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文化解读：现代文化中的个体孤立

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主要关注的是现代人的心理孤立，这种孤立伴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个人自由而来。关于这种孤立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他的论述特别有说服力。

弗洛姆指出，“现代工业体系中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在垄断阶段——会使人的性格变得软弱、孤独、焦虑和不安”。不言而喻，孤独的体验正是焦虑的近亲。更具体地说，当心理孤立超过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焦虑。既然人是作为个体在社会母体中发展，那么弗洛姆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拥有自由的个体如何与人际世界建立联系。这就如同19世纪的克尔凯郭尔一样，从个体性、自由和孤立的角度来看待焦虑问题。

《焦虑的意义》，[美]罗洛·梅著，程璇郑世彦译，好读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3年1月

“他是自由的，但也是孤独的”

首先，我们有必要注意弗洛姆关于自由的辩证性观点。自由总是包括两个方面：消极的一面是，它摆脱了权威和限制；积极的一面是，它被用来建立新的联系。只有消极的自由会导致个体的孤立。

自由的这种辩证性，可以从每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中看到，也可以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性格结构的系统发展中看到。孩子在生命开始时与父母有一种“原始联结”，随着长大成人，他会逐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这一过程被称为“个体化”。但个体化也带来了潜在或现实的威胁，它会逐渐打破原始联结的一体化。孩子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注定是孤独的。

与个体的存在相比，这种与世界分离给人的感觉极其强烈和震撼，常常具有威胁性和危险性，让人产生无力感和焦虑感。只要一个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察觉到自身行动的可能性与责任，他就不必感到害怕。（引自弗洛姆《逃避自由》）

一个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孤立以及伴随而来的焦虑。在理想情况下，我们期望孩子在成长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积极关系，当他成年时，这种关系会通过爱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出来。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理想或简单的解决方案，个人自由在每一个成长阶段都包含着永恒的辩证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建立新的积极关系或放弃自由以避免孤立和焦虑，还是发展新的依赖关系或形成各种妥协方案（神经症模式）来缓解焦虑？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对人格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这种自由的辩证性，也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观察到。文艺复兴时期个体性的浮现，使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的权威与规范，摆脱了教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束缚。但与此同时，这种自由也意味着切断了曾给人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纽带。用弗洛姆的话说，这种切断“必然让人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感、无力感、怀疑、孤独以及焦虑”。

在经济领域摆脱中世纪限制的自由——市场从行会监管中解放出来，废除了高利贷禁令，实现财富积累——既是新个人主义的表现，也是其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尽可能地投入经济扩张中去。但这种经济自由，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越来越孤立，并屈从于新的力量。

个体现在受到强大的超个人力量、资本和市场的威胁。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伴之间变得敌对又疏远。他是自由的，但也是孤独的，既孤立无援，又四面受敌。（引自弗洛姆《逃避自由》）

观察这些发展对中产阶级的影响特别重要，不仅因为中产阶级在现代越发占据主导地位，还因为我们有理由假设，现代文化中的神经质焦虑是中产阶级的突出问题。财富积累起初只为文艺复兴时期少数有权势的资本家所关心，但后来逐渐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最主要的担忧。到了16世纪，中产阶级夹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前者大肆炫耀自己的权势，后者则贫穷至极。尽管受到新兴资本家的威胁，中产阶级关心的还是维护法律和秩序。或许还可以说，中产阶级接受了新资本主义的潜在假说。因此，中产阶级在受到威胁时所体验到的敌意，并没有像中欧的农民那样以公开反抗的方式表达出来。中产阶级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表现为愤愤不平和怨恨。众所周知，压抑的敌意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因此，这种内心动力过程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焦虑。

缓解焦虑的方法之一便是从事疯狂的活动。这种焦虑一方面来自个体面对超个人的经济力量时的无力感，另一方面则来自个体相信“努力终有成效”，因此其症状部分地表现为过度的行动主义。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人们对工作高度重视的心理动力之一便是缓解焦虑。除了工作所产生的创造价值和社会价值，工作本身也成为一种美德（加尔文主义主张，工作上有所成就，虽然不是获得救赎的手段，却是成为神之选民的明显标志）。我们在强调工作的同时，对时间与规则的重要性也格外看重。弗洛姆写道：“这种不懈的工作动力是16世纪的基础生产力之一，其对于工业体系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蒸汽与电力。”

焦虑与市场价值

当然，这些发展对西方人性格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市场价值是最高的标准，人也就成了可以被买卖的商品。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可出售的市场价值，无论出售的是技能还是“人格”。关于对人的这种商业评估（更准确地说，是贬低）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奥登在诗歌《焦虑的年代》中进行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述。当诗中的年轻人想知道自己能否找到有用的职业时，另一个角色回答道：

……嗯，你很快就会

不再困扰，而承认自己

是市场制造的，一件价值

浮动的商品，一个必须

服从买主的小贩……

于是，市场价值就成了个人对自己的评估，而自信和“自我感觉”（一个人对自己的认同感）也多半是他人看法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则成了市场的代表。因此，当代的经济进程不仅造成了人与人的疏离，同样也导致了“自我疏离”——一个人与自己的疏离。孤独和焦虑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个体要与同伴展开竞争，还因为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内在评价的冲突。正如弗洛姆所言：

由于现代人将自己既当作卖家，又当作市场上待售的商品，所以他的自尊取决于无法掌控的状况。如果他是“成功的”，他便有价值；反之，他则一文不值。这种取向所导致的不安全感，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他所拥有的人类特质，而依赖于在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市场上取得成功，那么他的自尊必然是不稳定的，需要不断得到他人的肯定。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被驱使着为“成功”而不懈奋斗，这是个体确立自我和减轻焦虑的主要方式。竞争中的任何失败，都会威胁一个人的准自尊——尽管它是准自尊，却是个体此刻所拥有的一切。竞争失败显然会导致他强烈的无助与自卑。

弗洛姆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近期发展中，个人价值的贬低趋势加速了。不仅是工人，连中小商人、白领，甚至是消费者，都扮演着越来越机械化的角色。大体上，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小齿轮根本无法理解整个机器，更不用说影响它了。从理论上讲，个体可以随意跳槽或自由购物，但这通常是消极的自由，因为个体只是从一个齿轮变成另一个齿轮。“市场”仍以超个人的力量继续运行，而普通人对这种力量几乎没有控制力。诚然，工会和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在对抗上述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它们的影响只是缓和了经济生活的非人性化，而不是克服了它。

逃避机制

可以预料，人们会发展出某些针对孤立和焦虑的“逃避机制”。弗洛姆认为，在现代文化中，最常用的机制是机械趋同（automation conformity）。一个人“完全采用文化模式提供给他的人格特质，因此，他就变得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成为他们所期望的样子”。这种趋同性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人放弃了他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机械的人，和他周围成千上万的其他机械人一样，这样，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孤独感和焦虑了。”根据弗洛姆关于自由的辩证性观点，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这种趋同性。在自由的消极方面，西方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不受外在权威对个人信念、信仰、意见的支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心理和精神上的真空。一个人无法长期忍受脱离权威所带来的孤独，因此会发展出新的内在权威取而代之，弗洛姆将其称为“匿名权威”，如公众意见和常识。

现代自由的一个方面是，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但是，弗洛姆补充道：“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虽然现代人战胜了那些泯灭个人意志、干涉信仰自由的政教势力，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丧失了一种内在能力，他不能相信任何未经自然科学证明的东西。”“内在的约束、强迫和恐惧”填补了消极自由所留下的真空，并为个体的机械趋同提供了强大的动机。虽然这种趋同是为了避免孤独和焦虑，但它实际上起着相反的作用：个体趋同的代价是放弃他的自主力量，因此会变得更加无助、无力和不安。

弗洛姆描述的避免个体孤立的其他机制是施虐-受虐狂和破坏性。尽管施虐-受虐狂的表现是对他人施加痛苦或者让自己痛苦，但它们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个体通过专注于另一个人或多个人的存在来克服孤独。“受虐狂所采用的各种手段都是为了摆脱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摆脱自由的负担。”我们也会在受虐狂身上发现，个体会努力通过成为“更大”力量的一部分来弥补无助。破坏性—在近期的社会政治发展中，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一现象的明证—同样是为了逃离无法忍受的无力感与孤立感，其基本原理可以从焦虑（在此背景下，是由孤立引起的焦虑）与敌意的关系中看出。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焦虑会产生敌意，而破坏性正是这种敌意的公开形式之一。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不考虑焦虑因素，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尤其是对于焦虑的这些方面—个体的孤独感、渺小感和无力感，我们无法轻易回避。人们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主要发端于社会的中下阶层。在分析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时，弗洛姆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德国中产阶级所经历的无力感。“绝大多数人都被一种渺小感和无力感所笼罩，这就是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这个阶层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在心理上也是如此，它失去了曾经的权威中心——君主制和家族。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特征是施虐—受虐狂和破坏性，其功能在心理上可与神经症症状相提并论，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补偿了个体的无力感与孤独，保护了个体免受焦虑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比作神经症症状，那么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是社群形式的神经症。

我对弗洛姆的批判主要是，他低估了人类发展的生物学层面，或者只是予以口惠而已。例如，他宣称“人的本性、激情和焦虑都属于文化产品”，而我认为，“人的本性、激情和焦虑不只是文化产品，而是生物性和文化共同的产物。前者是人类的攻击、敌意、焦虑等能力的来源，而后者则引导和减缓这些既定能力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姆的批判者（主要是马尔库塞）给他打上修正主义者的烙印是正确的。但这些观点不应该掩盖以下事实：弗洛姆的早期著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原文作者/罗洛·梅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