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村的振兴者与旁观者

2009年，一条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把山里肆意怒放的山桃花，推到了更多人的眼前，短短几天内，上千人涌进了这个村庄。

谁都没有准备好迎接蜂拥而来的游客，村里小广场、马路边甚至村民的院子里都停满了车，没有人想着收停车费，游客们在村里，也很难找到一间可以填饱肚子的餐馆、一个可以住宿的小院。更重要的是，面对短时间内涌入的人群，村里并没有防火、安全等各个方面的预案。

山林很快封上了，游客们渐渐散去，这个地处山区，以山桃为名的村庄恢复了宁静，务工三十年，刚刚回到村里的老人郭孝明觉得，村里或许错过了什么，但他也说不清楚，这个乡村振兴的大时代里，究竟怎么才能把村里的资源，变成真正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产业。

乡村美景如画。资料图

回村的农民，游离在乡村之外

山桃村是北方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山村，下辖五个自然村，九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大约1000人，大部分是老人。漫山遍野的山桃，即是这个村庄名字的由来。

山桃村所在的县，是中国最后脱贫的县之一，大山里的山桃村，也同样是最后脱贫的村庄之一。在乡村振兴时代，村里通过流转土地，建立起了农民合作社，但尚处在起步阶段，集体经济的薄弱，使得山桃村难以负荷统一的垃圾回收等公共服务，也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俯瞰乡村美景。资料图

2021年，郭孝明从打工三十年的大城市回到山桃村。在城市，郭孝明主要做建筑，而六十岁的他，基本上被建筑工地排除在外。回到村里的郭孝明，面对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生存压力，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想要在附近找一份工作，而在找到工作之前，他必须重新捡回丢下了三十年的技能——种地。

三十年中，村里的土地经历了许多次变化，原本的玉米不种了，先后栽过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但都不成功，如今种着金银花。不过，三十年中，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很多，郭孝明离开土地的时候，农民还要交公粮，但如今，种地已经有了各种补贴。

郭孝明习惯用打工时代留下的思维去算账，“种地赔钱，除非是大面积种，但山地规模化很难，机械化更难，旅游是个路子，但村里年轻能干的人越来越少，组织不起来像样的产业”。如今，郭孝明的心思，仍然在打工上，对他来说，一份足以维系一家人生计的工作，不在村里，而在村庄之外。

乡村振兴，到底是谁的任务

五十八岁的李新成，也回到了山桃村，因为心脏做了搭桥手术，他不得不结束了务工的生涯，回到村里养病，而原本留守的妻子，则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旅程。

李新成从十九岁开始打工，干过砖窑，学过瓦工，打工的最后几年，他每个月的工资七千多块，可惜的是，赚钱的时间太短了，“过去工资低，家里负担重，也没攒下钱，好不容易等到工资高了，自个儿的身体又不行了。”他说。

对李新成来说，村庄确实变了模样，路修得很好，每家都打了吃水的井，村容村貌也早已不复多年前的样子，但这就是振兴吗？李新成不知道，他听说过乡村振兴，但也仅限于听说过，他觉得，既然要振兴，应该就会有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山桃村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或者像李新成这样的回乡人。极少数返乡创业的人，对振兴乡村也只有模糊的认知。陈凤莲几年前结束了打工生涯，在村里开了一个缝书包的加工作坊，作坊就在她自己的家里，有十台缝纫机。陈凤莲从县城接材料加工的单子，带回村，再请村里的留守妇女来干。这个小小的家庭作坊，订单其实不少，但效益却并不理想，因为留守妇女有太多牵扯精力的事情，生病的老人，上学的孩子，随时可能让她们无法上班，即便一切正常，她们每天也要按时给老人孩子做饭，陈凤莲从来不接急单，对村里的妇女也没有纪律要求，闲时就来，忙时就走，任何人都不用请假。

十台缝纫机，至少为十个留守妇女带来了就业机会，但陈凤莲却觉得，自己算不上乡村振兴的一分子，她的理解中，“乡村振兴是政策，落实和执行是干部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在乡村中，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要操心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更多出自学者的口中和媒体的文章中，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能明白二十字方针的真正意义，尽管这些内容都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很少有人以这样的逻辑去看待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与事。包括村干部也是如此，一位村干部说，乡村振兴应该由政府做主，而村里的干部，更多是一个执行者，“村里要做一件事情，假如是村干部主张的，要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会很难，而如果是政策规定要干，动员村民就容易得多，他们信任政策，即便他们并不了解政策的内容和意图。”他说。

在扶贫的时代，许多贫困村的村民，对扶贫的认识局限于政府给钱、企业捐钱，而经过脱贫攻坚的历练和影响，村民们或许不再有政府给钱的刻板印象，但有时候，却会转化成新的刻板印象，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政府给项目、企业做产业。

村干部们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但村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自己的困难。45岁的留守妇女王蒙惠，丈夫和公公在外打工，她则在家里照顾着高龄生病的老人、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小叔子以及上小学的女儿。有空儿的时候，她会把家里的一点儿地种起来，偶尔也会帮其他留守妇女干干地里的活儿。在山桃村，种地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守妇女或老人，农忙的时候，有老人曾想把外出务工的儿子叫回来帮忙，但被儿子们拒绝了，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账，一季粮食都卖了，也不过一千多的收入，但请假回来，除了路费，每天都要损失数百元的务工收入，更要承担失去工作的风险。

王蒙惠经常会想，未来哪一天，或许再也没人愿意回来种地了，那时候就可以把地连成片，请机器来种，如今地块太小了，开农机的人都不愿意来。

村庄发展，许多人正在努力

村民们各有各的忙碌，但山桃村也在快速发展。如同郭孝明和李新成看到的，村庄变得远比以前更美了，路宽了，路边安上了路灯，灯下种上了鲜花，村子也变得更干净了。

这一切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过去十多年中，许许多多的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才实现的。山桃村一位村干部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基层的干部们几乎没有停下过改造乡村的脚步，上面下达的任务要执行，村里的产业要发展，村容村貌要改造，工作比以往更多，也密集。县里派来的第一书记带来了很多资源和想法，而现在的村支书，原本在外面做生意，眼界也更开阔，近十年中，村委会的变化，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得以落地的基础，也是村里能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桃村村支书李贵祥已经年近六十，当选村支书前，常年在外做生意，成为村支书后，他放弃了生意，回村发展村庄，他觉得，乡村振兴的未来其实不必担心，“国家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让我们发展乡村，村里每天都有变化，从过去的贫困村，到现在开始振兴乡村，打造产业，村庄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总感觉住楼房不接地气。回来后，闻着青草的味道，真舒服，尤其是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也不比城市差多少，但环境、空气、生活节奏，都比城市更舒服、更自在。”

“住在村里，比在城里舒服。”李新成说。在城市打工，他们住工棚，吃大锅饭，每天干活、睡觉、玩手机，收入不低，但生活一成不变。回到村里，生活变得更丰富了，但问题是，收入也变少了。

未来期待，他们不完全是旁观者

合适的收入，相对舒适的生活，对农民来说，是不是真的不可兼得？郭孝明觉得，如果能够在乡村有一份体面的养老金，那么乡村将比城市更加宜居。

在乡村，多少养老金才算体面，李贵祥算了一笔账，包括衣食住行、水电暖等，一个月一千五百块，基本上就能够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毕竟乡村的生活成本更低，而且有土地作为保障。但如今，乡村养老金，每月只有一百块钱左右，远不够维系基本生活。

医疗是乡村居民关心最多的问题，因病回乡的李新成，每个月需要数百元的药费，而在此前，因为做手术等，家里还欠着许多外债。他说，在乡村，原建档立卡户的报销比例更高一些，可以达到和城市相当的水平，但普通农民的报销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山桃村，一位曾经当过村干部的村医说，乡村居民两大难，一个看病，一个养老，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而村庄本身，无力承担起改变医疗和养老困境的责任，“不用说养老和医疗的费用，仅仅是提供服务，就已经力不从心了，很多乡医都超过七十岁了，体力、精力、学习能力都跟不上了，但年轻人有多少愿意留在村里当医生呢？”

更多的乡村居民，其实并不完全是乡村振兴的旁观者，他们能够感受到村庄的变化，同时也希望乡村能够真正振兴，他们面临着种种困境，也不断地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踏进了乡村振兴的大潮之中。只是他们还没有做好成为弄潮儿的准备，“其实现在村里挺好的，自我感觉算是满足了，”王蒙惠说，“刚刚嫁到山桃村的时候，条件比现在差太远了，而现在，我就想着多赚点儿钱，未来养老、看病，自己负担得起，就是给家里人减轻了负担，多少也给国家减轻了一点儿负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村庄及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