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外贸易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水平？闭关锁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传统观念认为清朝推行了“闭关锁国”，几乎断绝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然而，重新翻开史料，我们会发现清朝是一个贸易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对外贸易的活跃度远超明朝。我们将太多近代落后西方的因素归结于清朝，就导致了我们对清朝过于偏见。现在，我们就来客观地看看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到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一，清朝的海上贸易政策

清朝初期，由于全国尚未统一，加上郑氏海上势力的威胁，继续推行明朝以来的“海禁”政策。清初，清廷先后下达了5次“禁海令”，3次“迁海令”。1656年，顺治帝下令：北到天津，南到广东的沿岸地区，禁止商民私自出海，违者处斩。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顺治帝下令将东南沿海居民后撤30到50里，以防止沿海居民和郑氏暗中联合。

随着内地的统一以及郑氏集团的衰落，海禁逐渐松弛。1668年，郑氏在大陆的据点丢失殆尽，于是广东的海禁松弛。1676年，康熙帝废除了北方各省的海禁。1684年，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于当年下令废除了全国的海禁，并让内迁的居民重归故土。这宣告了清初20年的海禁终于结束了。

康熙帝确立了清朝的海关税收，分为船税和货税。货税方面，进口税为16%，出口税为4%，总体而言低于明朝“隆庆开关”后的“十分抽二”。船税按照船只大小征收，“粤海关历来办税务，系将夷船分为一二三等，均照东洋船例减钞银十分之二，按船征收。”当时中等船税收为800两，税率为0.53%。

清朝官方不直接参与对外贸易，而是利用中介行商进行管理，推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行商制度。行商一般由大商人充任，他们有三大职能，一是代理政府向外国商人征税，二是代理外商销售货物，三是代理清朝政府和外商交涉事务。行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广州的“十三行”。

到乾隆年间，开始对通商政策进行严格的限制。1757年，乾隆帝以规范海防为由，下令各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通商。不过这个规定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许多外国商船依然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

二，清朝的海上贸易：西洋来市，东洋往市，南洋互市

在明朝时期，是禁止和日本进行贸易的，即使是“隆庆开关”后，也禁止民间商人和日本进行贸易，因此中日之间的走私贸易盛行，出现了郑芝龙等海盗集团。到了清朝时期，日本江户幕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长崎就是专门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港口。

根据统计，康熙二十三年到长崎的中国船只有193艘，到康熙后期增加到了193艘，到乾隆年间增加到了1100艘。中国商人长崎建立了商馆12座，长崎还专门修建了唐人坊供中国商人居住。

明清时期，中国称东南亚为“南洋”，由于东南亚没有推行“闭关锁国”，因此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以“互市”为主。中国的船只可以到东南亚进行贸易，而东南亚各国的船只也可以到广州进行贸易。

由于当时西方殖民者扩张，东南亚的独立国家不多，仅有缅甸、越南、泰国等。在乾隆年间，平均每年有60多艘商船到达越南。在雍正年间，每年去泰国贸易的船只为80艘左右。中国主要在东南亚进口香料、粮食和各种奇珍异品，其中大米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清朝鼓励进口。清朝规定从东南亚进口大米则免除关税，甚至有封赏。乾隆年间，每年要从泰国进口9—12万石大米。

由于和东南亚各国交流比较频繁，东南亚的华人也在不断增加。如在乾隆年间，越南的安会出现了长达3里的“唐人街”，居住的华人到达了6000人。在泰国，华人郑信还领导了泰国的独立斗争。许多华人在东南亚旅居，写下了《嘉定通志》等作品，对东南亚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西洋方面，中国主要和英、法、美、荷等国进行贸易，其中和英国的贸易额最大。1764年，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20万两，占据西洋各国对华贸易的63%。中国出口西洋的货物，有43%是运到了英国。乾隆推行“一口通商”后，英国人非常不满，于是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华，试图和清朝建交，进行全面的通商，并要求将舟山岛送给英国储存货物，遭到了乾隆的拒绝。

因此，中国的和西洋的贸易是遭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也是中国加速和世界脱轨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因而对西方货物需求有限，但是西方却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丝织品、茶叶和瓷器，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到了清朝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搞起了“鸦片贸易”，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8世纪，清朝统一东亚大陆，使得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开通。中国可以和俄罗斯、朝鲜、哈萨克、缅甸、越南等国进行了陆地贸易，其中和俄罗斯的贸易最为重要。

明朝末期，俄国使团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要求和明朝进行通商，遭到了明朝的拒绝。《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的贸易才开始了。最初，俄国使团将西伯利亚的毛皮运输到北京进行了交易，然后再中国购买纺织品运往欧洲贩卖，获利颇多。由于俄国不断在边界生事，清朝就经常中断贸易来制裁俄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728年，清朝和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条约划分了两国在蒙古高原的分界线，同时也开始中俄之间的友好交往。条约允许俄国商团到中国贸易，同时在北京设置了俄罗斯馆、东正教堂，以供俄国人居住。俄国每10年派遣4名学生到北京学习汉语和满语，他们回国将中国的诸多典籍翻译到了欧洲，成为了早期的汉学家。

随后，北京、恰克图、尼布楚等成为了中俄贸易的口岸，到1756年，恰克图成为了中俄贸易的唯一关口。俄国每年从中国获得商业利益远远大于英国，在乾隆五十八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710万卢布，而恰克图口岸的贸易额占据了俄国对亚洲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俄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毛皮，中国则主要出口茶叶、丝织品等。

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双方不仅仅有密切的朝贡贸易往来，还有频繁的民间贸易。中朝之间的贸易口岸主要是中江市场（义州）、会宁开市和庆源开市，三者都是官市，在官方的监督下进行。清朝主要对朝鲜出口纺织品、皮货、文具等，向朝鲜进口人参、牛马、纸张等，当时朝鲜出产的“高丽纸”颇受欢迎。1702年，中江市场的税收就达到了4000两，每年有50多万两白银从朝鲜流入中国。

除此之外，清朝和中亚各国、西亚、南亚都有民间贸易往来，其中伊犁就是中亚贸易的口岸，这里不在累述。

由于清朝参与国际贸易，使得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开始紧密结合了起来。当时中国的国内的产品基本由水路汇集到武汉，然后由陆路运输到北方和俄罗斯进行贸易，由水路转移到海上和西方各国进行贸易。当然，清朝和西方国家经济体制不同，经济模式不同，导致双方的贸易政策不同。清朝的对外贸易虽然比明朝更加开放，但是依然是严格限制的，这使得中西方的交流继续遭到遏制，长期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