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的是民国第一杀手吗？好兄弟华克之说，这说法太歹毒！

民国上海滩，传奇人物很多，王亚樵属于越传越邪乎的那一类，有人说他是斧头帮帮主，敢跟上海滩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掰手腕、抢地盘，其实就是黑道流氓；有人说他是民国第一杀手、比魔鬼更恐怖的暗杀大王，他想取谁的性命，那人十有八九要去见阎王；还有人说他杀权贵，刺老蒋，炸日酋，是民国几十年少有的乱世豪侠，甚至可说是民族英雄，最后栽在兄弟女人的手中，遭戴笠手下扒了整张脸皮，实在可惜。

一个强人，身上的江湖色彩过重，当他沉入历史再打捞上来时，世人的评价往往都是看热闹，好坏都朝过瘾了说。

真实的王亚樵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曾经志同道合的兄弟，才是最有发言权的，评价才是最趋于真实的。

王亚樵有个好兄弟，名叫华克之，江湖传言此人是王亚樵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在真实的历史中，华克之比江湖传说要厚重得多，此人早年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走向反蒋之路，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因为在一个时期，华克之与王亚樵是同道中人，又因为华克之后来走向了王亚樵没来及走向的光明之路，所以他对王亚樵的评价不仅客观，而且深刻，很值得了解。

华克之认为，评价王亚樵一定要从他的籍贯说起。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清末民初，合肥这块地方唯一的特点，就是出了不少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大地主。最著名的前有李合肥李鸿章，后有段合肥段祺瑞，这两位合肥提携了成千上万的官僚、军人，这群人纵横捭阖于北中国各省，把持着中枢权柄。

王亚樵因为在合肥长大成人，耳渲目染之下，野心极大，但他欲向上爬，没有贵人提携，最后只好向下发展，而当时的上海滩租界林立，鱼龙混杂，即是向下发展的理想之地。

果然，头脑灵活、拼劲十足的王亚樵，一到上海就踏上了一条捷径歧途，他自称朱家、郭解、要离、专诸，轻财重义，为人报仇，一诺千金，不惜生命。

但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一朝成为这样的江湖义士，再想走向真正的光明大道，过程也就曲折、艰难了。正因为如此，王亚樵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变迁，最早与人义结金兰，密谋反清；后来又加入中国社会党，并为宣传其思想、发展其组织而四处奔走；结识孙中山后，又拥护三民主义，积极推进民权；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干脆成了主张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

华克之说，江湖人物只知行侠仗义，拉帮结派，对思想主义是不那么感兴趣的，但王亚樵不是这样，他身在江湖，却在不停地求索，说他是乌烟瘴气的江湖中人，有些贬低了他，他是有追求、有抱负的爱国者，那一身的江湖气让他显得有缺陷，也尤让人钦佩。

杜月笙之流，说他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种污蔑。

论人格、爱国理想，杜月笙之流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讲到暗杀，华克之也不认同将王亚樵评价成黑帮流氓、暗杀大王。华克之说，王亚樵搞暗杀，对象主要有四类人：一是政敌，如1923年枪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国梁是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得力干将，杀他是为了能与浙江督军卢永祥联合反对直系军阀；二是贪官污吏，如1928年刺杀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杀他是为了反对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在安徽的横征暴敛；三是外国侵略者，如1932年炸死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刺杀国际联盟调查团团长、侵略者的帮凶李顿，这些都是为了打击外敌的嚣张气焰；四是叛徒，如1930年枪杀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杀他是因为他出卖害死了王亚樵的好友王乐平，破坏了方振武、石友三、余立奎三军讨蒋。

华克之说，在上海滩，王亚樵搞的这一些暗杀，虽有私利，但多是出于心中的公道，除此之外，他绝少像上海滩青红帮那样，动辄三刀六洞，将人丢进黄浦江，种荷花。

将他描绘成暗杀大王，其实包含着毁之者的险恶用心，太歹毒。被冠上这样的恶名，时代注定是容不下他的，今日来看，暗杀大王好似是江湖威名，但在当时，这是要把他树成靶心，一旦有大事发生，必是万箭穿心的结果。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被刺，流传出来的说法，这是王亚樵策划的刺蒋事件，只是蒋介石在合影环节没有出现，王亚樵派出的杀手才转而朝汪精卫下手。

华克之曾不止一次地披露，此次刺杀汪精卫，是他与几位义士合力完成的，王亚樵只是帮助解决了一些活动经费，从头到尾他并没有参与进来，根本谈不上幕后主谋。

但他的死，直接的导火索却是因为这一件事。

代己受死！华克之认为，所谓的江湖威名扼杀了王亚樵本该有的光明前途，实在让人痛心。

华克之说，评价王亚樵，许多人都轻视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他的抗日壮举以及为求索光明所付出的努力，而这部分才是王亚樵身上最浓烈的历史原色。

九一八事变后，世人多津津乐道王亚樵是如何威胁张学良的，少有人提及他强有力地声援了东北马占山抗日。

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为积极配合十九路作战，王亚樵振臂一呼，不仅组织了一支上万人的义勇军开赴前线，而且还拉起了数支敢死队，专门锄杀日军、汉奸。

他曾派人潜水到停泊在黄埔滩的“出云”号日本军舰下面，放置炸药。这次行动，因为炸药放置位置不对，虽未能炸沉日军军舰，但还是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王亚樵派人提前混进会场，放置炸弹，将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炸成重伤。

华克之说，这起锄杀行动，轰动一时，此等气概，世人实在不该只评价说这是暗杀，此乃轰轰烈烈的爱国者之奋战。

王亚樵对光明正道的求索，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在上海滩，他曾帮助共产党开办印刷厂，出版发行《红旗》杂志；他曾专门办了一个“和平米店”，一为救济遇到经济困难的共产党人，二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可以有个“铺保”。

华克之说，王亚樵并非一味地偏激，在曲折的求索之路上，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牺牲精神。

王亚樵曾对自己的暗杀主义和虚无主义作过这样的解释：没有伟大的共产党存在，我的某些行动也许是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是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了，一切真理存在于时空之中。

华克之见他多次为共产党筹款，曾问过他，无政府主义在哪里？

王亚樵说，我相信无政府主义，不能张挂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否则当局必定千方百计要把我捉去砍头，那样就不能追随诸公之后了。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我这无政府主义也有可能协助你们做出更多的事情！

然而，命运对待王亚樵是那样的残酷，就在他即将奔赴延安，为自己正名，为正道进行新的奋斗的时候，他却死在了军统戴笠的手下，不仅被剥掉了脸皮，而且被定格在了江湖杀手这一层面上。

为此，周恩来曾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毛主席得知王亚樵遇害后，亦送上了一句让人感慨叹息的评价：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尘埃落定，壮志未酬。

击杀三千里，一步愧豪杰！

这就是王亚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