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张光昭：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阆苍南中心县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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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抗日战争时期

在阆苍南中心县委的工作

张光昭

“七七事变”前，在四川成都的张曙时同志发展了一批党员；韩天石同志在四川大学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饶志俊同志建立了民协。“七七事变”后，党中央从延安派罗世文、周凤平等同志来四川发展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发展和建立了一批地方党组织，党的发展更壮大了，普及到了全省，好多县建立起党的领导机关。1939年2月建立阆苍南中心县委，不久建立苍溪县委，这是南方局最大的县委组织，有300名左右党员。

在抗日救亡斗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取得胜利，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武装部队不断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则是大溃退，反革命本性复活，恼羞成怒，积极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规，并设立防共委员会等一系列反动机构。因而党中央南方局提出整顿巩固党的任务。

1939年5月，我参加川康特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郑伯克同志专门讲秘密技术。7月结束，郑伯克同志通知我，分配去阆中工作，参加阆苍南中心县委，任宣传部长，书记冯列斯（胡景祥），组织部长刘国定，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叛徒甫志高的原型。所管地区阆中、苍溪、南部、剑阁、昭化、广元、巴中、南江、通江9个县。任务是执行党的整顿、巩固政策。7月以《星芒》通信社特派记者身份去阆中。

我来阆中后，以《星芒》通讯社特派记者身份出面活动，由于不懂得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不懂党的救亡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的关系，用在成都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那一套来管理党。阆中的救亡活动中心XXX地方我经常去；再是我去阆中，冯列斯已走，刘国定安排我住张际中同志的张家丝厂，我每天早起锻炼，都在后院树林里唱《国际歌》，这样就引起敌人的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潘文华的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阆中，我们去了一批共产党员，李代宾同志我很熟悉。特务也去的不少，斗争更加尖锐复杂。这时，敌人已准备向我下毒手，逮捕我，李代宾同志知道这情况。这时，新中心县委领导饶孟文、郝谦同志已经来阆中，通知我立即隐蔽。我到高家坎陈光铨同志家，我住那间房子，靠街，两个特务就在小街上说：“这个家伙昨天都还在，今天就不见了，到哪里去了？”1982年我到阆中，还去那个地方详细看了一下。

饶孟文、郝谦来阆中改组中心县委后，饶是书记，郝谦是组织部长，刘国定、王子模和我是执委。总结检查中心县委工作，首先提出对我的批评，说我不讲秘密技术，事实本来是这样，但我强调客观不懂，和饶辩论，饶本来是成都群力社最早的发起者、组织者，我们都是最先参加群力社的，彼此也很熟悉，又互相了解。饶个性强，脾气不好，他把桌子拍了一巴掌说：你歪，黄爽英（群力社负责人之一），比你更歪，我都把他（她）压下去了。当场宣布给我以党纪警告处分，这刺激太大了，一年被处分两次，是否还有前途（1939年初川康特委邹凤平同志派我去梓潼魏城利国农场种蓖麻子，工作不安心，一心想去延安，川康特委派巡视员杜晚初同志来绵阳联系，宣布川康特委对我的处分决定，原文我现在还记得：此人认识清，能力有，唯工作动摇，若逃则去之，不逃可以转变为有力干部，给予党的严重警告处分）当时在阆中没有住处，住在华光楼下街惠来旅馆里，一个星期没有吃饭，没有睡觉，考虑一个问题，革命不革命？革命是否还有前途？不革命干什么？这一次是对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彻底改造，对我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是一个质的转变。以后中心县委决定派我去剑阁县南部边界的罐鸭场，做党组织的整顿巩固工作。

罐鸭场在剑阁县南面，接近南部县，据说现属南部县管，在升钟寺北面。升钟寺是有名的革命地区，1932年那里的农民暴动是四川有名的，现正在那里修一座14亿多立方水的大水库，蓄水区就在那一带。由阆中去一天还走不到，这个地区产木材，那时每年涨水季节，农民利用西河运木材去南部县出售，每年都要死不少人，那地区的人烟很少。

我在罐鸭场住在王子汉家，他是区委书记，又是国民党的保长，一个老婆，有两个几岁的娃娃，4列3间的大瓦房，我去那时，还未打谷子。

新到一地首先熟悉环境，也成了我们的习惯，我约王子汉同志在他房子周围走走。走到厨房背后，看到几个大木桶，装着红薯叶子，在我们贵州，那是喂猪的“猪食”，顺口而出，问他家喂多少猪，老王一手拉着我，使我莫名其妙。不久，一天吃饭，那是招待客人，取名叫“甜浆饭”，做法就是用一碗黄豆磨成浆，用大米和红苕混煮，最特别的是饭要煮熟时，放一烧箕红苕叶子。我是爱吃红苕的，加之天热，吃“甜浆饭”是最理想的。哪知道，天哪，红苕叶子是涩嘴的，饭一进口，涩得简直吞不下去，几乎要吐出来，实在难受，不吃如何办？逼着吃下去，那些群众都是这样吃的。每天，都是蒸红苕、煮红苕，几个月实在受不了。那些群众吃干饭是逢年过节或婚丧事故，要每家送一碗。他们吃肉就更不容易了，我没有看到买肉回家来吃的，他们请我吃肉，都是逢场天，我只去过两次。

那里的党员，大概有三四十个，剑阁县有个材料是对的，关于袁朝品的问题，做区委书记是以前的事，组织是他发展的，我去时是王子汉，哪个决定的，我不知道。我碰到的都是些上层人物，没有基本群众，加之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生活散漫，还有吃大烟的，如何整顿巩固，向中心县委提出了一个方案，保留少数人。可是几个月后我身体拖垮了，中心县委看着不行，改做巡视员，做剑阁、昭化、广元一带的巡视。

以后几个月的生活、工作，就是昭化、广元、剑阁，或许是剑阁、昭化、广元，假如由阆中出发，到罐鸭场再到剑阁、昭化、广元，或许由阆中出发，经苍溪梁子上的烟峰楼，五里子的广元，因为要给中心县委领导汇报，就是这样不停地走着。这条路，最难走的是阆中到剑阁，本来阆中到剑阁有三国时修的古道，虽然人烟少，还有人走，沿途有大柏树做路记，但我们走小道却几十里无人烟，豺狼虎豹常出没，偶一不慎，就有危险，几十里路才有场镇，计划不好，就会饿饭，找不到地方住。

这里有个故事，我在剑阁金仙场住宿，农民没有火柴，又是烧柴烧草，为了急于做饭给我吃，叫一个六七岁的娃娃去邻居取火种。这个娃娃没有带工具去，他妈妈催得急，我也替这个娃娃着急了，如何办？真是情急生智，这个娃娃抓了一把冷灰放在手板心上，又用手抓一粒火种（火炭子）放在上面，我没有想到用这个办法把火取回来了。农村孩子也是有智慧的，几十年来我都未忘记这件事。

广元只有难民收容所有一个同志，剑阁收容所也有一个。广元这个同志已被捕，我不知道，去联系他，几乎出了问题，看情况不好，我就逃了，以后剑阁的同志告诉我，这人已被捕。昭化只在三磊坝有一个同志，我由昭化去是顺江而上，那天起冒了夜，已是入冬天气，冷得没有办法，碰巧有一家渔夫因天冷起床来烧火取暖过夜，我也去他那里要求烤火，得到主人同意，天亮后才到的三磊坝，住了两天，那同志对人还好。

剑阁的党员多一些，是个特支，那里是伪专署所在地，农校陈和文同志是支书，我们接触多些，还有常显龙、罗文卓等。我去苍溪工作后，就没有管这个组织了。以后中心县委出问题就把这些人丢了。现在陈和文同志、常显龙同志的政策都落实了。据说剑阁还有些同志的问题没有解决，同志们给我写信来要求证明，我也转绵阳地委，请他们帮助解决。

在阆中我碰着一个同志，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说是农校的学生，因告陈和文同志的状，1939年开除了他的党籍，他认为不对，我认为是对的，还认为陈和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据他说，陈和文同志逃难时，还在他那里避难，为什么不徇私情，坚持开除党籍。事实是1938年他就去参加三青团，与国民党联系，参加活动，党这时没有这个政策，不同意搞两面派。

苍溪县的党组织，是由王子模同志发展的，王子模同志是苍溪县槐树驿的人，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7年中央派邹风平入川时，一起回到四川的，于江震同志派到南充，王子模同志到苍溪建立党的组织，王子模同志是搞军队工作的，多年做党的公开工作，发展地方组织，特别是地下党组织，没有经验，加之1938年是大发展时期，带来了不少问题。罗洪宾就发展100余名党员没有任何手续，固然有客观条件，那是苏区，群众拥护共产党，同时党要求大发展，放松一点也可以。不管如何说，建立起几百人的一个大党还是有功劳的，在党史上值得一提。

苍溪有两个完整的县委，据南方局重庆资料室告诉我，有几百名党员，有两个完整的县委，是南方局党史上没有的。1938年，川康特委派郑伯克同志去阆苍南检查工作，清理组织，何香芗因长期脱离党，被捕事件后，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停止组织关系。

1939年我去阆中，郑伯克同志明确交代的任务是整顿巩固党。我去以后，冯列斯同志已离去，我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研究决定，遵照川康特委指示，办党员训练班，先办苍溪县委扩大训练班，我去主持的。主要讲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那本小册子、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策略问题、党的建设等。在讲话过程中，已涉及到国际国内形势。人数有二三十人，除县委全部人员外，还吸收了区委一部分人参加，地点在李清碧同志家，时间两周。谢谢李清碧同志的爱人杨瑞华同志热情接待，问寒问暖。那时天热，可能是8月。训练班回来后，中心县委改组，饶孟文同志根据中央精神和川康特委指示，疏散被暴露的人员，决定改组苍溪县委，成立新县委，叫我做县委书记，朱光碧做组织部长，陈思敏做宣传部长。县委机关离开苍溪县城，设在岐坪，1939年底我们去的苍溪。

郑伯克

中心县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苍溪县委党员成分基本是农民，又是红四方面军的苏区，条件是很好的，县委机关设在岐坪。苍溪县有300名左右党员，岐坪白庙近200名，城区有50名，槐树驿有50名。县委安排我（张光昭）、朱光碧住岐坪，陈思敏住苍溪县城杨勋家。中心县委决定，李清碧、杨伯刚疏散，岐坪区委书记罗红宾疏散。潘实之调中心县委做嘉陵江上游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于1981年第1次去苍溪，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潘实之同志的情况。潘原是抗日战争时期苍溪县的第一届县委书记，1939年疏散他，我知道，1940年春节被捕后我也知道，1951年解放后在贵州省民政厅见着他还是共产党员，1955年肃反时被逮捕判刑，1978年遣送苍溪，每月生活费40元，以县级国民党战犯处理。1979年在成都碰着胡景祥（冯列斯）同志，提出潘有信给他，请求帮助弄清他的问题，他不是叛徒，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苍溪县委也不好处，以前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现在是战犯，如何交代？问题要在贵州省委落实政策（编者：潘实之同志的政策，已于1984年底全部落实，恢复县团级公职，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入党记计起），胡锦祥同志给我提出，你是贵州人，在贵州工作应该管一管，所以去了趟苍溪了解情况；另外，我1941年离开苍溪时，留下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放在岐坪地下党区委书记张三智同志家土墙内，是否可以找得到。1982年我第2次去苍溪，为了写苍溪县委回忆录，查对一些材料和史实。第3次去苍溪是1983年阆中、苍溪、南部三县请我们去开会、谈历史，会议结束后，苍溪县委请去住了两天。

岐坪是个有几百户的集镇，白庙要小一点。岐坪处苍溪东河边，我们便以东河的船商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发展共产党组织。岐坪、白庙都是区委，地理条件好，由岐坪到白庙有一条梁子，在十华里以上，党员多数就分布在这梁子上，我们苍溪县委就在这梁子上活动，简直是个特区，赤色特区。我们在梁子上可以自由活动，那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苏区，群众基础好，基本上是些贫苦农民，完全是亲如一家人。我们是搞地下党工作的，如何隐蔽下来？如何来整顿？如何来巩固？党员和群众很难分开，哪些是党员，群众完全知道，自由主义也严重存在着。我们县委分工，因陈思敏是上层人物，年龄比较大，社会经验丰富，但吃苦耐劳差，所以我们把他分工管城区。1940年夏秋之间，苍溪城里敌人追捕我们，谣言四起，上层人物动摇，陈思敏同志思想波动，加之我们没有钱，都在同志家吃饭，亦使他不习惯，夏天，我们县委在岐坪梁子上开县委会。1940年，整个苍溪县发生旱灾，吃水都困难，洗脸洗澡更困难。我们三人都生疥疮，陈思敏提出他的病要用中医老办法“倒丹”来医治。我们不懂，我们给他找了个地方，请医生给他治疗。这种医法厉害，“倒丹”后我去看他，半间屋子都是流着血。一个革命者，随便让自己的血白流？我知道上当了，此人用自杀想逃跑。立即找朱光碧同志研究，朱同意我的判断和意见，把他身体健康恢复后，送他走。我们没有一个钱，由区委去动员一些同志送点鸡蛋猪油，买点白糖给他吃，王叙五同志来苍溪请示中心县委后，将陈送走的。

张光昭（马正富 供图）

再谈谈我们的生活习惯，这一年半时间是不好过的，党组织没有给我们一个钱，我们又没有职业，与家庭也没有联系，没有经济支援。罗洪宾在家时，还可以吃点肉，罗洪宾调走后，就没有这机会了。我们吃肉是这样的条件，有同志家里死了猪就通知我们去吃一顿死猪肉。

我们经常是住区委书记张三智同志家，他是贫农，一个老婆比他大10岁，有一个几岁的儿娃娃，两间草房。贫农的生活很少吃白米饭，经常吃小米、包谷，红苕、麦子等，种什么，收什么，吃什么。我们为了和张三智研究工作，要在他家吃住。他女人异常同情革命，确实希望翻身，但生活太苦，又要为我们弄生活，常闹情绪，发脾气。我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收他娃娃张滔做拜干儿，同他拉好关系，缓和这个矛盾。还给她劳动，如煮饭、担水，收种庄稼等。但始终改变不了这个矛盾，因为我们两个人经常要在他家吃住，这个基本矛盾没法解决，只好忍辱负重。那住的地方，说来有人还不相信，热天住张三智的院坝，就是在院坝上放块席子，侧边烧堆火来驱蚊子，每天早上起床，满脸满手都是血和蚊子咬的伤痕。冬天和秋天，张家没有房子住，也没有被子盖，就住在附近一个姓李的中农家里，冬天有虱子，春天有跳蚤。按照神经学说，不管什么咬，都会知道，神经系统会指挥手去捕捉的，但是太多了，就没有法了。我们学得一个办法，上床之后不脱完衣服，身上一热不管虱子跳蚤都往身上爬，因为他要生存，要吃人的血，待它们爬完后，把衣服全部脱光，这样可以睡个好觉。第二天在火上一烤几乎全部消灭。

现在来谈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整顿巩固，苍溪党的组织确实需要整顿巩固，亦确实没有办法整顿巩固，我们做农民工作，又没有经验，特别是苏区更不知如何办。敌人又四面八方包围起来，我们也采取了不少措施，首先印发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那篇论文，发给各支部党员学习。我们对这个组织的结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必要时，准备全部撤退，保留一定的关系，以观后果。岐坪区委我们搞了三套组织，罗洪宾走后，张三智代替，再培养一个赵文成。这个人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是很秘密的一个党员，假如我们撤走后就只保留他一个关系。

健全县委领导。我们是初学做领导工作的，没有什么经验，特别是做一个县的工作，管理几百名党员的一个大党，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更没办法。我们首先是建立工作的计划性。1940年初，我们就制定一年的工作计划，3个月一次小计划，每月有检查总结。1940年6月，我们研究第三次小计划时，我叫朱光碧同志草拟一下3个月的工作计划，工作他做了，吃了不少的苦头，有的要修改很多次，他很有意见。会议结束时，他向我提出，做全盘计划是书记的事，为什么要组织部长来做？我告诉他，假如书记调了，走了，你如何办？组织部长应该掌握全局，他才明白我的意图。我们个人都有学习计划，我特别爱哲学，从我参加革命起的1936年（组织上认定的张光昭参加革命时间是1935年秋）就读《大众哲学》第一版，以后就没有间断过。在苍溪县工作时，我带上两本书：一本是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一本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常放在我住的地方，有空就学，有好多都背熟了。走的时候放在张三智的土墙内，以后推墙把它毁了，实在可惜。

在对敌斗争上，我们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组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战略防卫，不组织力量做战略性反击。凡是我们暴露了的同志，采取疏散政策。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举行活动，争取以统战工作，同上层势力联合抗日。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岐坪有个官僚恶霸地主侯鹅峰，在茶馆里公开扬言，岐坪有共产党活动。县委为说服他，也是想制服他，我提笔写一公开信给他，警告他，规劝他，我用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希望他以抗日大局为重。此人接信后很害怕，向人就说共产党在山沟里，有这样的人才不可小看，此后再不敢嚣张。1940年10月，槐树驿区委书记王良才被捕，为什么，不清楚，我亲自去了解了情况，据说没有影响组织，春节苍溪县城大摆布就影响全局了。春节过后，岐坪来捕姓昝的，中心县委杜桴生才决定我撤退，是王叙五同志来通知的。

朱光碧同志5月撤退，最初中心县委的意见，安排在南部新农场教民校，随即改变计划，利用肖钟鼎同志的关系，巴中地方势力赵继刚同志，派巴中工作，驻地方财政机关内。

朱光碧同志告诉我，他由苍溪出来，没有职业，没有生活，杜桴生同志告诉他，我家里兑了一笔钱，叫他拿去买一担杂货，在南部巴中一带活动。

张光昭

1986年 5月 15日

（注：此文原载1986 年《苍溪党史资料》第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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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 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光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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