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季的一天清晨,在北京城最繁华的长安大街上,浩浩荡荡地驶过来50多辆马车。它们一辆挨着一辆,每辆车上都堆满了一个个大麻袋,算起来总共有8000多个,引来无数路的驻足观看。马车队从紫禁城出发,
1922年夏季的一天清晨,在北京城最繁华的长安大街上,浩浩荡荡地驶过来50多辆马车。它们一辆挨着一辆,每辆车上都堆满了一个个大麻袋,算起来总共有8000多个,引来无数路的驻足观看。
马车队从紫禁城出发,往西行进,负责押运的是同懋增纸店的两个老伙计,麻袋里的东西将被运到河北的两个造纸厂。
老百姓们交头接耳,相互窃窃私语,都这车上的东西是这家纸店买来的皇宫大内档案。
大内档案是皇家的机密档案,就连翰林院大学士一辈子也很难看到。这么重要的档案,怎么会卖给一家纸店呢?
历史博物馆神秘的交易
同懋增纸店,在老北京城老字号云集的西单路口,这家的买卖非常红火,来往的顾客非常多。
1922年6月的这天上午,同懋增纸店里忽然走进来一位肥头大耳的顾客。一个眼尖的伙计马上认出来,这是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傅主任。伙计赶快把他请到里间,并找来了纸店老板程运增。
历史博物馆跟同懋增纸店一直都有往来,傅主任也经常会来这里买一些账本办公用品之类的东西。
因为是老主顾,程老板对傅主任很热情,把他让进会客室落座,倒了杯茶水。
傅主任坐下后,直截了当地:“程老板,我今天来不是买东西的,而是要卖给你一大批清宫旧档案,价钱是4050银元。”
程运增一听,摇摇头,他不想买,因为这个总价太高了,总量也太大了,他以前从没买过这么一大批的废纸。
看到程运增很为难,傅主任:“程老板,这可不是一般的废纸,里面有很多东西将来可以卖个好价钱!你放着这笔生意不做,将来总有你会后悔的时候!”
程运增有点无奈地,“我知道这笔生意有赚头,可是我资金不够呀。 ”
“犹豫什么,去借嘛。”傅主任。
程运增心里盘算着:“一次拿出4000多银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钱足可以在京城最繁华地带买下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了。可是这个到手的肥肉又不能扔了。”于是他同意买下。
程运增跟朋友老金借了部分钱,这样就用4050银元买来了这批清宫档案。这批档案装在麻袋里,共有8千多袋,大有146000多斤重。
如此大量的档案,同懋增纸店小自然是放不下的。于是,程运增除了在店里存放一部分外,另外还租了善果寺各大殿和配殿,用作临时仓库。
安顿好后,程运增就吩咐伙计把麻袋一个个卸下来,先筛选。没价值的浸上水弄湿了装上大马车运往唐山造纸厂和定兴造纸厂去化桨。有价值的挑出来卖给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里面的字画店。
三倍高价买下15万斤废纸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文化街起源于清顺治年间。当时,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琉璃厂因为是在外城,所以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后来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迁到这里,吸引了各地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
这些书生住在这一带,因而形成了较浓的文化氛围,逐渐成为有名的古玩、字画的交易场所,平时市井小民、富商巨贾没事都爱来这里逛逛。
这天,一个叫罗振玉的天津古玩家来到琉璃厂。他在一家卖字画碑帖的摊床前停下脚步。
这家店铺光顾的客很多,罗振玉信步来到店中,一眼看到摊床显著位置摆放着明代洪承畴的揭帖,还有朝鲜对中国进贡的贺表。他眼睛里立刻露出极度的惊讶:“这些存放在故宫里面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琉璃厂地摊上呢?”
罗振玉是清朝的遗老,他平时爱好收藏,曾被清廷聘用专门鉴定文物的官员。
罗振玉马上找来自己的孙子罗随祖,让他联合几个一起到琉璃厂查访,最后得出的结果是这些古董来自于同懋店纸店。
于是,罗振玉立即和老友金梁等一起敲开了同懋增纸店的大门。二找到老板程运增之后。罗振玉提出,要看看他从历史博物馆进的这批货。
程运增告诉他除了部分已运往河北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档案堆放在同懋增的库房里。
罗振玉和金梁就跟程运增来到仓库,看完这些档案后大惊失色。他知道这些档案都是历史文献,有重要的价值,一旦化为纸浆,就什么都没了。但如果他不出高价钱,程老板是不可能答应的,商是为利,只有出高价才能感动他。
罗振玉虽然有钱,但一下子拿出12000银元,这不仅需要自己全部的积蓄,而且还需要借一部分钱。于是他向老金又借了一笔钱。
然后,罗振玉对程运增:“掌柜的,你马上派去追回,只要把这些货物运回来,我付给你三倍的价钱怎么样?”
程运增一听立刻兴奋起来。当初,他购买这批档案时,曾想到能发大财,但是万万没想到发财来得太突然。这笔大财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这转手就能赚到两倍的价钱,何乐而不为呢?他当即答应下来。
程运增一面为自己当初正确的赌注感到窃喜,一面马上派两个心腹伙计去追回运出去的大宗货物。
当这两个伙计得知这批废纸是宝贝时,眼睛直冒亮光,他们马不停蹄来到唐山造纸厂和定兴造纸厂把货物追回来。就在返回的途中,这两个伙计盗取了几百多条麻袋档案,最后运回来的只剩下7000多麻袋,重15万斤的货物了。
货物到家后,程运增立即通知罗振玉来提货,并得到了12150块银元。
可是交易后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在社会上沸沸扬扬传开了,这时候,纸店老板程运增才明白,在他眼里的这些“烂纸档案”原来都是宝贝。
程运增后悔地叹息:“我这做生意的太傻,不懂这些‘烂纸’原来是宝。 要早知道,不卖,该值多少钱哪! 是我命里没有发财的命, 把这便宜让给了罗振玉、金梁他们, 真气我了。 ”
五百年的大内档案为什么会被出售
程运增从历史博物馆买来的8000多麻袋档案,五百多年来,它一直存放在紫禁城的内阁大库中,为什么会被当废纸出售呢?这得从内阁起:
内阁是皇帝的办公厅,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皇帝颁发的政令都由内阁传达下去。
因此,这些奏章文书都存放在内阁大库中。长年累月,已经堆积如山。
内阁大库共有两大间房子,一名红本库,一名实录库。皇帝批过的奏本、奏章、题本、外国表章、历代的科举考试卷子等等文件都分别存在两个内阁大库里。
内阁大库存放的是最珍贵,最机密的档案,如此机密、如此重要的大内档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其流散到宫外呢?
1899年,大清朝已经摇摇欲坠,这一年,整个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故宫这座城居住过历代明清帝王的宫殿,经历500多年的风吹雨,很多房屋已经年久失修了。东华门附近的内阁大库就出现了严重的渗水现象。存放档案的房舍绝对不能渗水,于是内务府决定修缮,不料还没开工,八国联军就攻入了北京,对皇城等地大肆掠夺。
面临着八国强盗林弹雨的威胁,修缮内阁大库的也只能搁浅。结果这一搁就搁了近10年。
一晃到了1909年,年仅三岁的清朝最后一位小皇帝溥仪登上了皇位。
当时去世的光绪皇帝没有子女,慈禧就立了光绪的亲侄子溥议为帝,让他的弟弟载沣监国。
刚刚被封为摄政王的载沣想查阅清初摄政典礼的档案,以便举办一个风光的就职大典。于是就派几个官员来到大内档案仓库。
这些官员在大库内遍寻,就是查找不到所要的清初档案。醇亲王很不高兴,当即拉下脸发话:“花了这么长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这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醇亲王一声令下,手下哪敢怠慢。
存放档案的那个大库共有6大间,查阅档案的官员面对满目皆是的档案,无心细查便上奏大库内堆积了大量毫无用处的档案,不如焚毁。
载沣听后,代表小皇帝批复:“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就焚毁。”
当大内档案限期焚毁的命令下达后,一向戒备森严,一般难以接近的内阁大库,瞬间就敞开了大门。凡是有资格进去的官员,都纷纷到里面淘宝。
此时正担任清朝的学部整理文物的参事罗振玉听到,也来到大库。他看到有些内阁成员从大库里带出来的考卷,甚至宋代的玉碟,他都见到了。于是他也搜寻,拿出一些明代的揭揭帖、实录、地图等问看守的官员:“这些都是宝贝,为什么要焚毁呀?”
内阁官员:“这是皇帝下的圣旨,谁敢违抗。”
罗振玉心急如焚,他急忙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晚清重臣张之洞。
张之洞为难地:“皇帝批文已经下来了,怎么可以不焚毁呢?”罗振玉坚持:“这个历史档案太重要了,一旦焚毁了,将后悔莫及。”
罗振玉的执着和坚持,使张之洞转变的立场。他让罗振玉先不要太声张,悄悄把档案保护起来,不要引起别反对。罗振玉非常兴奋,马上跑进库房,可是这么多档案,如何转移?费用由谁来承担呢?
罗振玉感到很棘手,但转念一想,想要保护档案,就必须想方设法自己解决,他找来五六百个箱子,装满档案,箱子不够,就装在麻袋里,至于运费,罗振义毅然决定,自掏腰包。
就这样大内档案被装到麻袋里,足足8000麻袋放在了学部后屋。
大内档案几经辗转,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
罗振玉买下这些档案堆放在学部后屋,但没过几天就出事了。学部官员找他,学部后面装那么多麻袋放在库房里面,有装大米之嫌疑,很多以为是贪污的。
这事怎么办?罗振玉就先用报纸把窗户糊起来,看不到米袋儿的,然而,学部的官员对此还是不够满意,没多久下令把他们搬出学部,这十多万金档案,哪里才是他的容身之地呢?
情急之下,罗振玉想起国子监。国子监在1906年清朝废除科举后,就冷清下来,因此他从紫禁城把大内档案搬到这里。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历史博物馆,在国子监设立筹备处,存在国子监的大内档案,成为历史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
1922年,正值大军阀曹锟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以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当时教育总长的职务由傅增湘担任。
工资拖欠太久难免怨声四起,无奈之下,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经过请示批准,傅增湘就将放置于故宫内的大内档案出卖了。于是就有了历史博物馆和同懋增低店之间那笔奇怪的交易了。
罗振玉花了三倍的高价买下了大内档案后,并且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追了回来,可是存放哪里呢?又让他犯了愁,后来在彰义门的外面租了一个货站,30几间房子,把档案从地面一直摞到顶棚,暂且存放起来。
过了几年,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比前几年稍好了一些,看到档案中颇有油水,又想从罗振玉手中购回这批档案。此时,清史馆也想要,日本也在窥伺。他们通过当时的外交途径和大使馆提出购买档案,但罗振玉都一一回绝了。
由于支付不起彰义门的货栈租金,罗振玉又找了南城的一家寺庙。把装档案的麻袋都堆放在寺庙里的空房里,这是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价钱最便宜的库房了。但是整理档案需要的资金还是令罗振玉捉襟见肘。
而由于经济等原因,罗振玉还是决定把大库档案卖掉。
当时一个文物贩子李盛铎想购买这批档案。
李盛铎的岳父当年是新疆巡抚,他曾把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存余的经卷让姑爷用大车拉回家中,侵吞了大量莫高窟经卷,由此他发了大财。
罗振玉知道他品不行。于是在跟他交易前提出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些档案,无论如何不能卖给外国,不能让档案流失。
可是在此前,传出罗振玉将40余箱大内档案高价出卖给日本松崎的事。当时国议论纷纷。不知罗振玉的心思如何。
最终,李盛铎以16000元的高价买下了这批大内档案。
李盛铎又从中淘金,挑出了不少珍奇的东西,就在1928年,他出价18000元转卖给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有十万斤。
抗战前夕,历史语言研究所将部分档案带到南京,几经周折又迁到台湾,剩下的五万斤有1700麻袋仍存放在故宫午门楼上,这1700个麻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至今,这批劫后仅存的珍贵历史档案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
而对大内档案做出贡献的罗振玉于194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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