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与南汉“交情深”，为何给南汉起“月季花王朝”的外号？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奇葩”的王朝：它曾经要求中举者做官必须先“净身”（阉割）；它的君主昏庸暴虐，宠爱波斯女子，只任用宦官和女官；这就是五代十国中偏安岭南的南汉国。

南汉王室刘氏一族原本是唐末的封州刺史，公元907年刘隐接受后梁赐号，但是在公元917年其弟刘岩【他最开始叫刘岩，改名为刘陟（zhì），又改回刘岩，之后改为刘龚，最后改名成了霸气的“刘龑（yǎn）”】称帝，国号“大越”，不过次年就改为了“南汉”。

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家刚好姓刘，想搭上汉代刘姓的顺风车为自己正名。不过，“大越”这个名字更好的表达了这个国家的实质：其主体民族基本是土著的越人或者北方人与越人的混合，主要领土相当于今天的两广和海南岛。在当了四代皇帝后，于公元971年被北宋所灭，享国54年。

一.南汉王室的血统之谜

不过，关于这个王朝，大家最感兴趣的争论却是其王室的血统：学术界有三种说法，一是传统说法，祖上河南上蔡，是中原人；第二种说法是说他是本地土著，是越人；第三种说法则说他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有阿拉伯血统）。想必大家看了这三种说法之后一定对最后一种说法最感兴趣，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个观点。

l是阿拉伯人吗？

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宋《北梦琐言》提到北方贵族韦宙准备把侄女嫁给南汉王室的祖先刘谦时，其家人阻拦，称其“非我族类”；清《南海百咏》描述末代君主刘鋹的铜像时说雕像惟妙惟肖，而《恭岩扎记》称其“番鬼是也”。

此外唐代曾经赐阿拉伯人以“刘”姓；而《清异录》卷上云:“刘银昏纵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脂而慧艳,善淫,曲尽其妙;帐婴之,赐号媚猪。”。

而众所周知，广州【古称番禺】自古以来就是胡商群聚的地区，唐朝时更是如此。还有一个证据，则是说阿拉伯人称南汉为“月季王朝”。

上述这些理由本身似乎都不太强，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小众的观点，一个最明显的不合常理之处就是南汉官方信奉佛教而非伊斯兰教；此外《南汉书·后主本纪》记载刘鋹外貌“体质丰厚，眉目俱疏”，显然不同于《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的阿拉伯人“男子鼻高，黑而髯”的特征。

l土著或者是北方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他们是本地土著，其理由显然也是上面那句“非我族类”，此外南汉皇室有同姓通婚的习俗以及独特的墓葬习俗。不过这些证据似乎只能说明他们在“文化上”不是北方人，那么血统上怎么讲呢？

根据出土文献《刘华墓志》和《天皇大帝哀册文》似乎都支持了传统的说法，即南汉皇族来自北方人。实际来看，这个问题仍然是有争论的，南汉王室恐怕最有可能还是被当地土著文化同化了的北方人。

不过讨论了这么多，如果说南汉王室是阿拉伯人这种观点不太可信的话，那么“月季花王朝”这个称呼是怎么回事呢？这就需要我们来看一看历史中的海上贸易和月季花在这其中的角色了。

二.阿拉伯人与南汉

从前面南汉的那些“奇葩”之处以及后人对南汉王室身份的怀疑我们就可以看到，南汉这个国家似乎和阿拉伯人有很多联系。这很显然和海外贸易有关。

l广州港的阿拉伯商人们

南汉正是10世纪的国家，此时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正在走向分崩离析，但是阿拉伯人却比以往更加活跃地出现在印度洋上的各个港口。唐朝时候的“大食”（即阿拉伯人，来自波斯语Tazi）商人频繁前往番禺等港口。在波斯湾的尸罗夫（Siraf）城发现的唐代钱币证实了这种长途贸易网的发达。

唐末时期，内地虽然动荡不安，但是岭南地区还是相对稳定：“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

然而根据阿布·赛义德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唐末的黄巢起义攻入番禺，“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阿拉伯）开往中国的航路已经绝迹”,“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

不过，实际来看动乱似乎持续时间并不太久，可能是中国船只在到东南亚的航程中起到了替代作用，据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马苏第（Massoudi）记载。

自中国动乱后,阿拉伯船不直接驶往中国，两地商舶,会合于中间的吉兰（Killah，今马六甲海峡附近），故想去中国的商人在吉兰等候,乘坐中国船而向广府。可见中国商人也希望能够沟通海外，提供船只给阿拉伯商人乘坐。

南汉因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所谓“府库充实，边境无虞”，因此能够恢复与南洋的外贸关系。

l南汉：一个海洋国家

根据史书记载，南汉王室祖先刘安仁“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复迁番禺”，之后“因家岭表”，也就是说刘氏原本就是商人家族因为商业方便而迁居岭南的。

早在唐末期间，刘隐就积极经营广州，“十一月，金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dàimào）器百余副，及香药、珍巧”等于梁，以结好梁帝，巩固实力。在刘岩统治期间继续进贡名义上的宗主后梁，后梁遂以刘岩为“供军粮料市舶等使”，可见后梁也认可南汉海上贸易的繁荣。

南汉继承了唐朝的市舶制度，也有市舶使、押番使等官职。在对待海外商人的态度上，后主刘鋹迎高僧文僵骸骨于宫中，“许群察士庶、四海番商人内廷，各得赌礼”，可见国君对待海外商人是非常礼遇的。更不用说后宫中受宠的波斯女子了。

此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岭南屡次出现“钱荒”，唐代发行的货币已经不足，因此南汉还多次铸币应对。而岭北政权经常眼红南汉之富裕，甚至有许多海盗掠夺南汉官船。

有趣的是，南汉从第一代刘岩建国当年，到末代刘鋹，都曾经封祀过南海，可见一国之君们也很清楚他们能够骄奢淫逸（许多后世史书都认为南汉以奢侈亡国）的物质基础是来自哪里。而南汉灭亡当年，宋太祖即于“六月葵西，遣使祀南海”，无疑也是直接继承了南汉原本的做法。

三.阿拉伯商人与“月季花王朝”

从上面可以看到，阿拉伯人对于南汉这个国家是很熟悉的，对于广州港同样也是很熟悉的。那么月季呢？为什么阿拉伯人会那么关注月季这种植物，以至于用它来为一个王朝命名呢？

l月季：花卉中的宠儿

月季，学名RosaChinensis，也就是“中国玫瑰”。实际上它是蔷薇属的植物，因此和玫瑰以及蔷薇的确在生物学上都是近亲，古人对这三者虽然有区分，但是实际也常常混用。

简单而言，玫瑰香气重，可入药；而蔷薇是开在灌木上的。最早提到“月季”这个名字的，是北宋“红杏尚书”宋祁（qí）著《益都方物略记》：“此花即东方所谓四季花者，翠蔓红花，属少霜雪，此花得终岁，十二月辄一开。”。

这里就点出了月季最根本的与众不同之处了：花期极长，月季也由此得名。李白《赞月季》诗云：牡丹富贵为春晓，芍药虽盛只初夏。只有此花开不怨，一年独占四时春。也是称赞其花期极长。

赵汝适《诸蕃志》载"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时蕃使蒲歌散以十五瓶效贡。”。更明确的记载则是《新五代史》之《四夷附录第三·占城》:“（后周）显德五年(958)，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甫词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

可见阿拉伯人出口的玫瑰水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而阿曼出土了南汉南海官窑产的彩绘瓷盒，更是直接证明了阿拉伯人和南汉之间的贸易。

14世纪是阿拉伯韵文中提到：“油玫瑰5月绽放。从5月6日即春节架起蒸锅之日起，直至5月末，油玫瑰在锅中翻滚。”，而9世纪的巴格达的哈里发皇宫中，每年要消耗3万瓶玫瑰油在各种奢侈的场合。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至少此时期的伊斯兰世界的玫瑰产业称得上是“工业化”规模，能够稳定提供如此大的产量；也说明当时阿拉伯世界玫瑰是如此普及。阿拉伯人称玫瑰是“百花的苏丹”，而红色的蔷薇“象征着安拉的伟大”。

l阿拉伯人与月季的相遇

可以想见，如此嗜好玫瑰的阿拉伯商人，看到了中国人所钟爱的月季——“中国玫瑰”，必然是欣喜若狂的，因此也就难怪会用这种花儿来为他们常常打交道的这个国家命名了。

阿拉伯人钟爱的大马士革玫瑰是极少数适合提炼玫瑰精油的蔷薇科植物之一，也是其中精油品质最好的。而中国月季虽然没有大马士革玫瑰的倾世之香，却独占漫长的花期，常开不败。可谓各有千秋。

而番禺（广州）港正是月季盛开的地方：几百年后欧洲人是在广州港发现了中国月季，并将其引入欧洲的。想必，南汉的王宫中也一定栽培着许多美丽的月季吧！

可见，小小的月季见证了一个曾经繁荣的海上贸易国家。

参考文献：

《新五代史·十国世家》

《诸蕃志》

《中国印度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