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胤丨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

文/陆胤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梁启超《新史学》

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震骇一时的“新史学”风潮，不仅让中国史学本身获得其近代化的新面目，更因为史学贯通古今中西的特点，在西洋器物、制度、学科分类涌入，传统经学、理学、词章之学相继式微的语境下，使“史学新旧”成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与知识方法更新的重要关节。其所裹挟的社会进化论、地理决定论、人种优劣论、历史阶段论、历史因果律等观念，更是发挥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影响到此后中国学术的整体走向，甚至凝结为国人面对历史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三篇，堪称梁启超“新史学”论述的核心文本；同时开始撰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 [1]，则可视为“新史学”理念的一次成功尝试。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都不会凭空发生，总有来自内、外种种因缘的触发。学界对于梁启超“新史学”外来资源已积累了颇多考索成果。 “新史学”于清季风行一时，得到朝野上下的诸多回应。这固然要归功于新兴报章和“言论界巨子”梁启超的首倡，离不开清末趋新学人的知识氛围，尤其是当时新学界对于国家观念和社会进化论的普遍推崇；但另一方面，今文经学关于《春秋》“事”“义”关系的持续思考，晚清公羊学以“三世”之说附会西学的尝试，作为梁氏新史学背后的经学师承，更充当了接引外来资源和相关理论的中间媒介。

作为“新史学”核心文本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最初都是刊登在报刊上的“觉世之文”。 晚清时代，梁启超一派维新言论获得莫大势力，有赖于其对新媒体资源的掌控，更离不开梁氏本人对报章文体的经营。因此，有必要将此数篇史论还原到最初发表的语境，从中提取其要义。

《中国史叙论》初刊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廿一日、八月初一日出版的横滨《清议报》第90、91册，纳入“本馆论说”栏目。《清议报》是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一派的政治喉舌，同时带有一定的学术普及功能，旨在“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继而提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两大主义。 [2]不难设想，《清议报》的政治与学术两方面，完全有可能在同一刊物的文本空间内互相影响。在戊戌维新失败、流亡异国的情境下， 梁启超毅然发起“新史学”，除了受到西洋和日本社会学说和“文明史论”的直接启悟（详后文），亦受制于近代国家观念勃发期的政论环境。

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于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旬刊

翻阅《中国史叙论》发表前后《清议报》的“本馆论说”栏，便可从中追溯国家思潮兴起的脉络。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清议报》刊出梁启超的《爱国论》，以欧阳修《伶官传序》式的笔调发端，系统介绍对晚清人而言相当新鲜的“爱国”概念：“国之存亡，种种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薾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3]根据中外学者考证，这一时期梁启超接受国家思想，主要是以日译本为中介，吸取了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 K. Bluntschili, 1808-1881）的观点。 [4]正是在国家学理念指引下，梁启超开始区分“君相之国”与国、民合一的现代国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际的《中国积弱渊源论》当中，提出“国家”与“朝廷”的区别：

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 [5]

从政治论说延伸到对《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之旧史学”的批判，类似观点在戊戌以前已经有所萌发，而在此时更得到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充实。 须知区分“朝廷”与“国家”、“君史”与“民史”、“一人一家之谱牒”与“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6]，正是“新史学”之所以为“新”的首要特征。梁启超后来将改造旧史的运动命名为“史界革命”，多半是就此政治意义而言。他极言危论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7]

《中国史叙论》原是梁启超拟想中“中国通史”所的导论。所谓“中国史”，不同于以往采取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体裁的传统史著，而应是一部西式通史。正如周予同后来指出的：“通史”有古、今两种涵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所固有，就我个人现在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间接的输入” [8]。梁氏改造“中国史”的宏图，正是在这种“由日本间接的输入”的新型“通史”体例下展开。

《中国史叙论》全文共分八节：

第一节“史之界说”，阐述历史定义及范围，强调新、旧史学的区别，突出了历史因果律的观念。梁氏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从这种系统化的史观出发，即便说中国此前“无史”，亦不为过。关于史学的范围，梁启超引用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1881）的说法，指出史学应涵盖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领域。其中，“智力”、“美术”是需要用小注说明的新名词，“宗教”亦为梁启超新近引进的概念。此节梁启超在借用日人《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叙论》等材料阐发新史观的同时（详后文），亦展现了全新的知识分类视野。

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引入“世界史”、“东洋史”（梁氏译为“泰东史”）等当时日本流行的史学门类，暗示新史学在近代学科框架中的自我定位。梁氏指出 ，中国史作为“泰东史”的原动力，本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势衰弱，“近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而运用“文明史”的新视角，梁启超首先援引了西人所论的世界文明五大起源，继而指出虽然近世“泰西文明”左右世界，“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原注：即中国文明）相会合之时代”。此论呼应明治中后期日本舆论界盛行的“东西两文明结合论”，亦预示了梁启超后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倡导的“两文明结婚”之说。此处使用的“文明”一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教昌明”，而是作为civilization的翻译语，从明治时代的日本逆输入的“新汉语”。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九〇四年《新民丛报》

第三节“中国史之命名”，解释“中国”称谓，最能呼应新史学发端前后的新国家观念的勃发。出于“尊重国民”的宗旨，梁启超不拟采用夏、汉、唐等朝代名来代指；根据“名从主人”的公理，又不欲旁采“震旦”、“支那”等外人的称呼；至于“中华”之称，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最后选择了人们口头习惯的“中国”一词，“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这自然是国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论述。在第六节论“纪年”时，梁启超更率先运用了“国粹”一词。“新史学”在近代国家观念输入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唤起更多重视。

第四节“地势”，在铺叙中国山川、河流大势的基础上，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据近年来学者考证，这部分论述乃是综合多种日人“文明史”、“东洋史”著作而成。

第五节“人种”，主要论述中国史范围内“最著明有关系”的苗、汉、图伯特（藏）、蒙古、匈奴、通古斯六大族。晚清新学中人好言“种界”，但梁氏此处所论，却对“西人闇于东方情实”而划分黄种人为蒙古种的说法表示怀疑；又指出“今欲确指某族某种之分略线，其事盖不易易”，只能“于难定中强定之”。不妨推论，此时梁启超在接受国家观念的前提下，对种族之说不无保留。这与一年后《新民说》、《新史学》盛论“人种优劣”的立场有所不同，却能勾连到后来与革命派论战时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的论点。

第六节“纪年”，则是延续戊戌时期观点，主张在史著中采用孔子纪年。晚清康梁一派提倡“孔子纪年”，可追溯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刊于上海的《强学报》，当时产生了《孔子纪年说》、《纪年公理》等文。 [9]此类主张不无“改正朔”的嫌疑，随即遭到张之洞、汪康年等稳健派的反弹。在与其师讨论《时务报》是否采用孔子纪年时，梁启超本人亦持保留意见。 [10]《中国史叙论》此节，则是从史学本身的需要来讨论“纪年”问题。 梁启超指出纪年不过“历史之符号”，却有“文明”、“野蛮”之分，应以“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针对当世流行的“耶稣纪年”、“黄帝纪年”之说，梁氏强调“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

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主要借用19世纪欧洲考古学关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说，结合西方社会学划分酋长时期、豪族时期、君主专制时期的论述，来推测中国史前的时代区划和阶级分化。

第八节“时代之区分”，阐述梁氏设想的中国史分期，最能体现“通史”这一外来史学体裁的特点。虽已意识到“时代与时代，相续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故于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 梁启超仍采用了西洋史划为“上古”、“中古”、“近世”的三阶段，并以之与中国史地理范围的扩充相配。“上世史”由黄帝到秦始皇一统，乃中国民族自相竞争团结的时代，称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由秦一统直至清乾隆末年，乃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竞争之时代，称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迄今，称为“世界之中国”。就其中“中世史”时代太长的问题，梁启超解释道：“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这正是早期传教士著作和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宣扬的中国历史停滞论。而有关近世史乃“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的论述，则显示出当时日本政界“黄白两人种竞争”说的影响。 [11]

半年以后，《清议报》停办，梁启超继而发起《新民丛报》，在“历史”栏（初为“史传”栏）刊出《新史学》，同时在“学术”栏首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辟“地理”栏连续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历史”、“地理”、“学术”等栏目的细化，标志着梁启超等《新民丛报》编者学科观念的成熟。 就文本而言，《新史学》与《中国地理大势论》两篇，可视为此前《中国史叙论》的框架的放大和具体化；其间不无章节内容的补充，也不排除个别视点的游移。

1904年《饮冰室文集类编》所载《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改题《中国史界革命案》

《新史学》成型的部分，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两章正文，以及《论正统（悬谈一）》、《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续悬谈一）》、《论书法（悬谈二）》、《论纪年（悬谈三）》四篇“悬谈”。梁启超曾在“史学之界说”章末自陈：“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安者，视吾学他日之进化，乃补正之。” [12]可知在梁氏心目中，《新史学》还是未定稿。而《论正统》篇首又有识语云：“《新史学》本自为一书，首尾完具，著者胸中颇有结构，但限于时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触即书，先为散篇，其最录之，俟诸异日。” [13]然则，梁氏本应计划有一种关于史学通论的完整著作，而今日所见，仅为其一部分，所谓“散篇”即四篇“悬谈”。正文第二章与“悬谈”第一篇的发表相隔四个月。似可由此推断，梁启超本拟按照其理想中的著述结构“依次撰述”，但前两章完成后，《新史学》的著作工程便停顿了下来，最后只能以散篇的形式零星表露其观点。

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仍是在近代欧洲国家思想发达的对照下，反衬中国旧史学的简陋无用。 梁启超主张，史学应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甚至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取此与传统目录学所列正史、编年、记事本末等十类旧史相对照， 旧史观的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遂昭然若揭。由此延伸出“史裁”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此章继承了戊戌以前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共同提倡“民史”的成果（所以才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又吸收了从《清议报》时期国家主义论说到同时期《新民说》所涵盖的若干新知，如朝廷国家、个人群体之辨等。故其资源并非局限于史学，影响亦更蔓延到史学以外。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书读不胜读，导致治中国史学无从下手，是由于缺少一部“善别裁之良史”；又强调中国史籍“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三项缺点。其实这些批评，都可挪用到史学以外的领域。趋新姿态的背后，则是要求读书方法的变化：从读《二十四史》、《九通》、《通鉴》等原典，到读分章析节的西式通史、通论、教科书。潜移默化之间，梁启超以新史观改造国人知识生活，作用实为巨大而深远。

当然，梁启超对中国旧史学亦非全部抹杀，他列举二千年来史家稍有创造者，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家。尤其突出黄宗羲创作“学史”之功：“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说明 扩展史学领域，开辟学术史的新途，早已有本土资源可供利用。

第二章“史学之界说”，多直接搬用日本学者讲义录内容，引进空间/时间、天然/历史、客观/主观等对立范畴，强调新史学所应具备的进化视野、群体意识和求得“公理公例”的本质追求；并进一步要求扩展史学范围：从客观对象上，“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均须尽力扩展史料；而在主观凭借的方面，则应注意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哲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等各科知识。

到了“悬谈”四篇，史学论述背后的政论色彩进一步凸显。 《论正统》强调“民统”驳斥“君统”，大量取用王夫之《读通鉴论》的相关论述，在继续发挥戊戌时期“民史”观念的同时，更有张扬英、德、日一系君主立宪政治的用意：“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邱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几乎近矣。”实际上是借史学问题抒发立宪政治的观念。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篇，看似承袭《中国史叙论》的“人种”一节，实则范围大为不同。《叙论》专论中国史范围内的“种族”（相当于今天的“民族”概念），而《新史学》此篇则主要讨论黄、白、黑各人种及其内部各支系的竞争升降。梁启超引进了“历史的”与“非历史的”人种、“世界的”与“非世界的”人种等对立概念，含有比较优劣的意味。在同时期所撰《新民说》的《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篇中，梁启超就曾断论：“由此观之，则世界上最优胜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此非吾趋势利之言也，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实如是也。” [14]到《新史学》中，梁启超借用日本“文明史”著作为材料，全面论证白种阿利安人种的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故此篇初刊于《新民丛报》时，便是以《论正统》的续篇（“续悬谈一”）面目出现的。

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

《论书法》篇指斥传统史家以《春秋》书法为褒贬的谬误。梁启超借用《公羊》经学的《春秋》观，在经与史、明义与记事之间作出划分，指出：“《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不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完全否定史家“书法”。他特别在篇末表彰了普鲁塔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以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更推崇吉本《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 西式评传体裁的引进，是“新史学”同时期梁启超的另一史学贡献；而学者正可从全新的“书法”追求当中，读出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文体理想。[15]

《论纪年》篇基本上延续了《中国史叙论》的相关材料和观点，惟突出传统纪年体现的“正闰”问题，将之列为批判对象，则可视为《论正统》一篇的延续。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至五月，梁启超断续三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亦可看作是《新史学》的篇外“悬谈”。关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同时期梁氏还先后撰有《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篇章，多直接采译日本“文明史”著作；而《中国地理大势论》则是梁启超原创的论文。全篇从政治、学术、风俗、兵事四方面阐述中国各区域地势与历史演进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收有《黄河流域国都表》、《扬子江流域国都表》、《历代革命军及割据国所凭借地理表》，初步运用了数据统计的方法。

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及其创办的《地学杂志》

以《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等篇为代表，梁启超掀起的“史界革命”风潮在清末的新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回应。比如光绪二十八年创刊于上海的《政艺通报》，原仅按“政学”、“艺学”分为上下编，至当年七月第12期发刊，增加中编“史学”，先后刊出邓实《史学通论》、马叙伦《史界大同说》等文。同年八月发刊的《新世界学报》，亦多有马叙伦等人呼应梁派“新史学”的文字。凡此，均可视作受到“新史学”风潮的鼓舞。 以这两份刊物为媒介，“新史学”甚至超越了政治畛域，对晚清国粹派学人及其学术的展开，亦有深远影响。

清末“新史学”的发皇，离不开外来资源的刺激，而以梁启超新史学著作的取材为中心，又可分为两个关键时段：一是丁酉、戊戌（1897-1898）前后的酝酿期，梁启超等人直接吸收西方社会学史论，初步形成其“民史”立场，提出扩大史学范围的诉求。其时，如夏曾佑、唐才常、谭嗣同等梁氏论学的同道，都曾致力于提倡“民史”，吸取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对旧史进行批判。二是辛丑、壬寅（1901-1902）前后“新史学”著述形成时期，主要是取用来自明治日本的“文明史论”，将既有的“民史”观条理化，形成关于“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历史与地理”关系的具体论述。

梁启超改造旧史学的论说，可以追溯到戊戌维新以前。在光绪二十三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译书》篇中，梁氏就提出了“君史”与“民史”对立的观点：

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原注：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十九世纪史》等，撰纪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 [16]

同年三月，唐才常、谭嗣同等主办的《湘学新报》出刊，首列“史学”栏，同样张扬“民史”的新观念。正是在“外史”广阔领域的对照下，谭嗣同随后才把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概括为“一姓之谱牒”。 [17]梁、谭、唐等“民史”观的发端，很可能是以教会系统译印西书为中介，直接汲取了19世纪英国社会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相关论述。

斯宾塞《教育论四篇》（Four Essays on Education）中《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在光绪八年（1882）由颜永京译出，题为《肄业要览》。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将此译本归入学制类，称其“有新理新法”；继而又在《读西学书法》（1896）中提到“颜永京有《肄业要览》一书，言教学童之理法，颇多精义。父兄欲成就其子弟，不可不读之 ”[18]，可谓推崇备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肄业要览》收入梁启超主编的《西政丛书》。同一译本又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间，以《史氏新学记》为题，连载于唐才常、谭嗣同主办的《湘学新报》第8至28册。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在该文中，斯宾塞主张以一种功利价值观来划分知识等级，提倡科学实用，反对古典语文教育；具体到历史学，则认为“史学与别物无异，终以有济实用为定”，并提出著名的“邻猫生子”比喻。 [19]当时《湘学新报》的编者，曾敏锐地看出斯宾塞与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篇持论的共同点。 [20]而关于“君史”、“民史”的对立，以及如何扩充史学的范围，最可能打动梁启超等人的，应是如下一段议论：

古时列国皆以国王为注意，下此臣民，无足轻重。所以作史者但记君上之事迹，而于民间之风土人情缺焉不讲。夫 史记中于人最有关涉者系草野中事。是以作史者宜备载国之如何缔造、如何坚立，国内有何等民，其行政与治民之法何若，有何偏见、有何弊病，以及四野之情形，国中有何教，其教有何法度、有何权柄、有何仪节、有何经典，信从者或情愿或勉强，于国家有何损益；宜备载民间有何等称谓，有何交接之礼，上下间往来有何文法，盖观此可以见上下之相视相待；又处家处外之风俗规矩，以及父子夫妇两伦之次序，彼此相视之大概；民间之蛊惑，如异端之符术怪诞，世俗之拘忌，小孩所佩带之压邪诸器物；载明国内有何项之生计，一人专攻一艺或兼营别业，耕田制物有何等之机器，所制之物精粗何若，货物以何而广运，贸易用何等之银钱，行业有何世守，各业有何行规。史记亦宜备载肄业之情形，即如小孩读何种书，诵习几何年，有何格致之学，时世之趋向，民间之思议，儒士有何立论，房屋款式、衣冠、雕刻、字画、音乐、诗赋、稗乘，以见民之雅俗、饮食之物、玩戏之事；居家若何过度，有何自怡之境，国内之律例，民间之习气，一切举动俗语，以觇其德行之大凡。予以似此之史记，自有大用，读之者由此而知为人之方。

斯宾塞指出，历史学要“有济实用”，便不能由“君上之事迹”来主导，而应关注最有关系的“草野中事”，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礼节、风俗伦理、民间信仰、经济贸易、行业制造、教育学术、建筑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部分论点似已预见到20世纪新文化史或文化研究的取向。 梁启超对于“中国之旧史学”的批判，容易给人“西史”整体进步印象。而从斯宾塞对当世“作史者”的描述却可看出，当时西方史学本身仍处在从“君史”到“民史”的演化进程中。戊戌以前梁启超等接触到的浸润着功利论、社会进化论的史学观，并不能涵盖19世纪欧洲史学的整体。

然而，正是这种带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新史观，却在19世纪后半近代转型期的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参与构建了近代东亚认知框架的重组。 在这方面，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日本。而其传输媒介，则是同样有着社会进化论背景的“文明史学”。作为Civilization译语的“文明”又译“开化”，幕末到明治初年，以基佐（F. P. G. Guizot, 1787-1874）、巴克尔（H. T. Buckle, 1821-1862）等人著作为中介，由西周（1829-1897）、福泽谕吉（1835-1901）等启蒙思想家引进，并经田口卯吉（1855-1905）结合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确定为一种历史评判的标准——“文明”只属于欧洲，是一单线历程；对尚处“半开”的东亚而言，“文明”是进化历史的前景，有待完成的将来。 [21]作为著述体例的“文明史体”有三大法则：（一）进步的观念，（二）因果律，（三）向着“文明”或“人民”的全体扩充历史的范围。 [22]在被认为是“紊乱”、“无条理”、“欠分科”的东亚传统学问重组为近代学科（哲、史、文）的过程中，以上“法则”影响深远。

一时间，“谈史则曰勃克尔，论社会法则曰斯边撒” [23]，文明论结合社会进化论，逐渐沉淀为明治时代日本受教育阶层的常识，亦由此意识到本国旧史学的缺陷。如近代日本的启蒙先驱福泽谕吉，就在其影响巨大的《文明论之概略》（1875）一书中指出：

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多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 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 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 [24]

福泽谕吉（1835 -1901）

不难发现，福泽谕吉采取了与斯宾塞完全相同的论调；所谓“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之说，正可视作梁启超《新史学》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说法的直接来源。到明治中期，属于学院派史学的高津锹三郎（1864-1921）描述当世史学的状况：“我国古来之学科，近来改变其面貌最甚者，当系史学。……随着西方学术之盛行，以致史学目的和历史体裁皆为之一变。” [25]这也让人想起梁启超《新史学》劈头而来的那句话：“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1929年，梁启超辞世不久，就有人提到：“梁氏最著名之《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以日人所著为蓝本。” [26]梁启超对明治日本“文明史”著作多有搬用，不少地方甚至是直接的抄译。这一影响关系，近年来已经日益为学界所认识。梁氏“新史学”相关著述材料的具体来源，略如下表所示：

* 本表利用了以下先行研究：

（a）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

（b）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19页。

（c）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d）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载浮田和民讲述、李浩生等译、邬国义编校《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梁启超新史学著述的直接材源，多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的讲义录。事实上，占据学院主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早在1880年代末，就由任教于帝国大学（东京）的兰克弟子利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引进了。但梁启超却选择了流行于民间或讲坛的“文明史学”，与学院派的兰克史学保持距离。这或许可以从梁氏自身的著述风格与知识背景来解释。“文明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常与报章政论相结合，带有文明批判的性质；在文体上则多采用史论体，“所重者在论断而不在事实，故其所记载，惟择其有关于议论者而录之”。 [27]这吻合梁氏的报馆经历与行文风格。 更重要的是，文明史学所櫽括的斯宾塞一派社会进化学说，梁启超在早年已经有所接受。

梁启超到日本后，以福泽谕吉文明论为中介，接受了文明史学的观念。而此时，日本的文明论和文明史学，已经完成从民权主义、平权论向帝国主义、强权论的转型。《新史学》的主要材源之一浮田和民（1859-1946，时任东京专门学校讲师），便是帝国主义论的热忱宣传者。 [28]强权论立论的基础仍为社会进化论。[29]因此，带有民族竞争、强权论甚至种族论倾向的《新史学》，仍可看作是对斯宾塞一派社会学说的演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起，梁启超主导的《清议报》连载了日本社会学者有贺长雄（1860-1921）的《社会进化论》。这是一部“基本忠实地抄袭了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著作。论及社会学“功用”时，有贺氏批评未有社会学之前的历史，不是“以国家之事变，全归于君主一身之所作为”，就是“只论一种数种之事变，不涉社会中各种之事变”，指出如果没有社会学提供的“普通进化之理”，则“历史甚难造作”。在有贺长雄看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之理，理原一贯，无东西之别，苟知其一，据此可知各国进化之大体”，甚至能推断“无口碑文献时代”的变迁。 [30]凡此种种，都可用来诠释《新史学》以社会进化论改造旧史学的思路。

梁启超对“文明史学”的全面接受，还可以从与《新史学》几乎同时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得到印证。该文提倡以阅读日文为获得新知的途径，分类评价当时日本的学术著作（包括日人所译西书）。无论就“史识”还是“史裁”而言，梁启超都难掩其对于明治日本“文明史”体裁的推崇：

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

梁启超评论日人所译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特指出：“基氏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接着介绍高山林次郎（1871-1902）《世界文明史》，更进而申言：“鄙人不揣梼昧，近有泰西通史之著。”论及白河次郎（1874-1919）、国府种德（1873-1950）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则进一步透露自己欲撰述中国文明史的意向：“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脑质，知有朝廷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书乃草创之作，虽未完善，然大辂椎轮，厥意亦良善矣。” [31]对照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篇在朝廷与国家、个人与群体，陈迹与今务、事实与理想之间作出的分辨，可知正是“文明史”的广阔视野，接续了此前直接从斯宾塞史论启悟的“民史”观，进一步照亮了传统史学忽略的角落。

事实上，《东籍月旦》的史学部分，正可看作“新史学”的一份参考书目，其传播“史界革命”风潮的作用，并不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等史论之下。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光绪二十八年 （1902），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掌教“中国通史”、“学术史”课程，讲义内有《论读史法》一则云：

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 [32]

此段强调读史须有“理想”、“特识”，应在“君民”、“古今”之间作出别择，反对正闰说和纪传体，几乎是梁派“新史学”观点的笼括。王舟瑶的讲义先后列举桑原隲藏（1871-1931）著《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1873-1923）著《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1864-1947）与泷川龟太郎（1865-1946）合著《支那史》、那珂通世（1851-1908）著《支那通史》、河野通之（1842-1916）与石村贞一（1839-1919）合著《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著《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等著作，正是拜《东籍月旦》介绍之赐。不仅其所列书目与《东籍月旦》东洋史、中国史部分基本重合，就连书目下“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有志者能自为一书则善矣”的案语，亦来自梁启超“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的论断。 [33]这一切，无不说明梁启超借鉴日本“文明史论”的取径，不仅在南方新学界获得巨大反响，在癸卯（1903）以前作为清廷官方教育行政中心的京师大学堂，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34]

考索清末“新史学”观念的生成，除了外来资源的启瀹，亦不能忽略本土经学师承。尤其是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弟子和晚清“今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经学思想对于“新史学”论述的渗透，以往学界不无忽视，值得细加考论。

梁启超自称“自三十以后……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35]梁氏的“三十前后”，正是撰述“新史学”的时期。那么，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学术的分歧，是否有可能影响到梁氏新史学的构建？其实，只要细读《新史学》的文本，就会发现：在化用日本文明史著作的字里行间，读者还会时时遭遇康有为的影子。比如《论正统》篇引“通三统”来解说“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36]，《论书法》篇主张“《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 [37]，都属典型的《公羊》经说。而其中最精彩的段落，还数运用“张三世”来缘饰作为《新史学》思想骨干的社会进化论：

《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藉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 苟其一治而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 （春秋三世）之义，不当从孟子 （一治一乱）之义。 [38]

这些细微之处，无不提示康有为所张扬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依然影响着梁启超。依据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梁氏划分宇宙间的现象为循环和进化两种，分属于空间和时间、天然界与历史界，正好可以对应《公羊》经学“三科九旨”的“通三统”与“张三世”。梁启超指出，历史界的现象，应用“三世”进化来解释。

浮田和民（1860－1946）

“三世”之说发端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谓“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将十二世分为“三等”，原不过是对《春秋》书法“异辞”现象的一种解释。 [39]至何休《公羊解诂》提出“三科九旨”，将其中“三世”解释成“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依次递进的政治演化，辅以“新周故宋王鲁”、“通三统”、“异内外”等非常大义，遂将此问题义理化。 [40]迨清中叶，常州今文学者重新发掘“三科九旨”，稍后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更明确指出：“三世”不仅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区划，“通古今可以为三世”，乃是对于整个历史的阶段划分。 [41]然而，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三世”观，并不单纯源于今文经学的师传。

康有为最初的今文经说注重析学辩伪，不太涉及“三科九旨”等非常大义。即便是在授业解惑时偶尔提到“三世”，也是措辞闪烁，所指并不明确。 [42]倒是游离于康门的夏曾佑，在光绪二十一年春致宋恕信中将“三科九旨”大大发挥了一番。夏氏认为孔子之教“不外三科九旨，而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 夏曾佑立论大旨，在于将“三世”表述成“君主→君民并主→民主”的政制进化。孔门中主性恶的荀子一派只闻前二者，孟子一派则全闻其说，“太平之世，用心也精”，所以宣扬民主、道性善。 [43]同样道理，正是因为坚信性善，才会对时间进展有完美想象，也才能接受世界将循一定阶段而日臻完善的设定。夏曾佑在孟、荀对立的框架下拓展了“三世”说，这种思路，很可能影响到当时与夏曾佑共同论学的梁启超。

康有为（1858 -1927）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严复给梁启超寄去《天演论》原稿。 [44]此时夏曾佑正在天津候选，旋识严复，交往甚密。次年（1897）春，梁启超致信严复，称“南海先生读大箸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又云：“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 [45]康、梁接受严复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仍有夏曾佑的作用在内。同一信中，梁启超与严复争论希腊罗马有无民主制度，也抬出了《公羊》经学的“三世”说。在梁启超的现存著述里面，这是较早将“三世”之说附会于社会进化论的例子：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刚〔钢〕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 [46]

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梁启超对“三世”说“多君为政→一君为政→民为政”的政治阐发，明显带有夏曾佑的痕迹。更进一步，他更将“三世进化”看成是像地层排列般不容质疑的“公理”，断言希腊罗马“皆多君之世，去民主尚隔两层”。《公羊》三世说与地质考古术语结合，使梁启超的断论看上去更具权威，甚至可以不顾史实。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把“多君→一君→民政”的三世图景细化为“三世六别”，并且强调：“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 三世之说已然不仅仅是关于既往历史的概括，更包含着对现实政治及人类未来命运的决定力和预测力。任何对于“三世进化”框架中既定时段的阻碍或超越，都被认为是“于公理不顺，明于几何之学者，必能辨之”。[47]

同样在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春秋董氏学》问世。在这部结论先行的著作中，康氏推重《公羊》三世之说“为孔子非常大义”，且将三世之分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相配：“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因此孔学也分“小康”、“太平”两种：“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 [48]这与前此夏曾佑、梁启超等发明孟子传大同、荀子传小康之说，思路并无二致。梁启超把“三世进化”牵扯上“几何之学”，康有为眼中“三世”、“三统”、“内外”等义例，亦如几何原理：“学算者，不通四元、借根、括弧、代数之例，则一式不可算；学《春秋》者，不知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无通辞而从变、诡名实而避文，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 [49]如同数学规则使计算成为可能，《春秋》义例亦使《春秋》由简陋的史料上升为宣扬微言大义的经典。

对“三世进化”的体认，大致在光绪二十三、四年之间，渐渐成为趋新知识界的潮流，这一时期正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民史”观的发端相重合。丁酉正月，徐勤撰《地球大势公论序》指出，洪荒以来的人类历史无不循一定的“大势”而行：“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 [50]时人好将《春秋》与其幻想中旨在伸张国际正义的“公法”相类比。不仅认为万国公法“西人以比中国《春秋》，盖亦以空文垂教之作”； [51]《春秋》本身也因为具备了“爱民”、“存亡续绝”、“弭兵”、“贵自立”、“天下为公”、“有分土无分民”等义，而被认为“万国之公政，实万国之公法也”。 [52]推崇“公法”的理据，正如谭嗣同所说，乃在于确信“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同文化背景、纷繁复杂的人事现象背后，都冥冥存在一种确定不变的义理，“是之谓公理。且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53]对西来的“公理”、“公法”的想象和本土化努力，是为了推倒目前权威，在此同时，当然也有意无意会树立新的权威。

同年三月，唐才常、谭嗣同等主办的《湘学新报》开辟“史学”栏，唐才常发表《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提出“孔教微，无公理；公理微，无信史”，在史学中提倡“公理”，意在祓除旧史“言例言法、言闰言正、言道学儒林”的迷妄，求得符合《春秋》公理的“信史”。这岂不正是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论书法”，以进化论之“公理公例”掊击“中国之旧史学”的先声？ [54]唐才常以为今日作史“宜以《春秋》为体，以各国百年来史乘为用”；而梁启超也在同时期多次提到西方政治学院“以公理公法之书为经，希腊罗马古史为纬”的学制，强调中国兴政治学“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 [55]即欲以“公理”、“公法”破除陈见，经纬古史；具体到中国，则是用经子之“义”来涵盖历朝掌故之“事”。

创办于湖南维新运动期间的《湘学报》和《湘报》

当时唐才常、梁启超、谭嗣同所说的“公理”，是“唐虞三代君民共有之权衡也。民宅于器曰公器，器周于法曰公法，法权于心曰公心，心萭于理曰公理”。公理之“公”，与君主一家之“私”相对立。今人固然容易从文化多元的立场，指摘当时人崇信“公理”实为膜拜“西理”；但若回到历史语境， 唐、梁、谭等维新志士提倡“公理”、“民史”，本意在反抗权威，祓除迷妄，更应肯定其积极面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学问大进，但其以公羊“三世”理解历史进化的思路却没有改变。梁启超不仅以“三世”比附福泽谕吉文明论的“文野三界之别”， [56]更在己亥四月发表的《论支那宗教改革》演讲中，称孔教为“进化主义”，并进一步明确了公羊“三世”与达尔文、斯宾塞进化论的关系，指出：“第一，孔教乃进化主义，而非保守主义。《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达尔文）、士啤生（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 [57]此时正值梁启超接受国家思想强权论时期，虽逐渐认识到“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却依旧用“三世进化”来概括强权斗争的历史。 [58]公理之“公”，重点已不在体现民意或伸张国际正义，而被认为与残酷的生存竞争法则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强势的现实。

《公羊》经学的“三世说”最终能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结合，在于二者都强调历史进程背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阶段性和方向感，从而为叙述与阐释历史提供了一套有效图式。在光绪二十七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仿照日本的通史著作，挪用西洋史时代划分，将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期。而其创见，还在于以文化地理关系解说三期之变迁：上世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59]细按此说，实与《公羊》“三科九旨”中“异内外”（衰乱世“内其国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60]的框架相近。“三世”说由董仲舒《春秋繁露》最初提出，到近代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运用，其内涵流变略如下表所示：

从何休《公羊解诂》开始，“三世”就不再停留于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史，而是在一代之“事”中，寄寓了由衰乱经升平而太平的万世理想。今文家常援引司马迁转述的孔子遗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义”与“事”之间，“义”有绝对权威，“事”只是使“义”更加生动化（“深切著明”）的材料。故《公羊》经学的《春秋》观，并不排斥（甚至纵容）“义”与“事”的错位，隐含着用“义”抹杀“事”的可能性：“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甚至西狩获麟于《春秋》本为灾异，而托之以为治定功成之瑞。”刘逢禄指出，“《春秋》之义，犹六书之叚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愀然以身任万世之权，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万世之治。” [61]梁启超《读春秋界说》也指明：“《春秋》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著。”《春秋》不是史，而是象征之书、记号之书，“读《春秋》当如读《楚辞》，其辞则美人芳草，其心则灵修也，其辞则齐桓、晋文，其义则素王制也”。 [62]因此，康梁一派等在言及历史问题时，也往往以经视史，强调“经义”、“史裁”，到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对旧史的批评于是就主要着眼于史观（“四弊”）、史裁（“二病”）两方面。

是之谓“借事明义”，或者按照后来皮锡瑞的解释：“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6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推论“有史以前之时代”，引进19世纪中叶欧洲地质考察的分期结论（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用之推论中国的史前历史：

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 [64]

他方考古所得“公理公例”，无须证明便可挪用于中国。而本土史家的义务，则为“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 [65]。史实固然要确实，但目的还在于疏解业已被证成的“大理原则”。 总之，梁启超早年史学受公羊家“借事明义”说的濡染，主要在“义”的领域深耕，其意义更在于引进一种新观念（进化论），用国人熟知的史实解释、旁证之，以裨国民精神之进步。《公羊》经学的“三世说”在晚清新知识界相当流行，即便学术路径或政治主张与康、梁等不甚契合者，如章太炎、孙宝瑄、刘师培辈，都曾一度认同， [66]则其对于近代学术思维的影响，自不可小视。

百馀年来，梁启超“新史学”对于现代中国史学乃至整个知识、学科转型的意义日益凸显，其所流露的政治意识与外来资源，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认同和发掘。今人较易理解清末“史界革命”启瀹民智、扩展学科边界、开拓知识方法的意义，却对其系统化论述背后的经学观点和学派预设有所忽略。

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学科编制与启蒙心态日益成为反思对象的今天，理解清末“新史学”的成就，似乎不应再满足于抽象地继承梁启超过于条理化、政论化的结论，更不必认可其所援引的人种优劣论、地理决定论、社会进化论等带有19世纪偏见的论述框架。 重要的是，如何把“新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观照？我们或可关注学术文本在政治语境中形成的过程，从而梳理学术流变的内、外因素；与此同时，亦不妨回到以个人为中心的“旧史学”视野，采用被梁启超唾弃的“铺叙”法，回放学派分合的情境，追溯学术文本生成与流转的途径，达成具体人物知识视野的贯通。梁启超本人的史学观念，在民国以后尚多有变数，但其对思想界发挥最大影响的时期，却仍是在清末。若考虑“民史”、“文明史”、“三世进化”与唯物史观及其历史阶段论的关系，则相关问题的反思，尚有向下延伸的馀地。

2012年12月12日写于北大图书馆

本文收入《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陆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夏晓虹《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 《横滨清议报叙例》、《本报改订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初一日。

[3] 哀时客（梁启超）《爱国论一》，《清议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4] 巴斯蒂（M. Bastid）《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狭间直树《梁启超研究与“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

[5] 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渊源论》，《清议报》第77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一日。

[6] 任公（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廿一日。

[7]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第一章 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8]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四辑，1941年2月。

[9] 关于康有为等人采用“孔子纪年”的考释，参见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孔子纪年”》，王晓秋主编《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22页。

[10] 梁启超《与康有为书》，原载《觉迷要录》卷四，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11] 近卫笃麿《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の必要》，《太阳》第4卷第1号，1898年1月1日。

[12]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二·第二章 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13]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三·论正统（悬谈一）》，《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14] 《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15] 参见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6] 《时务报》第27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一日。

[17] 谭嗣同《湘报后叙》，《湘报》第11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18]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2、1164页。

[19] 史本守（Herbert Spencer）著、颜永京译《肄业要览》，《西政丛书》石印本，第12a-13a页。

[20] 《掌故书目提要·肄业要览一卷》，见《湘学新报》第4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21] 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有“日本文明的来源”一章，提出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日本文明”，但其特点是“偏向于权力”，长期停滞，事实上并不具备欧洲意义上“文明”的性质，因此在“文野三界之别”（野蛮—半开—文明）中只属于“半开”。

[22] 参考小泽荣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19世纪日本启蒙史学の研究 明治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关于“文明史体”三原则的归纳和阐释，见该书页198-214。

[23] 末广重恭《支那开化小史跋》（1883年10月），载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卷末，东京：经济杂志社1887年第2版合本。“勃克尔”即巴克尔，“斯边撒”即斯宾塞。

[24] 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7页。

[25] 转引自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26] 彬彬（徐彬）《梁启超》，引自夏晓虹编校《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7] 这是借用梁启超《东籍月旦》对日人田口卯吉所著《支那开化小史》的评语。

[28] 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启超提到参考了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著作，对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倾向有了解。见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29]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见《清议报》第95册，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30] 有贺长雄著、璱斋主人译《社会进化论》，见《清议报》第47册，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31]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东籍月旦·第二章 历史》，《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32] 王舟瑶述《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二编，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年铅印本。

[33] 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34] 在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中，也颇有强调历史与地理、人种关系的内容；但张之洞一派与日本学界存在直接联系，其吸收“文明史”观点，未必通过梁启超的渠道，故在此忽略不论。

[3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9页。

[36]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三·论正统（悬谈一）》，《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37]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五·论书法（悬谈二）》，《新民丛报》第16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38]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二·第二章 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39]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凌曙注《春秋繁露》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页。

[40] “三科九旨”内涵复杂，历来多有异说，此处仅概括最为普通的含义。参见《春秋公羊传疏》引何休《文谥例》、及《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三年“春王二月”等处何休解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95下、2200中、2202中、2203中等页。

[41]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页。

[42] 康有为早年撰《教学通义·春秋》篇，有《春秋》以后“君日尊，臣日卑”的“三世”之说：“自晋至六朝为一世”、“自唐至宋为一世”、“自明至本朝”为一世。《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七）》亦有两条提到“三世”：“以天下分三等：一等为混沌洪蒙之天下，一等为兵戈而初开礼乐之天下，一等为孔子至今文明大开之天下，即《春秋》三世之义也。”又：“《春秋》分三世，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无可得而言，治升平世分三统：夏、商、周，治太平世亦分三统：亲亲、仁民、爱物。”此时康有为以孔子以后即为“太平世”，包含“亲亲”、“仁民”、“爱物”三统，与后来在《礼运注》、《孟子微》等著作中持论大异。分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0页；《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9-100页。

[43] 夏曾佑《答宋燕生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0-531页。

[44] 严复《与梁启超》一（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严复全集》第8册，第119页。

[45]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按：这里所说“大箸”，即《天演论》。

[46] 同前注，第108-109页。

[47]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48] 《春秋董氏学》卷二，《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4页。

[49] 同前注，第323页。

[50]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序》，《知新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51] 《交涉书目提要·万国公法四卷》，见《湘学新报》第8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

[52] 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知新报》第38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53]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

[54] 《史学第三·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湘学新报》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一日。

[55] 梁启超《学校馀论（变法通议三之馀）》，《时务报》第36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同一段落，又见同时期梁启超所撰《上南皮张尚书书》、《与林迪臣太守书》等篇。

[56]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清议报》第27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此文是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一章相关文字的译述。

[57]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清议报》第19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58]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论强权》，《清议报》第31册，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59] 任公《中国史叙论》第八节“时代之区分”，《清议报》第91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60] 参见《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解诂，《十三经注疏》本，第2200中页。

[61] 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刘礼部集》卷四，道光十年思误斋序刻本，第1a-1b页。

[62] 梁启超《读春秋界说》上，《清议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63] 皮锡瑞《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见《经学通论》四，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2页。

[64] 任公《中国史叙论》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清议报》第91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65] 任公《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66] 章太炎、孙宝瑄对“三世说”的接受，参见《孙宝瑄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十八日诸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4-176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师培发表《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以为“中国社会学，出于《大易》、《春秋》”，基本上是搬用章太炎《〈社会学〉自序》和《中国通史略例》的观点，但讲到“《春秋》通于社会学”时，则转以“三世说”附会“人群进化之迹”。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社会理论”

作者简介

陆胤，1982年生于江苏苏州，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专研近世中国文学及相关思想文化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2015）、《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2022）等学术专著，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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