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去世后其长子已34岁，为何还要让年仅6岁的顺治继位呢？

从1643年8月9日皇太极去世，到8月14日八旗王公大臣议定顺治帝继位，共计6天时间。在这6天内，以多尔衮、豪格和两黄旗大臣为代表的三方势力都在为谋取帝位而四处奔走。

最终，以维护皇权力量为代表的两黄旗大臣，审时度势，率先提出“必立皇子”的方案，并采取措施，调动军队包围诸王议立帝位的会场，以武力迫使豪格退出竞争，多尔衮主动妥协，最终由皇太极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帝位，是为顺治帝。可以说，福临登上皇帝宝座，是清朝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

皇太极去世后，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忠于皇太极的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8人前往肃亲王豪格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两黄旗大臣最初在继承帝位上的这一方针，策略上起到了维护两黄旗内部团结、共同对外的重要作用黄旗内部团结、共同对外的重要作用。豪格在得到两黄旗大臣拥戴之后也开始积极行动。他派手下何洛会、杨善二人通报郑亲王济尔哈朗说：

“两黄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

豪格主动派人征求济尔哈朗意见，显然双方关系密切，意在得到响应。济尔哈朗答复：

“我意亦如此，但摄政王(多尔衮)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

济尔哈朗虽然表态支持豪格，但有所保留，原因是多尔衮的立场尚不清楚。这里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豪格派人向济尔哈朗讲两黄旗大臣“立我为君”时，遗漏了“以上为太子”，即以福临为豪格接班人这一关键条件。

三派势力中，多尔衮的动作最慢。据《清史稿·索尼传》载：

“太宗崩后五日(八月十三日)，睿亲王多尔衷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从多尔滚召索尼商议一事，可知索尼是两黄旗大臣的关键人物。此外，多尔衷并未公开表示他个人的意见，其原因很可能是两白旗内部未能统一立场，才造成了他个人态度的犹豫不决。八月十三日晚：

“巴牙喇章京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

此事表明了索尼和图赖在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表明两黄旗大臣经过进一步协商，在帝位继承谋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改为“必立皇子”。这一变化，显然是考虑到两白旗对豪格的强烈反对，当时两白旗将领认为：

“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

“必立皇子”的方针既是两黄旗大臣对两白旗势力所做的必要妥协，又能最大限度地使他们的主张赢得各方的支持。8月14日黎明，两黄旗大臣首先在大清门举行盟誓，然后下令属下最精锐的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于崇政殿外。索尼等人凭借武力强行进入崇政殿中，向正在讨论帝位继承的诸王提出“立皇子”的要求，然后离开会场。《沈阳庄启》一书中有对这场会议的详细记载：

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代善)发誓(言)曰：“虎口(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大臣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阿济格)亦随而出。十王(多铎)默无一言。九王(多尔滚)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依照上述史料，可做下列五点分析。首先，两黄旗大臣为使皇子能够继承帝位，事先做了周密谋划。以索尼为代表的两黄旗大臣，经过分析各方面力量的对比，提出了“必立皇子”这一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它突出强调了皇位应由皇子继承，显示了两黄旗大臣决不允许诸王染指帝位的决心。

最初，两黄旗大臣提出“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之方案，主要是考虑利用豪格的威信与影响。后来改为“必立皇子”，更加适合策略上的需要。这样既有利于争取包括豪格在内的两黄旗大臣团结一致，又具有相当大的妥协性，使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两白旗反豪格势力容易接受。

其次，在由皇子继位问题上，两黄旗大臣态度坚决，面对反对皇子继位的势力毫不退让。多尔衮召索尼“议册立”，表面上是征求两黄旗大臣的意见，实质上是窥探两黄旗大臣的动向，以确定他本人争夺帝位的计划。对此，索尼断然以“必立皇子”为答。后来证明，恰因索尼这一斩钉截铁的回答，才使多尔衮在议立帝位会议上犹豫不决，不敢公开同意阿济格、多铎拥戴自己的主张。而多尔衮的犹豫动摇，迫使多铎竟然跳出来毛遂自荐，反而暴露了正白旗内部的弱点，使多尔衮陷人更加被动的困境，转而为代善等人拥立皇子继位创造了条件。

又次，为使皇子能够顺利继位，两黄旗大臣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具体表现为：两黄旗大臣在诸王讨论帝位继承的清晨，在大清门前进行盟誓，公开展示两黄旗的团结；然后调动军队包围了会场，等于将与会王公大臣的命运控制在手；以索尼为首的两黄旗大臣，不顾他们没有议政资格，打破惯例强行进入会场，向与会者率先提出立皇子的要求，施加影响以争取主动；他们还对与会者以武力相威胁，甚至拔出佩剑，声称要与反对立皇子者同归于尽。由于两黄旗大臣的这些有力措施，迫使阿济格和多铎不敢坚持拥戴多尔衮，而多尔衮则迅速改变立场，接受皇子继位的提议，并明确表示同意福临继承帝位，遂为各方一致通过。

复次，豪格在继位问题上的失败是因为他事先并没有得到两黄旗大臣的全力支持，而又遭到来自两白旗的坚决反对。两黄旗大臣最初支持豪格为帝，并非毫无保留的拥戴，而是以福临“为太子”作条件的。不料豪格在争取济尔哈朗时，竟然完全不提这一先决条件。而两黄旗大臣在多方运作之后，发现豪格继位阻力甚大，遂将帝位要求转变为“必立皇子”，准备拿豪格做必要妥协的牺牲品。后来豪格说出自己“福小德薄”，随即愤然退出会场，极有可能是两黄旗大臣明确抛弃豪格所致。如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等人，对由福临继位的结果十分满意：

“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

这一点还可以从1644年4月，豪格被幽禁时的情形得到验证。主张立皇子最得力的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8人，没有一人受到牵连，其中心人物索尼因为不附从豪格受到“赐鞍马”的褒奖。

最后，多尔衮争位的企图本来先天不足，两白旗内部又意见不一，根本不可能成功。多尔滚系皇太极之弟，他之所以得不到普遍支持，是因为即使在文化较为落后的满族中，兄终弟及的传统也已绝迹。当年皇太极虽系凭实力被推举为汗，同样是子承父业。因此坚决反对多尔衮继位的索尼提出最有力的理由是“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此外，多尔衮身体多病，诚如豪格所说：

“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

多尔衮英年而逝，可证豪格之言属实。况且多尔衮本人并无子嗣，以致他制定的谋取帝位的计划是：“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竟与两黄旗大臣的最初计划有殊途同归之处。后来多尔衮的犹豫不决及赞成福临继承帝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豪格、多尔衮和两黄旗大臣三方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最后福临得以继位，是两黄旗大臣精心谋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