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历史开讲#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中国的时候。这是以往的农民战争所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历史条件。太平天国最后是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合力扼杀了的。但是外国侵略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示他们同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而且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之间还发生了战争（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的军队甚至打进了清朝皇帝的京城，给了封建统治者以它所难以忍受的打击，而这二者之间的合作却正是后者受到这种打击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太平天国初期取得胜利的时候，清朝的有些地方官员已经无耻地请求外国侵略者的帮助。苏松太道吴健彰代表署两江总督杨文定在上海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请求派海军入长江，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这还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的前几天的事。吴健彰其人本来是广州同顺洋行的行商，又是上海美国资本的旗昌行（一个贩卖鸦片的有名的商行)的合伙人。他是一个道地的买办官僚。

美国在咸丰三年也曾通过某些关系向清朝追击太平军的主帅向荣表示了愿意在军事上给以援助的意思。但这时，清朝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求助于外国，而英国、法国、美国也不愿在清朝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时候立即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需要对他们还很不熟悉的中国由于太平军的惊人的胜利而造成的复杂形势观望一下，才来决定采取什么政策对自己最为有利。因此，他们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对中国国内战争暂时采取“中立”的态度。

英、美、法三国公使在咸丰三年和四年（1853年和1854年）先后从上海访问天京，直接与太平军领袖接触。这是为了了解这个突然兴起的政权的底细，同时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种姿态。清朝在上海的官员向朝廷多次发出警告，说这些外国可能正在暗中帮助“叛党”。这些国家用这种姿态作为对清朝政府进行讹诈的资本。

在咸丰三年首先到天京访问的是英国公使文翰，三月间他在天京会见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并与东王杨秀清交换了信件。接着，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同年十一月到了天京，燕王秦日纲和他进行了会谈。第三个去的是美国公使麦莲。麦莲的前任公使马歇尔上校在咸丰三年已曾想到天京，但因为他的船在镇江搁浅而未能到达目的地。麦莲在咸丰四年五月虽然到达天京，但他拒绝了天京官员向他提出的“觐见”东王杨秀清的要求，却把他所乘的兵船上驶芜湖，然后就返回上海。这些外国公使都是乘坐自己的兵船进入长江的。当时清朝政府固然不敢阻拦外国船自由行动，而太平天国政府也还不懂得外国船是无权在长江航行的。

太平天国领袖除洪秀全和其他个别将领（如当时驻守镇江的罗大纲、吴如孝）外，过去谁都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他们的确还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也不免受到封建统治者留下来的“万邦来朝”之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又以为这些外国人和自己宗教相同，供奉同一个“上帝”，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因而把他们称为“洋兄弟”，这又显得过于天真。但是总的说来，太平军的领袖们对待这些外国使者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例如，英国公使向太平军的领袖们声明英国“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得到的是“充满自信心的冷静态度”的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他作对的啊！”这种态度和清朝的官员恰成鲜明的对立。这些外国使者从天京除了带回一些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这些外国使者急于要弄清楚的问题。英国的文翰到了天京后特别把南京条约等文件抄送太平军领袖，甚至在其致东王的信中威胁说：“我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法国与美国公使也同样地向太平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美国公使麦莲向国务院报告中确定地说。“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

太平军严禁鸦片，这一点也是各国十分注意的。一个随同美国公使到天京去的人记载说：“吸菸不特严禁，而且禁令有效。抽鸦片之禁当然更为严厉执行了”。英国的米赫斯牧师也说：“此革命运动如能成功……，鸦片将被严厉禁绝，非同现在只有禁烟之虚名，将必实行禁绝”。对于仍把鸦片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项目的英、美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当时，有些外国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取得胜利是对西方各国非常有利的事。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向外国报道他所知道的洪秀全的革命的美国牧师罗孝全说：“与外国战争（指鸦片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拜而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基督教）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的米赫斯牧师（此人研究了文翰公使访问南京所得的材料）说：“如果革命军成功后，吾人所可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和通商，及输入种种科学的改善，此在授受两方，均受其益”。这些传教士建议自己的政府实行真正的中立。他们同情太平军的出发点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将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国家，它们由1840年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取得的地位将因太平军的胜利而大为巩固和发展。

公使们的见解显然要比那些传教士实际得多。他们不承认中国的造反的农民和资本主义侵略者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以这些公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时就明确地认识到，他们在中国只能同“一切握有财产的人”站在一起，不管这些人多么愚昧，多么落后；他们也明确认识到，由太平天国所代表的贫苦劳动群众是他们在中国的真正敌人。

清朝政府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证明是一个禁不起讹诈的政府，它已经在南京条约和其它一系列条约上签了字，对于这些条约，虽然侵略各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但如果清朝的覆灭就是这些既得权益的丧失，是它们不甘心的。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都提出了修改1842到1844年订立的条约的要求，它们所要的修改，不用说就是扩大它们的既得的权益。它们要利用清朝政府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进行更大的讹诈。所以它们决定不摒弃清朝政府，也不轻易地答应帮助它，而要表示“中立”，甚至作出可能支持太平军的姿态，这无非是向清朝政府表示：你不出好价钱，是做不成买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