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救亡：抗战时期《申报》的民众读书指导研究——以“读书问答”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刊载信息

褚金勇、李易霖，《读书与救亡：抗战时期<申报>的民众读书指导研究——以“读书问答”栏目为中心的考察》，《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2期，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申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办“读书问答”该栏目的研究，认为“读书问答”栏目为大众读者构建了一个自由讨论的“公众论坛”，来自社会底层的读者得以通过该栏目发出具有公民意识和理性观念的自觉声音，实现了栏目自上而下对“国民性”的启蒙改造和读者自下而上的主动选择与反向影响，由此建构了一个“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阅读共同体，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申报》；“读书问答”；阅读辅导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中国读书人在无力感与责任感的双重驱动下掀起了“读书救国论”的讨论。作为救国战线最前沿的媒体代表，《申报》积极响应“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读书思潮，于 1932 年开启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书事业建设，“以辅助新闻教育之不及，而予社会大众以求得智识之机会”。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图书馆之读者多数为苦学自修青年，虽已获得图书之供给，但终苦无师友之切磋，学遇疑难无由解决”，故《申报》于 1934 年“特增设‘读书问答’一栏，以供读者之质疑、解惑，事属创举，切盼社会人士予以指导掖助、共襄其成”，以协助社会的“读书救国”事业。《申报》的“读书问答”栏目作为中国媒介阅读辅导的先例，充分发挥了报刊媒介对于大众知识的独特教育功能。

一、“救国不忘读书”：抗战之中“读书问答”栏目的角色定位

“读书问答”栏目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它不是和风细雨环境中的读书指导和知识普及，而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报人以媒介为手段探寻知识救国、文化救亡道路的特殊的媒介实践。创办“读书问答”栏目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大批底层青年的爱国与阅读需要，共同在知识阅读中寻索“社会出路”，是时代环境、知识人才、媒介资源和读者需求等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读书与救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知识侵略的抵抗

中国是尊重典籍、崇尚读书的国度，读书人有着自己的书生意气，也有着自己的家国情怀，他们希望在现代中国继续担当起“继起斯文”的责任。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国危民难，读书人的责任感和无力感与时俱增。时代与政治环境作为文人心理转型的关系要素，也是考究抗战时期读书人身份认同与价值调整所不能忽略的因果条件。20世纪上半叶，不啻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和反侵略史。1931 年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随后在东北设立了满铁奉天图书馆、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肆意轰炸上海的东方图书馆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侵华阴谋也包括知识入侵。面对残酷的战争，“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念四起，时代的特殊性和救国的迫切需要读书人重新建立自我的认同，重新赋予读书这一行为以政治性，与国难建立起因果关系。

中国报人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知识世界的侵略企图和不容乐观的教育前景，中日之间不但是武力上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教育上的较量。于是，他们紧迫地展开了文化救亡的媒介运动，宣扬“读书救国”的文化方针。一时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是抗战时期社会青年主要的抗战观。他们“不仅将战争归结于科学上的竞争，还是一种文化上的争胜”，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正是由于科学文化落伍”，读书自然是更新科学文化以救国反帝的重要武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扫盲运动，降低了读者阅读与书写的门槛，使编读间“传达思想的媒介的运用更加灵活”，为栏目向底层人民提供阅读指导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文章截选，完整版请见《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2期，本刊已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相关学术数据库）

作者

褚金勇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李易霖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中共报刊‘七一’纪念的新闻生产研究”（项目编号：2021BXW019）、2021 年度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专项课题“中共报刊‘五一’纪念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921-2021）”（项目编号：21XKJS0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