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晖庐山故事——牯岭美国学校的集体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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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2021 年 1 月 24 日首发于《九江日报·长江周刊》，作者：施特林·怀特纳，翻译整理：陈晖。经陈晖女士授权，在本公众号转发。

准备全面撤退

当牯岭美国学校在 1937 年 8 月底开学时，在很多次的撤离后，年长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留下。因而由我负责学生会事务，这包括编辑、印刷学生报纸——《牯岭美国学校回音》，以及所有学生事务，这让我非常焦虑。那个秋季学期大概有70名学生。

凯乐先生是牯岭童子军团长，我被选为童子军高年级队长和凯乐先生的助理。作为凯乐先生的助理，他开始训练我在撤离时安排童子军的各项工作。哈持、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俩和西德·安德森也是童子军的负责人，他们是在日本人开始入侵庐山，在他们的炸弹声渐近时加入的。

牯岭美国学校 图源：牯岭美国学校协会

1937 年秋天，日本军队从庐山脚下的乡村直接向 4000 英尺高的庐山行进。我们随时待命准备撤离。12 月初，日军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偶尔丢下几个炸弹，但都是在庐山高一点的山谷中落下，对我们没有伤害，很明显他们在警告我们。我记得 1937 年 12 月初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我们撤离的时间正是这个时间，所以不会记错。

编者注：施特林·怀特纳显然记错了日期。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打响，8 月 15 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南昌。在对南昌持续不停地轰炸中，顺路在庐山丢几个炸弹作为警告，也属正常。然而日军攻打庐山脚下的姑塘镇，已是 1938 年 7 月，并非 1937 年秋天。

当我们得到消息，一个获得日本政府授权的国际难民专列将于 1937 年 12 月中旬从上游的大城市武汉离开时，牯岭美国学校校长罗伊·奥尔古德决定送我们和他的家人一起乘坐这个国际难民专列去香港。牯岭美国学校课程结束、打包准备工作开始。我们得背着自己需要的东西从庐山的主山道“一千级阶梯”（好汉坡）走下来。

我们把 60 人分成三组走下山至九江，然后乘船去武汉。当年我们从美国的巴特菲尔德和施怀雅乘坐“上海号”蒸汽船就是在九江下船，然后坐轿子爬上那个著名的“一千级阶梯”（好汉坡）。这期间奥尔古德校长把庐山植物园图书馆里珍贵的档案和书籍带到牯岭美国学校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后再秘密把他们拿走。

告别晚会后撤离庐山

我们这些学生向学校申请在离开牯岭美国学校之前举办告别晚会。得到学校同意后，一场盛大的通宵晚会开始了。晚会上有唱歌、跳舞、讲故事等节目。大部分的教职工也参加了我们的通宵晚会，厨房里的中国员工通过为我们做烤面包和好吃的松饼等方式也参与进来。在这个 1922 年建成的石头房子里，我们 100 余人的大家庭一起举办的孩子们的通宵晚会是牯岭美国学校在庐山的最后时刻，牯岭美国学校在第二天永远地关闭了。永别了清凉夏季，我们曾经游过泳的三叠泉、黑龙潭，再见了我们曾经野餐过的庐山著名的三宝树。

牯岭美国学校的童子军 图源：牯岭美国学校协会

下山的旅程安排得很紧凑，作为高年级童子军负责人，我的任务是带领最后的队伍断后，同时还要确保每组有三个童子军照顾年纪小的孩子，他们中有的只有四、五岁。我记得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俩负责第二组，另外他们还得抱着他们的表弟。牯岭美国学校女童子军也参与了撤退任务。童子军在撤离中的表现后来得到教职工和其他人的赞扬和肯定。走下庐山“一千级阶梯”（好汉坡）到达庐山山脚后，我们爬上卡车穿过25英里满是灰尘的平原，然后在九江码头附近的旅馆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吃的是中式早餐，稀饭配咸菜、煮鸡蛋和黑豆。我们所有外国孩子都学会喜欢上中国食物。上船对我们来说更困难，因为似乎好几百人都有票。牯岭美国学校学生被带至船上露天夹板上并被仔细地点名。卧室只安排给女生和教职工们。大部分男童子军裹着提供给他们的毯子在饭厅的地板上睡觉。船沿着长江慢慢驶离中国人的村庄。第二天到达汉口，我们在岸边集合，确保所有的包裹没有丢失。幸亏有庐山的挑夫帮助我们，他们一直和我们沿着长江上行。

搭乘国际难民专列

武汉的路德教之家成了我们的旅馆，我不记得我们等待国际难民专列的消息有多少天？当国际难民专列快准备好的消息最终传来时，大家都很兴奋。欧洲国家的国旗都牢牢地绑在每节车厢的顶上，另外还有美国的、红十字会的，甚至还有纳粹的旗子。当我们准备上车时，场面非常混乱，因为沿路都是到不同站点的大批人群。牯岭美国学校至少占据了三个车厢，因为孩子们整个家庭成员的加入让队伍规模增大。我们开始离开战区直接往南去香港。

在武汉登上国际难民专列1938年1月（纽约时报）

在列车上，童子军根据计划指导安顿学生和家庭成员、分发餐车就餐说明、确保国旗在火车车顶上（以此避免被日本人的飞机空袭）、保证每个人知道如何使用中式厕所。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俩负责应对挑夫装载行李。安排妥当后我们又累又饿地在下午分手，每个人带着一小袋糖和各自的晚餐。晚餐有几种选择，我们大部分人喜欢用酱油拌的中式炒饭。

那天晚上火车在岳州停下来加油，我们怀特纳家的三个男孩看到自己的父母，但是被禁止离开火车，我们只能通过开着的窗户挥挥手和我们的父母说话。从那时开始我们组织做游戏，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兄弟俩给大家讲有关在我们头顶上跟踪我们火车的日本轰炸机的故事，为避免疲劳还安排一些安静的休息时间。我们还有1000多英里到达香港。

因为前方有日军轰炸机的危险和潜在的破坏，火车在隧道停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被允许离开火车沿着铁轨走走，但不能出隧道，这让我们有机会释放一下被压制的能量。隧道里满是烟，当烟散去后，我们很快离开隧道，又开始上路。

接着我们到达一个很大的铁路桥停下来了，桥已被炸成了一个扭曲的废墟 。一连串的小船被绑在一起在河上组成了简易的浮桥。我们带着各自的行李组成一个行李队列，通过这个浮桥把从前面的火车上拿下行李往后面的火车上放。哈持和吉姆，这对哈恩斯伯格家兄弟非常有胆识，他们返回到先前乘坐的火车，爬上车顶把所有国家的国旗收集起来，看着我们这群小洋鬼子的所作所为，火车工作人员觉得非常有趣。几个小时后，我们大部分人被塞进三等车厢，又开始了行程。我们的车厢更拥挤了但火车走得更快，经过两个夜晚，我们终于到达香港。

辗转上海直至毕业

在香港，有很多的英国教会圣公会信徒来接我们，他们带着我们坐公交车到我们居住的教堂，我们睡在房间的简易床上。哈持和吉姆兄弟俩睡在五星级半岛宾馆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只记得晚餐吃美味的面包和奶油。在香港期间，我们是活跃的香港游客，我们租自行车骑车享受美丽的乡村风情，我们乘坐轮渡再坐火车去香港海岛的山峰游览。当意大利班轮“比安卡马诺伯爵号”到达香港后，我们乘坐此趟班轮去日本占领的上海，船非常拥挤，男孩们被安排在船头。在船上的四天，天气非常糟糕，最糟糕的是晚上，因为船头会随着一个大浪升起，然后又撞向下一个大浪，很多的乘客生病了。

我们的船最终驶进浑浊的黄浦江，到达被日本占领的上海，途中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驱逐舰，其中也有日本的。来自上海美国学校和教会团队专家指挥我们上岸，我们被公交车直接送到法国租界内的上海美国学校，住进学校特意为我们开放的宿舍。上海美国学校校长和几个工作人员接待我们这些近50人的牯岭美国学校学生和家庭成员，他们已经重新雇佣了厨师和食堂的工作人员。

哈持和吉姆·哈恩斯伯格于牯岭 2004年

在上海美国学校我们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我们内心充满了感激。那年哈持和吉姆的母亲，哈恩斯伯格夫人和我们一起住进了上海美国学校宿舍，帮助管理新的上海美国学校学生的食宿事宜。到校的第二天我们被分配到各自的班上，疲惫地到书店去拿我们的教科书。我作为高中生在上海只待了 6 个月，我有 11 位同学。那时很多人已经撤离上海。虽然上海美国学校比牯岭美国学校的基础教学更复杂些，但学校的基础课程大多类似。我们很快地适应了，而且学得很好。

下面是1938年2月12日，我母亲写给美国教会董事会秘书的信：

“孩子们已进入这里的学校，就我看来对他们来说没有困难。唐纳德是两年前来这里的，所以他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施特林很善于交朋友。从今年开始美国学校不再是寄宿学校，家长们和难民占据了宿舍。我们支付房费管理我们自己的食堂，这样使得家长对孩子负责，用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住这儿，我不介意这样的生活。”

毕业是件大事。作为牯岭美国学校唯一毕业班学生，16 岁的我是班上 12 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但我是以第三名成绩毕业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等生，第三名的成绩对我的鼓励很大。我还有其他的成就：我是上海美国学校毕业班剧本的主演、毕业班童子军巡视组负责人、是乐队和合唱队成员，我还走国际象棋。我已经摆脱了害羞的男孩时期走向成熟。毕业后，我坐上了“亚洲皇后号”轮船回国上大学。从上海去北卡罗来纳州是我的另一个记入史册的旅行。

牯岭美国学校的落幕

1937 年 12 月牯岭美国学校的故事结束于上海美国学校敞开大门接收来自香港国际专列的我们这些战争难民。上海美国学校成为我们在中国最后一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中国的战争爆发成世界性的战争之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久就回到美国。我们这些牯岭美国学校的学生只有几个人在 50 年后才返回庐山的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没有返回庐山。

施特林和芭芭拉·怀特纳 2012年

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在儿童时代曾经游泳过的黄龙潭、三叠泉，互相赛跑的那个“一千级阶梯”（好汉坡），在三宝树的家庭野餐，还有在鄱阳湖畔的远足。庐山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无忧无虑夏季时光的梦，是永恒美丽的回忆。尽管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热爱中国，热爱庐山，中国是我们第一故乡，中国一直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部分。庐山作为我们年少时无与伦比美丽的、精神的自然乐园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后记

施特林·怀特纳先生是随着大部队坐上难民专列南下至香港，后又北上至上海，最后又从上海回到美国。一路过来有惊无险，算是幸运。牯岭美国学校另一位老校友的回忆录谈及逃离牯岭，最终能回到美国可以说是奇迹。还有一位老校友回忆中提及他的父亲在日本人占领庐山后不久在庐山去世，母亲被日本人抓到菲律宾的集中营关了四年。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故事，还有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没有记录下来的故事，只有当事人知道在战争中流离颠沛是怎样的感受。

这些在庐山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老外们，他们内心的故乡是庐山，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想着她、梦着她。他们的经历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的情怀。她曾深情地说过：“鉴于出生和祖先，我是美国人；鉴于选择和信仰，我是基督徒；但是鉴于我多年的生活经历，鉴于同情心和情感，我是中国人。”她的墓碑没有一个英文字母，仅用篆体雕刻着“赛珍珠”三个中文字。不管美国部分政客如何翻云覆雨，但在民间中美人民的友谊是真挚的、绵长的。

【作者简介】施特林·怀特纳博士 1921 年 6 月 27 日出生于庐山，父母是 1919 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在庐山牯岭美国学校学习长大，1938 年在上海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回到美国。1942 年毕业于纽约的索尔兹伯里的卡托巴学院。1945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1946 年他和妻子回到中国，在湖南省的岳阳教书，一直到 1951 年离开中国大陆赴香港。1967 年回到美国，并成为一名老年医学专家。1987 年退休，2017 年 1 月 28 日去世，享年 95 岁。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丰富经历，形成了勇敢而热诚的性格。他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进了 2013 年出版的《宝塔庇护之下》一书。

【译者简介】陈晖，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估员，英语教师。

读后记：牯岭美国学校中的很多学生就生在庐山，庐山是他们成长的地方，也是他们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地方，他们把庐山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他们多次带着儿孙回访中国，为中美民间交流牵线搭桥。牯岭美国学校的故事，就是中美人民友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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