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督抚官员：两江、山陕、闽浙、河道总督和满汉官员比例

从理论上来说，在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国家与政府的作用无法替代。特别是在清朝“康乾盛世”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发挥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尤其是表现在地方治理之中。充分说明地方上督抚设置的必要性，为康乾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康熙时期，这一职位本由满、汉或其他民族属性官员担任，没有特定规则，但清崇满抑汉的观念影响着督抚的设定。

一、两江总督

康熙看重两江总督，将满洲人安排在此管理军事政务的原由可以从当时江南的特殊优势及经济状况来探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江南既是财富聚集之地，又是清朝赋税收入的来源地，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并且江南地理位置突出，关乎着漕粮的征收。漕粮主要向京城和八旗官员供应，事关国家政局的稳定与国运发展。

其次，江南作为入海口，河道问题在所难免，经常造成淤塞不通引发洪涝灾害，百姓的生命安全已成问题。于是，清政府时常派技术官员在此兴修水利。为的是牢牢掌握江南这片区域，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与江南河道的畅通。其次两江地区作为明清两代的财税重地，在此处任职的官员自然都是统治者极其信赖的。

同时两江总督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它管辖着两江地区的军政大权，这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该地区每年至少为国库缴纳三分之一的钱粮赋税，经济地位可见一斑。

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安徽、江苏、上海、江西。而且当地也极其重视文教，是全国儒学兴盛之地。每年科举榜上的名额几乎都被两江地区垄断，也是为国家积累人才的战略重地。无论如何统治者都要将权力收归中央牢牢放在本民族官员手中。因此，从康熙帝对两江总督的选用中看，信赖且任命的多是满洲人。

在受崇满洲影响下的清代，康熙帝将监管河道这一重任交予两江总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对行政权力的掌控，也反映统治者重视民生大计领域的管理，达到集权的意图。

二、山陕总督

山、陕作为军事重地位于西北边陲。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区域，清统治者特别重视山陕督抚的任用，山陕总督一直是清朝西北最重要的军事疆臣。康熙朝十五位山陕总督，满洲成员的比例高达94%，从中也可以窥出统治者对西北边陲治理的用意，将军事指挥权控制在满族人手中。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汉官不适应骑射的生活，西北地区是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接壤的边塞要地，督抚官员的良性运作有助于清朝开辟疆土、实现西北文明的整合，为构建多元化的民族框架奠定基础。

康熙帝一向重视西北战略地位，多次强调西北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熙帝决定将山陕总督定为满洲缺。另一个原因即康熙帝对满人、汉军、汉人的能力有一定的了解，汉人的军事能力不及汉军，更不如满洲。汉人能胜任的多为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军政大事能力相对满洲来说有所欠缺。因而从更好地管理地方的角度出发，也体现了康熙帝任用督抚时较为灵活，比较务实的特点。

湖广一直作为军事重地，除此之外这一带也是极其富饶，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与农作物产地。从表中也能看出担任此总督的官员大多为汉军旗人比例高达一半之多。因此清统治者不仅从自身利益着想，也从对国家粮食安全角度考虑在此多任用汉军旗人。

汉人总督在此地区也占了少数比例，是因为此地区农业较为发达，满族人是游牧民族不通农业，将这一因素考虑其中，汉人官员在此处任官还是有发挥一席之地的作用。能都带领这也是康熙为了缓和满汉民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开始重用汉人，湖广总督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且在此为官的汉人皆是康熙帝所信任的汉人，也是统治者深思熟虑的结果，为国家治理提供便利渠道。

三、闽浙总督

闽浙总督在康熙几大总督的地位也十分重要，主要涉及粮饷的征收和河道管理。总督福建、浙江的军民政务。福建、浙江两地均属沿海区域，形势紧要，虽与中央距离较远，但重要程度不亚于其他总督。但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位置相对中央较为偏远，专制统治力量薄弱。因此清统治者从自身利益与管理地方的角度出发，在此大量任用汉军总督和少部分汉人总督。他们依据自身的执政优势并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有效治理，尽量完善地方基础设施，同时也能将相关重要情况上报中央。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康熙朝的政治、军事组织需要大量粮食来供给，同时也要满足上层社会的生活。要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进行征收，运输到指定的地方并非易事。漕运总督身兼此重任，重要性显而易见。

漕运总督的特殊身份赋予其特殊地位，掌握着被誉为王朝生命线的漕运，维持着清代的漕运体系，对于维护统治来说漕运起着重要的作用，隋唐以后历代都赋予漕运十分关键的地位。有效管理漕运、河道总督等相关衙门，对清代漕运的正常运转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在合作的过程中这些机构都代表各自的利益，难免会产生摩擦与矛盾。但在中央的掌控下，漕、河两督以及相应地方官员形成了一种权力相互制约的状态，相互合作中也会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事权就统一归到中央。

漕运总督在康熙朝起尤为重要，既有地方总督的共性职能，同时要管理漕运事务这类技术性活动的特殊职能，因此对其技术性要求较高。康熙时期漕运总督多用汉军旗人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满洲官员对于漕运这门比较专业的事务不甚了解，这时期的满洲官员中还缺乏专业人才和治理漕运的相关经验。所以多任用对此事务多为熟悉的汉军旗人。在任职期间加强漕运事务的建设与管理。

可见，清统治者对于漕运总督的选任与其他总督的用人政策一脉相承，继承了唐宋以来河道管理的经验。对于国家而言，河淮是否畅通关系着漕运，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修理河道问题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由于清朝财政管理体制尚不完整，导致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许多纰漏，这也给了不法者趁机而入的机会，因此在此处要任用值得信赖的官员。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十分注意对专业人才且清廉官员的选拔任用和培养。这些因素就能凸显出漕运总督的重要性以及发挥的作用和职掌权力的大小。总督被赋予河工的职责，因此清统治者必须在此大量任用满洲和使他们较为信任的汉军旗人。倘若由汉人担任总督，统治者最忧虑的不过是他们在统辖范围之内发展势力与中央抗衡。

四、河道总督

总河，河道总督，主要治理和掌管河渠，及时疏通与防治河道堵塞问题。它和漕运总督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主要任务为保漕，另一个主要职责为治河。“理漕与治河相表里”国家重视河务也是为了漕运。只有河道畅通，漕运才能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二者的相互合作。

清代对河务及其重视，因此在河道总督的选任上多倾向于具有专业技术的汉军旗人和汉官担任，因为河督一职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就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学识的官员充任。他们比满洲更加精通也更容易处理相应事务。康熙时期许多河督大多出自汉军旗的官学生，既掌握专业知识，又具备管理能力。

图表中还反映了一个总体的政治现象，即满官任总督人数总体超过汉官任总督。当然从满汉两个民族的总人口比例来讲，满人在数量上不占优势，满人仅是少数民族，人口远不及汉族，但在总督任用中却据重要地位，可以反映出康熙帝让较多的满人管治地方的真实目的。

还能总结出康熙年间督抚任职状况是顺治时期用人原则的延续。尽管人数比例远不及满族总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汉族官僚也都是康熙帝所信赖的官员，都在某些方面深得统治者的信任，汉族官员官至总督是一件极其不易之事，相比于满族官员能够通过各种特殊途径升至高官。

“汉军”原为辽东地区的汉人，是在战争与政治纷争环境下，由满洲统治者编入八旗组织中的一个社会群体。也是清代出现的一个特殊阶层，它并非一个民族构成，确切地说，旗人是它地位属性的代表。自清建立以后，对原明朝境内的汉人，依据区域的分布和归降的顺序进行统一划分，此种划分将汉军与“满洲”置于八旗这一共同体中。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身为八旗之一的汉军旗人将自身视为满人，这是清朝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它不是根据族群特征和生理特征，而是从认同的角度来划分归属的一部分汉人。在身份上又高于关内一般的汉人，所以也可作为“旗人”看待。汉军旗人的满化，是客观存在不置可否的，汉军旗人出任总督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清入关前，汉军旗人大多是明朝降将，他们特殊的身份能发挥出关键作用，那就是能协助统治者在招抚地方时起到瓦解军心、挫伤士气等作用。他们不但与广大汉族地主有相同的文化心理，而且他们与汉族地主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有利条件能让他们在清朝统治者与汉族地主之间形成关系网，充当二者之间的融合中介。

辽东是清入关前最早经营汉族的地方，较早归顺的辽东人在清统治者眼中较早归顺的辽东人足够信赖和依靠。他们被编入汉军八旗受满洲贵族直接控制，是维护清朝政权的主要支柱和中坚力量。

汉军旗人亦是清朝建构的族群精英，以汉军统领汉族，更能起到满洲官员所不及的作用。清入关后，“汉军”更是清统治者管理地方的重要桥梁，有效解决满洲人不通汉语，管理政务经验不足等问题。

首先是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优势，入关之初，满人在文化传统、民风乃至生活习惯诸方面都与汉人相差较远，对中原民情更是知之甚少。而故明官员，他们不但畅晓汉俗明制，又谙悉满洲特点，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这些条件是满人望尘莫及的。

可见，汉军官员是在满汉长期融合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混血阶层”，在汉军官员身上，满汉两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融为一体。熟通满语和汉语这一特点就能“政令皆习文，为最宜也”，在任地方督抚时能及时将中央的政令传达到地方，也能视察风俗民情、宣传朝廷教化、整顿社会秩序等。

对此，以汉军旗人为代表人物的范文程曾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他称自身为“大明骨、大清肉”，这一比喻道出了汉军旗人的特殊身份。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汉军官员在确立集权统治时他们的政治态度较满洲和汉人都更加强烈。

满人虽竭力维护满洲的统治地位，但由于满洲旧习与文化的影响，在维护君权独尊的问题上却不如汉军官员那样坚决，这也是汉军旗人长期受到儒家忠君爱民思想的熏陶，使统治者更愿意在管理地方时依靠和重用汉军。在谈及民族性和国家性时汉军旗人也将自身认为是大清的子民，理应为国家尽职尽责。

这也是康熙帝任用大量汉军旗人来担任重要地区的总督，起着总管一方的重担，他们能使康熙帝足够信服。这是由于他们已经被满族文化熏陶已久，在骨子里已经将自己定性为满人，甘愿为清朝效忠一生。

总结

无论是在民族认同、语言文化还是治理经验中，汉军旗人都展现出较多的优势，特别是需要以武力巩固新政权、管控地方的形势下，汉军文武兼备的自身条件，同样适应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需要。

因此可以说，康熙朝在地方政治上也重重打上了汉军总督的烙印。他们在满族统治者还未掌握治理基层民众的经验时，帮助其治理地方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使这一官僚群体在参与康熙一朝政治权力建设时所做的突出贡献，成功的发挥出汉军总督的作用。汉军从实质上讲，同样使满汉上层之间的民族摩擦得到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