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治理，数字技术带来了什么改变新京智库

▲4月24日，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工作人员在介绍智慧体育综合管控平台。该平台可对公园内的人流、安全、环境以及公园周边“15分钟健身圈”运动场地的门禁、灯光等设备实现智能化管理。图/新华社

新京报讯 （记者柯锐）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程度的加深，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多个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政务办理实现了从“一网通办”，到“一网统管”，再到“一网通享”“一键回应”。数字时代的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相比于传统时代的治理有何区别，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近日，新京报新京智库举办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技术应用为超大城市治理带来了积极作用，数据时代的治理和传统治理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

大数据治理要注重细节

在上海市MPA教指委秘书长、复旦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顾丽梅看来，从一网通办到一网统管体现了上海城市的治理特点。“一网统管”讲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把数据整合在一起。

顾丽梅表示，上海先是推行一网通办，2019年后推行一网统管，把各个职能部门，以及12345热线职能，都整合在这个网上，实现了动态化管理。

顾丽梅介绍，有些城市曾经发生过电子广告牌坠落砸伤甚至导致路人死亡的事件，在传统的城市治理中，只能定期去查访，防范事故的发生，可是无法杜绝。现在依赖于管理技术的发展，每个玻璃幕墙和电子广告牌都安装了物联感知系统。这样，通过物联感知系统就知道广告牌有没有问题，玻璃幕墙会不会掉下来。确实做到了早预警，早研判，早防范，早处置。

“数字技术应用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确确实实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顾丽梅说。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陶然看来，大数据治理不能仅仅是解决表面问题，而要注重细节，并着重解决存在问题的根源。

以群租现象的案例，陶然认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房价房租炒高，导致许多人陷入没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传统治理方式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大数据治理不能仅仅是让大数据发现问题并解散群租，而应该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根本问题。

同时，在政府管理和服务智能化程度上，陶然认为，政府内部信息现在看起来自动化了，减轻了人力负担，但是最终落实是依靠基层人员来执行，这意味着对基层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也要加强。现在很多负责基层工作的网格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精准和智能，其实还是要打上问号的。

数据治理的过程可溯便于监督

广东省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宏则表示，数据时代的治理和传统治理相比，出现了几个变化。一是数据治理是由数据驱动的，很多时候是由于数据的异常或者聚集产生了很多治理的需求。二是数据治理很多时候呈现出治理资源的优化，治理资源根据数据的需求变化而变化，治理实现有的放矢投入。三是数据治理的过程是可溯的，做了什么会留痕，所以监督的过程比较完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城市更新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成志认为，数字化治理与传统治理的主体和客体没有区别，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市民服务。但是数字化治理的治理途径有区别，高度依赖于现代科技和装备。为实现数字化治理，需要先进的移动设备、高速网络、精细的数据库和算力等。

大数据治理时代，要特别注意哪些途径是对市民有益的，哪些途径可能会有隐患。殷成志表示，对于有益的则要放大，对于有隐患的要事先制定措施消除隐患，“像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就是识别潜在的隐患。”

有些数据治理是形式主义

当然，数据治理还是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文宏表示，一些地方的数据治理的目标不是为了成效，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给上面看，给公众看，作秀的功能很强。“比如说故意做大工作量，很多时候为数据做数据，为了形式主义做很多东西。”

同时，文宏认为，数据治理有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冗余。“比如，我们去某一个街道做过调研，他们每天需要日常填报更新数据的有122个App，每周上报数据的App是160多个，这样的工作量对基层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负担，导致很多基层上报的数据是失真的。基层的数据填报逻辑是你需要什么数据，我就给你填什么数据，这些数据并不是真实的数据或者实际发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没有促进和优化治理，反而干扰和影响了基层治理，数据治理如果呈现出是这样的情形，还是有问题的。”

此外，在文宏看来，数据治理也是冷漠化的。在传统治理时代，人和人之间交流互动的场域比较多。“那时，大家进到家门或者小区，是一家人的感觉。现在微信上是好友，但是现实中是陌生人的场景比较多。”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