的存在，是封建帝王高度集权专制的必然。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别人的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这样的人。

高阳先生认为，和珅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力度。客观地说，和珅的出现，主要责任人就是乾隆皇帝。

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和珅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个案，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叫做“和珅现象”。

和珅这样一个“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待卫起步，三十二岁就成为军机大臣。之后，更是青云直上，富贵多多，乃至登峰造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探究的问题。

三、嘉庆帝对“和珅现象”的认知。

能果断迅速、宽严得当地惩处和珅，没有株连相关人员，没有将事态扩大化，这是嘉庆帝的睿智之处。

但是，嘉庆帝只把和珅当做个案处理，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没有从自身找原因，没有充分认识到“和珅现象”的制度性根源，进而去解决、去变革。

结果，滋生“和珅现象”的制度土壤依然故我，以致百官腐败日益加剧、大清王朝日渐衰退、没落。

嘉庆帝在二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虽然在努力地解决“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也在一步一步的陷入更深的危机。“乾隆盛世”下的危机，到了嘉庆朝日益深重，到了道光皇帝时期，则使大清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

“和珅现象”的产生，以及嘉庆帝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处置，既揭示了嘉庆帝治国理政能力的欠缺，更昭示出封建帝王专制，由于自身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弊端，故难以摆脱走向衰亡的命运。

主要参考文献：《清史列传·卷三十五·和珅传》、《乾隆起居注》

《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