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期本来中立的中国北洋政府，为何决定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

第一，当时中国处境尴尬，被迫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力极其微弱的中国是没有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的，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中国政府除了保持中立外，别无选择。因为“吾国近十年中外交状态，固赖列强均势之局，得以维持；勿容讳饰，欧洲均势之破坏，其必非吾国之福，不待智者而知，故严守中立，实我政府及我国民共同之意思也。”

基于自身状况的考虑，1914年8月6日中国北洋政府向国际社会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

然而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大门后，在国际社会上始终是国弱言轻，任何自己认为是强大的呐喊都被列强弃之一旁、充耳不闻。就在“局外中立条款”墨迹未干之际，日本战舰便在1914年8月8日在青岛附近出现了；而德国又以青岛为“作战根据地”，“捕获敌国商船”。为此中国北洋政府虽多次抗议，但列强仍置若罔闻、我行我素。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后，不出兵欧洲，反而派其劲旅直赴中国青岛，日德青岛大战在即。

为了限制战火在中国蔓延，羸弱的中国北洋政府再次让步，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交战区域，但列强并不满足。1914年9月2日，日军在山东登陆，占据黄县、掖县；26日，日军又突破中国政府划定的交战区，占领了潍县车站；到10月上旬，遂进据济南车站。中国政府“屡次抗议，日本以该路有德国资本及曾运奥兵为词，交涉数次，迄未解决”。不仅如此，日本反而警告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至此中国北洋政府企图以“局外中立”，避开战火的愿望终成泡影，中国当时实际上处于“中而不能立”的境地。

另外由于在1917年2月之前，中国处在“中而不立”的被动局面下，还“迭招德国不严守中立之抗议而不能答复，又照付德国之庚子赔款，而惹协约国之仇恨，以促成日本对付中国之政策，卒招致二十一条之要求，及欧战期间日本之其他一切侵害。”

在此种状况下，迫使中国北洋政府不能不重新抉择更为切实可行的新方案。曾经在帝国主义角逐中，中国政府尚可屈辱妥协求得片刻安宁，而到此时，连屈辱的苟安也求之不得了，留给中国政府的路只有一条——参战。

第二，北洋政府为了日后中国“山东权益”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

1917年大战已接近尾声，鹿死谁手已经很明白，为使“山东问题”妥善解决，中国必须有机会参与和会。对此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有清楚的认识：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为局外人，而我国参战，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第三，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相通过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获取经济利益。

段祺瑞想通过参战，一方面获得协约国集团财政上的援助；一方面能缓付“庚子赔款”和提高关税，增加政府收入，以便维持统治。

当时民间也有人认为“，倘加入协约团体，为得财政上援助，肃军纪，理财政，兴学奖业，国人倘奋发有为，非千载一时之机会乎！失此机会，真可谓救亡无术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朝野人士的共识。

在参战之前，段祺瑞已经从协约国那里得到暗示“：只要中国参战，他们就能满足上述愿望。”这是段决意加入协约国一方的主要重要原因。

尽管协约国后来有些自食其言，但段政府还是争取到协约国同意德奥庚子赔款永远撤销，协约国方面五年内展付，这对缓解中国财政意义重大。

以上正是一战时期本来严守中立“的中国北洋政府，最终决定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的原因所在。总体来说，当时中国通过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最后成了战胜国，是得大于失的。比如战后中国除了被免除了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作为战胜国之一还获得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此外，虽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完全失败，但中国代表的抗争引起了各国的注意和同情，埋下了日后“华盛顿会议”的伏笔。最终在“华盛顿会议”上经中日谈判，1922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被迫交还前德国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同日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还发表声明，废除“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

参考资料《段祺瑞与中国参战新探》、《段祺瑞力主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