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涉肃顺，不倒；节制四省军务，请辞，真是把官当明白了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镇压太平军，可是始终未能如愿。

为此，清政府颁行了奖励团练的旨令，力图通过各地的地主武装协助官军打击、遏制，乃至消灭太平军。于是，咸丰二年11月，曾国藩奉清政府之命到湖南办理团练。

一、肃顺倒台，曾国藩仕途依然。

在办理团练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功绩、作用不断得到清政府的认可。

清政府的正规部队江南大营崩溃后的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清政府委任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仅仅是“署理”。后在肃顺的竭力谏言下，清政府于当年六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而且加钦差大臣头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于肃顺的鼎力举荐，清政府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让他统领湘军。

曾国藩得知有关情况后，以其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赏识、推举没有任何表示。

当咸丰帝去世，慈禧、奕发动“辛酉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却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只言片语，这引发了慈禧的赞叹：“曾国藩乃忠臣”。

二、奕当政，曾国藩节制四省。

政变后不久，奕就奏请两宫太后，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的军务。

奕如此作为，一则是想表明新政权对曾国藩的信任，比肃顺当政时的咸丰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肃顺虽然推重“湘贤”，但又同时设立江南、江北大营以分湘军之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完全由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

这说明，朝廷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充分挖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的巨大潜力。

二则是认识到了太平天国的严重危害性，大有倾覆大清王朝的可能。

当时，太平军占据江北重镇庐州，与捻军协同反清。而且，洪秀全正全力向财富之区苏、浙进犯。在早已占领苏州、常州的基础之上，后又相继攻克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的吴淞口、松江等地也已警报频传。

此时，湘军虽已占领安庆，但整个形势仍不容乐观、十分紧迫。如果前敌各军不能做到团结协作、凝心聚力，不改变以往各自为政、互不救援的恶习，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清政府诏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也就是授予他前敌指挥大权，给予他军事上的机变处置权。

三、太后严旨，曾国藩“勉强”受命。

尽管曾国藩对朝廷此举非常认可，且为了有效抗击太平军早就图谋此权限，但真接到朝廷的圣旨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朝廷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并郑重其事地申明理由，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

曾国藩是理学家，洞察现实；为官多年，熟悉清廷的人事运作规制。他知道，大清王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严防死守，有着明确地任用限制。大清开国以来，汉族官员职任巡抚、总督的有，但掌控重大军权，乃至身兼四省军权者还没有。

“权重足以致祸”，曾国藩对此有着深刻地理解。但清政府为了表明对他的破例倚重，令其感恩图报，全力以赴地剿灭太平天国，收复大清王朝半壁江山，在奕的奏请下，两宫太后断然钤发上谕：“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并严令曾国藩不得再请辞。

至此，曾国藩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军权。但同时上奏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尽忠报国，每隔十日奏报一次军情，以免“朝廷谨念”。这样，曾国藩把自己的“诚惶诚恐”、和顺恭谨一并“上奏”给了清政府。

得让人家用着放心啊！因此，曾国藩说：混迹“官场”，行走“仕途”，“不能不自省、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