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晚清王朝中的权力矛盾，主要有哪些？

1895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朝政治结构中存在的权力矛盾对清王朝战争决策和走向产生了关键影响。

由于清王朝在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始终没能解决光绪皇权与太后政治权威的矛盾，围绕权力的斗争使中枢战时决策极为混乱，保守派与清流派的权势斗争随战事的发展愈演愈烈，满汉民族矛盾与派系斗争也在干扰着人事任命和军队作战。

甲午战争前的“甲申易枢”，强化了慈禧在王朝中枢的核心地位，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王朝中枢的权力斗争问题，太后－皇帝二元权力格局导致了结构性的权力矛盾，保守派的后党与激进的帝党清流派围绕政治权力展开激烈争夺，中枢机构陷入长期的内耗。

1889年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表面上归政于光绪，实际仍不忘揽权。

在慈禧太后周围仍然围集着一大批官僚，并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

帝党势力则以位列朝阁的清流派为代表，清流派大多以科举出身，位在中枢的京官为主，他们秉持以儒家经典理论为基础的行事理念，坚持以传统道德标准处理外交事务，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并弹劾和抨击妥协官员，对内同后党争夺朝局主导权。

光绪帝亲政后，清流派逐渐成为帝党的主力军，这一派以帝师翁同龢为核心，帝后两派势力一直在围绕政治权力的归属而争斗不止。

帝后矛盾随着甲午战争的进行而不断升温。

开战伊始，帝党极力主战，光绪帝一方面“意欲越武国门外”，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甲午战争掌握实权，树立起自己的政治权威。

太后则一心想过好六十大寿，无心作战，并留有“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之言。

帝后两党战和政策不一，使得清军在开战伊始便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牙山战役，作为甲午战争中的第一场陆战，最终以清军的失败告终，其正是由于清政府内部的战和不定而造成的。

在牙山战役前的争论中，帝党所代表的主战派频繁上奏，抨击李鸿章的避战政策，称他“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

帝党批评李鸿章不全力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主战派虽然极力主战，然而却并没有开战的具体方略，大都是附和光绪的主战态度而已。

主战派对主和派对日妥协的批评在战争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党在压力之下颁布了上谕对日宣战诏，但这并没有动摇后党的实际政治权威，其求和态度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而作为慈禧太后的心腹、掌握军事实权的李鸿章，仍然秉持不开战，避战调停的方针，虽然朝廷屡次颁旨催促速速备战，不可“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但李鸿章仍然借口海军“战舰过少”，陆军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或“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分力，断难抽调远役”拒绝增派援军于朝鲜，使清军丧失了宝贵战机。

中枢权力的斗争让战争决策效力大大下降，让前线的军事行动迟迟不能进行，陆攻海守的战略方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变成了陆海均守，清军最终错失了在朝鲜战场的主动权。

专制制度下的王朝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对政治权威的维护更甚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

甲午战争后期，随着前线战事的愈加不利，主张议和的声音越来越强，主战派和主和派对政治权势的争夺也越发激烈，激进的主战派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后，并在奏折中含沙射影的抨击太后的议和政策，“亦有直接提及太后者，皆旁敲侧击，委婉讽劝，以反语称太后之必不主和”，这在慈禧看来无疑是对其政治权威的威胁，其后，太后谕旨罢黜帝党的奏事官文德兴、御史安维峻，贬光绪帝珍瑾两妃的行为使得光绪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加深，主和派对主战派权势的打压也成为慈禧太后稳固其政治权威地位的主要手段。

在面对战争需要团结一心、集中统一领导的条件下，中枢的权力争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无论是帝党主战还是后党主和，在战争的态度、战略部署上的分歧是表，对权势的争夺是里，两派之间的相互掣肘和争斗，通过战争中的具体政策而展现出来，前线战事的节节败退更加剧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分歧。

中枢的权力斗争使清政府始终无法形成凝聚力，在涉及战争发展的关键环节上无法达成一致，给战争的走向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满汉矛盾是影响王朝中枢权力运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清王朝长期实行的是“满汉分治、以满驭汉”的民族政策，满汉矛盾由来已久，虽然其间统治者作出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但这一结构性矛盾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清政府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允许一部分汉族官僚集团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同时不忘采取各种举措限制和防备汉族势力集团的发展，生恐其权势威胁到满族统治。

首先，满汉矛盾对甲午战争前的国防建设布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满族亲贵对汉族官僚的防范和猜忌始终存在，在官位上，李鸿章虽然位列内阁首辅，但至终也没有进入军机处，“李鸿章等又绝不可能进入满清统治集团之核心中，以相与统筹全局，合作无间者。

反之，苟因自强工作之推进，而使淮军或某一系汉人势力因而独盛，则自当时满清统治集团之立场言，其威胁固不下于外患，甚且过之也”，可见满清贵族颇为忌惮李鸿章的势力。

在军队的资源支持上，满洲贵族通过削弱北洋海军经费来打击李鸿章地位，在满洲贵族眼里北洋舰队便是李鸿章的私人财产，北洋海军成军后未再添购舰船，户部停拨海军经费与限制李鸿章权势有着极大的关联。

其次，满汉之防对战争中的军事调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对一心维护核心权势的满洲贵族来说，对比起消除外患，控制汉族官僚，防范汉人军事势力、保证满族地位，维护皇族专制统治无疑更为重要。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虽然依仗李鸿章的淮军作战，但仍然对他心存猜疑，满族亲贵甚至希望通过利用日本打击李鸿章军队，削弱李鸿章政治资本，从而改变汉族大臣权势过大的趋势。

例如在战争中满人扎拉丰阿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就提到：“近接神机营驻扎山海关防营人来云，神机营兵队方到关时，即接直隶总督文札，特委派候补道一人、提督一人专办总理防营营务处事务，奴才闻知，不胜骇异……然则神机营旗兵若无北洋人员震慑，岂遂成无纪之众，而原派全营营务各员均为庸碌无能者耶，倚势弄权，莫此为甚”，在它看来，李鸿章对神机营并没有统辖权，而派遣官员的举动是十分可疑的，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光绪帝对李鸿章和其所属的北洋系进行进一步约束和控制，这充分暴露出满洲贵族对汉人势力的防范。

再次，满汉矛盾也导致军队之间互不隶属互不相助的问题，由于满汉军队界限分明，在作战中难以互相配合，旗兵瞧不起汉兵，满汉军队互相敌视，在满人看来只有旗兵才能信任，而汉军部队则需要在监视下才能得到派遣。

受派系利益的考虑和民族偏见的影响，清王朝的军队调度困难重重，致使在同一作战方向上的清军不能有效协同作战，例如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城战役中，清军五次反攻均以失败告终，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便是满汉军队难以协调一致，军队心志不齐，满汉军队缺乏互信。

满人将领依克唐阿曾“令老湘营攻唐王山，约待午正，必以六营至山下接应。”然而至进攻之时，“日已正午，依、长两军只有探马四匹渡河而已，老湘营乃不得不退矣”。

清军内部满汉将领矛盾重重，长顺在写给荣禄的信中便提到满汉将领之间的矛盾问题：“遇有战事往往观望不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此为通病”“盖多一主将之人，增一牵缀之处，遇事仍不能融合一起”。

满汉军队之间的矛盾让战局本就不利的清军作战能力更加薄弱，军队不能协同配合，更难以完成既定的军事任务。

政治斗争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慈禧太后掌权的清王朝的中枢权力矛盾斗争表现为权力斗争－平衡政治势力－掌控最高权力的动态特点，中枢权力结构的二元性使中枢内部政治斗争成为中枢的政治常态，对王朝中枢决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权力争斗使保守性政治决策取代了进取性的政治决策。

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利用保守派遏制革新派的势力。

保守派以对朝廷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而反对洋务运动，而洋务派又因对慈禧太后的个人效忠而开展革新。

在两派的斗争中，拥有绝对政治权力的慈禧太后便能够从中坐收渔利，平衡各派政治势力，达到其掌控权力的目的。

甲申易枢，慈禧通过打击恭亲王奕，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权力中枢的地位，然而这一举动却并不意味着有相应能力的人替换奕的位置，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固然有利于加强皇权的集中，然而慈禧太后的资质和经验却并不能使她取代奕在决策系统中的关键作用，这一事件削弱了恭亲王的政治威望、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力。

虽然慈禧的权力得到绝对的稳固，却也对清王朝的政治决策带来了不良后果，它使清王朝从此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核心。

在经济政策方面，慈禧作为最高政治决策者对权力的驾驭能力更甚于她对国家政策的决断能力，与管理国家事务，拟订国家现代化改革的规划相比，她更热衷于通过掌控绝对的权力来左右各派政治势力，确保其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

因而在决策上，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后党势力更倾向于保守的改革政策，一方面通过承认洋务派的改革来笼络地方督抚势力，以保证督抚们对太后的绝对忠诚，通过洋务运动进一步强化其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又谨慎的加强权力控制，平衡洋务派的权势，利用保守派加强专制主义王权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保障洋务运动在这一意识形态框架下运行，使得洋务运动的改革范围十分有限。

此外，由于洋务运动缺乏中央层面的持续推动和支撑，最高统治者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洋务运动巩固王朝的统治地位，掌控权力，而并非是通过系统性的改革来改良制度、发展经济。

其次在战和政策方面，政策考量的标准是以能否巩固政治权力为核心而并非维护国家利益。

首先清流派势力作为光绪帝的“喉舌”力主抗争到底，清流派官员由于大都是言官御史和一批皇帝近臣，对前线战事的实际了解程度远没有李鸿章清晰，在对日开战的决策中，这些清流派自傲且轻视日本，在光绪皇帝面前力陈天朝必胜，推使不明清军真实战力的光绪帝作出激进的战事决策，这与太后瞻前顾后的战争态度并不相吻合，而对于了解前线真实情况的李鸿章来说，一方面他确实了解日军战力大于清军，不愿意在毫无把握的大战中消耗自身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在政治上倾向后党，主张外交调停的策略，这使他遭受到清流派的竭力攻歼，对前线的作战指挥和士气带来严重干扰，战事决策也在派系势力的相互斗争中被不断更改着。

王朝的战争决策依赖于中枢权势的此消彼长，这大大降低了决策本身的科学性。

开战之初，由于丰岛海战北洋舰队的首战失利，这令盲目自信的主战派非常愤怒，攻击矛头都集中在李鸿章和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身上，而且北洋海军一直未能如朝野预期的那样有所作为，朝中对北洋舰队和丁汝昌的弹劾上奏不断，光绪帝严旨北洋舰队出海搜敌：“应令海军各舰逡巡固守，遇有倭船前来，即行奋击，不得稍有疏失”，黄海海战的爆发是李鸿章在光绪帝严令下的被迫出战，舰队在并未做好充足战役准备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展开了遭遇战，黄海海战的失利使北洋舰队的实力受到很大损伤。

经此一战后，北洋舰队便不敢再主动出击。

清中枢高层对于战争的走向和决策无全盘筹划，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上的脸面和权势利益，他们既不了解北洋海军的真实情况，又对日本海军的实力和战略企图知之甚少，在此前提下，皇帝的战事决策只能被激进的主战派裹挟，而最终以惨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