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让乾隆尴尬又展现其厚黑手腕的高云从泄密案

乾隆三十九年夏，皇帝照例离开京师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驻跸。在此期间（五月到八月）留守京师的官员虽然不用起早参加朝会，但仍需定期集会以互通信息、传达政务、聆听圣训等。

七月的一次集会中，兵部侍郎高朴无意中听到左都御史观保、户部侍郎蒋赐棨、刑部侍郎吴坛、上书房行走倪承宽等人在议论“道府记载”。高朴立即上前询问消息来源，观保只是含糊其辞回答“从内廷打听得知”。

未获得满意答复的高朴随即赶往承德向乾隆告状，并不是高朴没事找事，而是“道府记载”非常机密。

这是乾隆严禁他人窥视的私人备忘录，专门记录各省道府官员日常政绩、行为（包括密折奏报），以备升贬奖惩。按理说除了乾隆和负责执笔的宦官无人知晓，几个官员公然议论只能说明“泄密”了。

由于高朴只是风闻推测，拿不出实证。乾隆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召集军机大臣询问看法。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劝谏皇帝，这不过是官场谣言，不必当真费心劳力，但这反而让乾隆疑心更重并决定加以清查。

这一追查很快发现“道府记载”确实外传，泄密者为负责誊抄的写字处太监高云从。在乾隆的亲自问询下，高云从对罪行供认不讳，还指证于敏中也向他打听过相关信息。结合于敏中之前的言辞，乾隆“不胜骇异”。

皇帝随即放下手头所有事务，成立专案组亲审此案。

乾隆大动干戈原因之一是，清朝鉴于明朝宦官专权的教训“明亡，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自入关起就严禁宦官干政。

顺治主政后就在内务府立了一块铁牌，上书“永禁内监不得干预朝政”，敢犯者凌迟处死。除此之外，还规定宦官不得结交外臣（亲属结交也不行）、不得假亲属购买田产等等，否则正法。

乾隆本人对于宫中宦官的敌视和戒备心本就很强，他在登基之初就把宫中的大太监苏培盛、张尔泰等人惩治了一番。

不是他们干政，而是在乾隆认为他们在雍正朝太张狂、不够奴才（见皇子只半跪请安）。乾隆十年，太监赵起龙因与大臣庆复的儿子在闲聊时议论皇帝的言行，乾隆知晓后立即将其处死。

而另一个原因就在此案的清查结果。

高云从的四弟高云惠被托付给颇受乾隆青睐的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后被其带到广东一起捞油水。三弟高云龙则经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推荐，在山东临清知州身边做长随“历练候缺”。而于敏中身为中枢大臣，居然出面为高云龙处理过买地纠纷。

导致案发的户部侍郎蒋赐棨、刑部侍郎吴坛等人，也都是乾隆青睐并重点培养的新秀。蒋赐棨的父亲蒋廷锡是军机处设立后的第一代军机大臣，乾隆也打算把他往这个方向栽培；至于吴坛用乾隆自己的话说，路都给他铺好了，先出任江苏巡抚，然后再提拔成刑部尚书 ……

一个阉人挥手间就把乾隆身边的重臣、要臣、信臣给笼络过去了，乾隆在受伤心寒的同时，也感觉到一丝恐慌，一种内外廷勾连侵犯皇权甚至是架空皇权的不安。

皇帝发怒容易，但是要发泄怒火却有点难了。被高云从供出来的大臣，不是位高权重的大员，就是乾隆重点培养的新秀，而且再追究下去，只怕会挖出来更多。为了避免朝堂震动，案发七天后，乾隆下令将高云从斩首，并告诉群臣他不想再追究了“朕不屑因此遽兴大狱”。

但即便如此，案子仍然让乾隆尴尬，已经查出的罪臣怎么处置？不严惩皇帝威权何在？而严惩他们，自己数年栽培的心血白费不说，也难免朝臣们在背后议论他的无情。而且由此导致的朝堂动荡又该如何应对？就此乾隆又展示了他不一般的手腕。

乾隆首先将没有涉案的军机大臣舒赫德大骂了一通，大意是你舒赫德入值军机一年多，肯定知道高云从的事情，却一直隐瞒不报，良心何在？然后将这个审了一半的案子转交舒赫德继续审理，希望他能“明白理事”以赎罪。

莫名背锅的舒赫德，虽然还没有完全领会乾隆的意思，但也不敢自行审理结案，很快他就找了个理由想把球“踢”回去。他上奏称，高云从指认的大臣都不认罪，但他们都是高品级的大员，自己无权动刑，现在审理陷入僵局，请示皇帝该怎么办？

乾隆回复舒赫德让他参照高云从的判决，依法处置。虽然字面意思是判死刑，但是乾隆不是真的想杀这些大臣。他给了舒赫德第二个“暗示”，这个回复他是拖了一段时间才传旨给舒赫德的。

舒赫德立马就领悟了，判观保、蒋赐棨、吴坛、倪承宽、于敏中、姚立德等人斩监候。因为很快就到“万寿节”（乾隆生日八月十三日），皇帝可以照常例赦免他们的死罪。既不枉法、又保全乾隆爱臣、同时彰显皇帝圣德、还不让大臣们寒心 …… 真的是一箭多雕。

到这一步还没完，乾隆还有后手。

对于他真正想保的大臣，乾隆后续又找机会重新起用并提拔。如三个月后就让蒋赐棨承袭其父爵位（轻车都尉）并顺势加恩令其在武英殿行走。随后吴坛也被重新起用，后又被任命为江苏巡抚 ……

对于于敏中因正值金川用兵，需要他来辅政，因此暂免治罪、革职留用。于敏中心里很清楚，一旦战事不利自己必然背锅，下场不会比前辈讷亲好多少。因此如同惊弓之鸟，一改往日谨慎少言、不主动担责的作风，开始卖力苦干。

注：讷亲是乾隆朝第二任首席军机大臣，因第一次金川战役不利，被乾隆用其祖父佩刀“遏必隆刀”处死。

对于他原本不怎么想保的大臣，乾隆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例如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起初因需要他参与平定“王伦起义”，给他定了个“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但平灭起义后，乾隆马上就开始挑姚立德的刺，还给他下了个再也不可能复任的评语“安得与人类比乎”。此后姚立德的官越来越小，乾隆四十八年死时，当年的总督已经变成了“补淮安里河同知”。

这恩威并施，懂的都懂，什么都没有紧密团结在皇帝身边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