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三名日本战犯能在上海轻松越狱，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们提供了太多帮助？

1949年2月，位于上海江湾殷高路“国防部战犯监狱”撤销，监狱在押的包括日本前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由轮船被送回日本；1952年8月5日，蒋当局与日本签订的某个“和约”正式生效，八十八名日本巢鸭监狱收押服刑的全部战犯，无论时间刑期长短，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全部释放。

批准这些遣返和释放命令的，是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曾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当过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他授权叶公超签署条约第十四条规定：“本条约以日本语、中国语及英语作成。若解释有相违之处，以英语本为准。”

协议书中老蒋还放弃了“日本所应提供之劳役利益，以做为对日本国民宽厚及善意之表征。”

那份和约有多丧权辱国，越看越让人生气，而且还会涉及到领海问题，这里就不再细说，大家看看一下1946年到1948年的报纸，就能发现老蒋对鬼子有多“旧情难忘”，当年的记者走访了设在上海的“战犯拘留所”后愤怒发文：“生活之优越自由，较任何国人罪犯所居之监狱为佳，狱室之设置宛如学校宿舍，每日并规定入浴时间，伙食方面由战犯自制日本式饭菜，加以该处环境清幽，管理清洁，战犯个个肥胖，如此优待日本战犯，一般士兵见之均感不平。（1948年4月《中华时报》）”

与战犯们的养尊处优心肠鲜明对比的，是当年的提篮桥监狱，据当年报刊披露，提篮桥监狱缺经费、缺囚粮、缺囚衣、缺餐具：1946年年初，押犯总数达二千多人，但是提篮桥监狱现有犯人用餐的饭罐则仅四百多只，且多已损坏，只让犯人分批吃饭，饭罐使用完毕，才能给下轮的犯人用餐，典狱长江公亮请求上级拨款购买五十张铅铁皮，自己制造一千只饭罐，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委实无法支付”。江公亮于1946年3月20日向上海高等法院院长郭云观打报告请示，请求解决，结果直到上海解放，那五十张铅铁皮也没拿到。

战犯到了老蒋的监狱，不像服刑像度假，而且还有高工资可拿：其食粮和补给都由蒋政府供应，并且每个月将官级的日本战犯有八百元、士兵级的日本战犯有二百元的零用钱——这是1947年8月13日《申报》刊登的《战犯生活不恶，打球消磨时光》一文列举的数字，但是却没说那八百元和二百元是法币还是现大洋，但似乎应该不是法币或金圆券——1946年到1948年，很少有百元面值的法币或金圆券。

从1947年开始，上海战犯拘留所改为“国防部战犯监狱”，战犯们住的房子四幢房子分别命名为“博”、“爱”、“和”、“平”，装修也是倭风满满。创刊于1947年的上海警察半月刊《红绿灯》第二十期登了一篇《战犯监狱参观记》，详细介绍了日本战犯的度假式“服刑”：将官及校（佐）官的关押处门不上锁，舍内挂有绿色的窗帘，房内陈设别致，小几、小案，案上有瓶供的小花，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俱全，墙壁上还挂了几幅书画，几个日本战犯在榻榻米上看书……

蒋家王朝对日寇的奴颜婢膝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我们在《潜伏》中看到的“冈村宁次为贵宾”也确有其事，庞镜塘和廖耀湘在特赦前后分别写了《日寇投降后冈村宁次的一个建议》、《美蒋在南京受降前后与日寇的勾结》等回忆文章进行了揭露。

据庞镜塘（蒋家王朝中执委兼山东省党部主委，1960年11月28日特赦）回忆，1945年9月，冈村宁次向老蒋传递口信，表示他还有一百几十万装备齐全的部队，可以帮着老蒋打内战，他还恬不知耻地提出：“我们的军队连同军队附属人员和散住各地的居留民，总共不下六七百万人，骤然被遣散回国，必要说安置职业成问题，就是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住下来好些。”

冈村宁次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全力支持，老蒋也大为“嘉许”，最后因为美国人强烈反对而作罢。

虽然冈村宁次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他帮老蒋打内战并在投降后还保留完整建制、炮击中国军民以向老蒋表功，那也是廖耀湘（曾任新六军军长、第九兵团司令）亲见亲闻的：“何应钦命令驻芜湖的日本部队归日本第六军军长指挥，日本第六军（辖五个师团）则归新六军指挥。”

冈村宁次和廖耀湘串通一气，对天津附近的抗日军民展开了猛烈炮击，据冈村宁次向老蒋汇报，一次炮击就造成了四百多人死亡。

老蒋和日寇穿一条裤子，但是日寇并不是十分领情，尽管蒋军把日本战犯伺候得很周到，那些战犯还是不断逃跑，他们逃跑的过程，极有可能得到了监狱看守的帮助。

半年连跑三个日本战犯，舆论大哗，老蒋才表示“大为震怒”，尽管有证据表明逃犯买通了狱官，他也只是将典狱长邹任之（战犯管理处少将处长、上海监狱少将典狱长）撤职了事（此人1933年曾留学日本，被撤职后于1948年3月脱离军界去日本经商）。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逃跑，哪里来的钱收买狱官，这第二个问题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老蒋给的“零花钱”，在看守眼里可能就是一笔“巨款”，至于战犯为什么能逃跑，就不能不提老蒋对战犯有多“信任”了。

当年蒋系国防部战犯监狱的规格高，占地面积比司法系统的提篮桥监狱还大，休闲娱乐设施和服务体系都周全，但是防控设施几乎没有：四周没有高高的围墙，仅设一圈不通电的电网，哨兵看着战犯们大鱼大肉而自己只能啃杂合面窝头，也打不起精神站岗放哨。

老蒋的战犯监狱里，日寇既不穿囚服也不剃光头，于是1947年7月22日上午，二十七岁的池崎道成（战前曾任上海美丰洋行支店长、东亚贸易公司副经理身穿黄衬衫、蓝西装裤，与轻松跨过“电网”溜掉了。

12月14日晚上10点，又有一名日本战犯破越过“电网”脱逃，这个战犯可是一个危险人物：此人名叫中野久男，曾任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新市街分队的宪兵、崇明县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同时他还是个会讲上海话的“中国通”。

中野久男已经被初审判处死刑，但是这个死刑犯居然没有被戴上手铐脚镣，他逃脱后化名王寿章，一路逃到苏州河边的乍浦路桥，每天推小车掩护身份并赚钱度日，直到1948年2月24日才被捉拿归案。

除了这三个吃饱喝足整天想着逃跑的战犯，在上海每月领八百块“零花钱”的，还有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四十师团长宫川清三中将、第六十师团长落合松二郎中将、第六十四师团长船行正之中将、第六十九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第一一八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这些人在老蒋的优待下养得白白胖胖，而当年多地的老百姓都走上街头“反饥饿”——他们实在是没有饭吃了。

一边是国内百姓啼饥号寒，一边是日本战犯养尊处优，那些拿着零花钱的倭寇并不感激光头凯申，这粒花生米在鬼子的眼里，还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小人物（据说花生米这个绰号是史迪威起的，英语有小人物的意思）——鬼子既不谢罪，也不认错，反倒是凯申们对鬼子感恩戴德。

1946年到1948年期间，老蒋及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为什么对日寇那么好，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找答案，我们回顾历史，不禁想起了先贤的训导：小人畏威而不怀德，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老蒋如此优待战犯，读者诸君有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