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完善内阁制度、整饬吏治，但对言官也未必容忍

斗蛐蛐（蟋蟀）确实是明宣宗的一大爱好，在宣德年间，朱瞻基对于蛐蛐的需求达到了一个可怖的境界，因为他不是玩一只或者两只，他每每向下面的官员讨要蛐蛐，那都是成百上千的要，他的爱好直接带坏了社会的风气。

因为蛐蛐这种动物通常都是在野外较多，而且它们体积小，在土里的洞穴生存，如此一来，为了捕捉蛐蛐，需要发动的人手往往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篇》中就记载到了朱瞻基当年为了求蛐蛐，甚至承诺给官做：“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

如果只是给钱，那么发动的只是老百姓，但如果给官，让很多人能够跨越社会的基层，打破阶级，必然会有各种有能量的人物加入其中，他们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讨个一官半职。

所以说朱瞻基把蛐蛐活生生推动成一个产业链，如果生在朱瞻基那个时代，那么评价一句“蛐蛐经济”是不为过的，而当时蛐蛐经济最热的地方，就是在江南地区，江南自衣冠南渡以来，就是天下信息最发达、经济起步最快的地方。

蒲松龄

在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促织》中，就记载了一个读书人为了抓蛐蛐导致家庭破灭的悲剧，这虽然只是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但艺术来自于生活，蒲松龄开篇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

所谓促织，正是蛐蛐、蟋蟀，而当时的民间官场因为蛐蛐经济献媚成风，各地基层官员想的不是怎么治理天下，是如何抓到够好的，够多的蛐蛐给朱瞻基，明明这是一项看似不太奢靡的爱好，却活生生把朱瞻基堆砌成一个昏君形象。

可问题来了，也是这么一个“劳民伤财‬”的‬昏君，他又创造了一个盛世，那就是“仁宣之治”。

汉有文景之治，明有仁宣之治，史学家把这两个盛世并列，因为两者之间十分类似，都是从内部恢复国家经济、休养百姓的政策。

文景之治中，汉朝廷将天下的赋税直接减半，变成了“三十税一”，而人头税“算赋”则是从120文钱降到了40文钱，这种简单粗暴的优惠政策，直接让大汉朝的民间出现了显著性的繁荣，汉朝建立时，一个大的诸侯国有一万户百姓都是困难，可文景之治时期，几万户百姓的封国一大一大把。

而明代的仁宣之治，对于民间的治理理念和文景之治是相似的，都是政府减轻税务，促进百姓的积极生产性，仁宣之治的最大成就，那就是税粮的直线上升，在洪武年间，大明每年的税粮有两千多万石，而仁宣之治直接推动到了三千多万石，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两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继“乱世”之后快速恢复的盛世，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盛世都是和之前的乱世相比较的。

文景之治脱胎于“秦末战乱”、“汉初叛乱”，仁宣之治脱胎于“元末战乱”、“靖难之役”、“永乐北伐”，战争把天下打得破碎，把百姓打得绝望，所以盛世的本身，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可以视为一种“红利”。

正是因为刘邦打下了局面，汉文帝、汉景帝才能缔造盛世，正如修好房子的前提是房子破了，同样的道理，没有朱棣北伐打下的基础，国内也不存在如此稳定的发展环境，没有朱棣穷兵黩武对国家的消耗，也没有百姓对休养生息的迫切需求，所以朱瞻基是吃了时代的红利。

事实上，朱瞻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皇帝。

他治理国家的风格，与朱棣大不相同，朱棣对领土问题、主权问题斤斤计较，可朱瞻基在位时期，却做了很多的让步，他对待北边的蒙古、辽东以外等地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且还放弃了安南，在领土问题上，朱瞻基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君主。

史书说他为君温和，可朱瞻基也并非没有残暴的时候

朱瞻基“弑师”之事一直是他皇帝生涯最大的污点，当年明仁宗即位后，安排戴纶担任太子朱瞻基的老师，是为太子洗马，可朱瞻基对于戴纶的教导却鲜有听从，自己还非常自以为是，贪图享乐，在表现上让戴纶十分不满，于是戴纶便向明仁宗如实汇报，这引起了朱瞻基的不满。

戴纶

老师举报，一是为了学生好，二是希望家长能够干涉其中，可朱瞻基并不领情，怀恨在心，等他即位之后，他并没有直接对老师动手，还给予老师兵部侍郎之职，“宣宗即位，加恩宫僚，擢纶兵部侍郎。”可戴纶还去劝谏朱瞻基，教育朱瞻基不要热衷于游猎，自此得罪了朱瞻基。

要知道，他当太子的时候都敢不听话，他现在是皇帝还想去牵他的牛鼻子，这不就是痴心妄想吗，于是戴纶后来因为小事被朱瞻基下狱，戴纶百般辩解，朱瞻基越听越来气，直接下令处死老师，把戴家人也一网打尽：“无何，坐怨望，并逮至京，下锦衣卫狱。帝临鞫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

除了戴纶以外，宣德时期，还有御史陈祚也因为劝谏朱瞻基不要因为玩乐荒废人生而受刑。

陈祚劝导朱瞻基多看经学，钻研文化，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陈祚意思，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朱瞻基“爱好蛐蛐”的坏毛病，也是因为陈祚的话语刺痛了朱瞻基，朱瞻基愤怒地训斥陈祚“诽谤”他，于是将陈祚下狱：“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

大牢一蹲，就是五年之久，等到陈祚出狱后，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没有能够在父亲临终前照顾以及去世后守孝，已然落下“不孝”之名，朱瞻基这一招可谓是杀人诛心。

而除了两个官员以外，朱瞻基对于自己的叔叔汉王朱高煦也是手段凶残，虽然朱高煦确实有错在先，但朱瞻基对朱高煦的隐忍都已经做得如此体面了，后来实在没必要活生生将朱高煦“烤死”，对朱高煦的刑罚，只能说是朱瞻基性格暴戾，平时只是擅长伪装罢了，和他父亲明仁宗，在骨子里就不像。

朱瞻基

将历史对照，如果明仁宗相应的对比人物是汉文帝，那么朱瞻基确实很像汉景帝，甚至比汉景帝更凶狠，事实上，缔造文景之治和仁宣之治的第二位皇帝，都不是仁慈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被延续“仁慈”的称号，仅仅是吃了父亲的老本。

朱瞻基的政治成就：加速内阁制度的成型

虽然朱瞻基对老师残忍，对言官藐视，可他在政治上却有很清晰的思路，什么人的话该反驳，什么人的话该虚心听从，他都清楚。

事实上，这种泾渭分明的人最可怕。

明仁宗时期，明仁宗改组了内阁制度，确立了大明另类“丞相”的存在，而朱瞻基即位后，对于治国有方的几位阁臣委以重任，因为明面上不能存在丞相了，所以朱瞻基引入了“票拟”这么一个东西。

他规定，奏折每天先送到阁臣们手上，然后让他们先查阅，在看完了奏折之后，他们要将他们的意见、方案写在另一份文件上，最后一同送到朱瞻基这里来，朱瞻基批复了就是通过方案，事实上，朱瞻基是肯定会通过的，这一切都只是给予阁臣们参政所要走的程序罢了。

这一个制度的创新，缓和了大明君臣的矛盾，以前朱元璋对臣子防得不行，将最高的执政权大包大揽，其实这加剧了皇权和臣子的矛盾，因为天下士子，如果不是为了治理国家，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努力，一旦科举的终点设计不好，那么王朝将有颠覆的危机。

朱瞻基

朱瞻基深谙这一个道理，读书人万万不能得罪，这些有治国才能的人，也不能让他们的能力用在别的地方，最伟大的政权，自古以来都不是独裁，而是最优秀的人彼此配合，所以朱瞻基很懂人性。

皇权下放权力给内阁，这是朱瞻基在位这些年获得成功的最大因素，毕竟朱瞻基也是人，想要面面俱到，那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把工作分给了最适合的人，国家才管理得井井有条。

比如著名的“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就是仁宣之治最大的“打工人”，他们是朱瞻基在为这么多年的政治主力，朱瞻基有的时候都出去打猎去了，他们还在朝中帮助朱瞻基改文件，朱瞻基回来直接批复即可。

不得不说，朱瞻基最强的地方，在于有识人之明。

仁宣之治的基层管理：治理贪腐

一个伟大的时代，不能仅仅是大方向、大命令的完备，同样还需要下面的执行阶层配合，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方针是完美的，可下面的人不配合，甚至还用变法的条例进行贪污，那么这场变法注定是失败。

朱瞻基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为了发展，他要改变不良的官场风气。

朱元璋‍

虽然朱元璋对于官场的腐败痛恨至极，洪武四大案几乎都牵扯了贪污的官员集团，可权力滋生腐败，并非是以杀止杀能遏制的事情，所以永乐年间，腐败之风再度盛行，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监督机构：都察院身上。

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改革都察院，将清官、名臣、被百姓称为“青天”的顾佐任命为都御史，让顾佐开启全面的纠察、反贪工作。

顾佐执政都察院期间，整个大明官场有将近八百名官员被查出有贪污的行为，种种罪名毫不掩饰，官官相护也成为了奢望，虽然这场自上而下的纠察引起了官场地震，却保证了百姓的利益、朝廷的利益没有受损，“老鼠们”被一网打尽，这是仁宣之治最终成型的一大因素。

因此不得不说朱瞻基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他可以自己为了玩乐，给那些为他抓蛐蛐有功的人封官，可他却又懂得如何去管理朝廷、恢复社会，他是一个进退有度的君王，正是这种高难度的操控力，让朱瞻基在明代帝王里，有着别样的名声。

最高级的皇帝：不压抑欲望，不毁于欲望

所以该如何评价朱瞻基，后世人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从个人角度来说，朱瞻基做的很多事情有两面性，他能够对叔叔、老师、言官残暴，却又能够虚心听从能臣的建议，甚至是将权力下放给他们，他贪图享乐，爱好游猎，因为个人爱好劳民伤财，但他却又能够治理贪官，保证百姓利益，让社会井井有条地运行。

朱瞻基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明君，但他肯定不是昏君，而非要说他的时代伟大，可仁宣之治的本质就是在对朱棣时期的主战风格进行否定，宣德时期，大明失去控制的领土不少，朱瞻基就是在“弃纷争，求发展”，所以同时期的蒙古崛起，到了明英宗时期，不得不发动“明英宗北伐”来遏制蒙古。

虽然将仁宣之治比肩文景之治，可仁宣之治在后续上远远比不过文景之治，因为文景之治让汉武帝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汉武帝将匈奴民族赶出漠南，霍去病封狼居胥，可仁宣之治之后的大明，却是土木堡之变，开始由盛转衰。

这其中既有朱瞻基在军事上保守造成的落后，也有其选择继承人方法和培养方式上的错误，比如诱导明英宗发动北伐的太监王振，就是朱瞻基安排到明英宗，大明的衰落与王振、明英宗离不开关系，归根结底，朱瞻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但不管怎么说，朱瞻基活出了一个真实的“人性”，他有欲望，他上演了欲望，也能够适当地释放欲望，而不是像那么彻底的昏君和完美的明君一样，要不就是昏庸无度，要不就是无欲无求，人不应该太丑陋，也不该太完美。

像朱瞻基这样的皇帝，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