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康时期，清朝宗室缺的出现，具有哪些特征？

宗室缺顾名思义为宗室人员专补之缺，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成为“首崇满洲”国策下官缺制度的产物，在清代官缺制度中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在清代以满洲官员为主要补授群体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拓宽宗室群体补授途径，扩增宗室官缺数额的同时，在京内中央重要的文职衙门中，进一步扩大了宗室缺的设置范围。

宗室缺的是为这一调整过程则清晰地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的用人策略的变化，宗室人员的仕进之阶不断拓宽的动态过程。

“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荫，无有任职官者”，顺治九年（1652）四月“设立宗人府衙门”，“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玉牒，辨昭穆、序爵祿，均其恵养，而布之教令，凡亲疏之属，胥受治焉”，初以“亲王郡王总理府事，左右宗正，或贝勒贝子，左右宗人，或公与将军兼摄，俱由宗人府具题请”。

随着管理皇族事务衙门宗人府的设置，出现了由宗室人员专门补授的官缺。顺治九年（1652）设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各一人，以贝勒贝子及公与将军兼摄。

高级文官启心郎，旧有觉罗一人，“康熙十二年（1673）裁”。

中级文官理事官，顺治九年（1652）设六员；康熙十二年（1673）定四人。

副理事官，顺治九年（1652）设六员；康熙十二年（1673）定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满员外郎二员”。

主事；顺治九年（1652）设二员；康熙十二年（1673）定六人。经历，顺治九年（1652）设满洲二人；康熙十二年（1673）定二人。

以上理事官、副理官、主事在顺治九年（1652）设置之初“俱系觉罗员缺”，并非宗室专缺，康熙十二年（1673）定以定以“觉罗、满洲参用”。

清代陵墓建有东陵、西陵、盛京陵三处，顺治初年以来先后增置“东陵、泰陵管理承办事务衙门，宗室、贝勒、贝子公均无常员”。

顺治九年（1652）初立宗人府，出现了专门由宗室人员补授的官缺，此时的宗室缺范围还仅限于宗人府宗令、宗正等高级文官之中，这类官缺由亲王、郡王、贝勒等宗室王公补授，其他官缺分别由觉罗、满洲、汉军、汉人补授。

康熙十二年（1673）宗人府始分左右两司，“所办者议拟罪罚事件，稽察俸禄册籍，及玉蝶、银库二处，俱关系宗室事体，不便即用宗室管理”，遂将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此四处，其分缺一半，照例选用旗员，其一半缺用宗室”，于此定额内，分出一半，补用宗室，一半补用满洲。

这一阶段的宗室缺补授群体还未固定为宗室人员，如理事官、副理事官、主事皆为觉罗补授，府丞、启心郎还有汉军、汉人补授。东陵、泰陵等陵寝衙门中也出现了宗室人员补授的情况，但并非为固定的宗室专缺。

到了康熙雍正时期随着宗室人员的繁衍，统治者为了疏通宗室人员升转仕途，进一步扩大了宗室官缺的数额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