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北洋派、北洋水师等响亮的名头，其渊源在哪？

在清末民初，北洋一词成为流行的新名词，出现了北洋水师、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北洋通商大臣等一系列与“北洋”有关的新机构或新官职。“北洋”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宋朝，是一个地理名词，大概指黄海、渤海区域，宋人言:“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明朝时则称：“去岁天津遭风,五船飘入北洋。”到清朝时，特别是1791到1821年间，又明确了以上海吴淞口为界，长江以北均为北洋，甚至还包括江苏、山东、直隶等各口岸的地域概念。但北洋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主要源于政治原因，创始者是李鸿章，袁世凯控制北洋新军后，又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政治集团。北洋这个说法的传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及其势力所影响的范围，而逐渐被约定俗成的。

鸦片战争后，满清被迫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口岸，河北与江南一些省份在当时也被以北洋和南洋称呼，而且从那时之后，两江总督有时还多了个南洋通商大臣的职务，直隶总督则同时担任北洋通商大臣。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当时也被称为北洋总督，并在离天津不远的小站设立了练兵处，建造练兵房，而后这里更是成了北洋军的发祥地。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的影响逐渐大了起来，所以一些报纸宣传上开始出现“北洋派”一词。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整个地球可能只有东洋、南洋、北洋和西洋四大块，而中国一国就独占南洋和北洋，外国则只占有东洋和西洋，这实在是搞笑的戏虐之言。

北洋的名头被叫响之后，逐渐由官场引向了民间，出现了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店等，甚至还出现了北洋武人的说法。据说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时，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常自称“我们北洋派”。据《清实录》记载，较早使用“北洋通商大臣”一词的是1867年10月12日的上谕,其中言到“请饬南北洋通商大臣于熟悉洋务各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咨送来。”但此时一般是“南北洋”并提，“北洋”基本不独立使用，而且也只是偶见于朝廷上谕或少量文书中，早期担任满清外交官的崇厚并不以“北洋通商大臣”自称，其名衔只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等。李鸿章上任后，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几乎形成了固定的联配称谓，时人只要一提“北洋”，其印象便是大清的重量级官员。

后来，北洋的独立，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李鸿章时代的北洋，另一个是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李鸿章兼“北洋”后，认为所任“北洋”并不是三口通商大臣的延续,而是另开新张，事同创始，事务有交接延续，职务却是新创。朝廷也声明“北洋”为地方督臣中特重的职分。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后，所办的差事很多都是关乎国家与外国利益攸关的大事，所以北洋也随着李鸿章地位的抬升而逐渐脱颖而出。后来，李鸿章下野后，袁世凯荣幸地被重用，并成为操练新军的负责人，但一开始袁世凯并没有和“北洋”直接挂上关系，因为当时北洋大臣是直隶总督的专属，而那时的直隶总督是荣禄。袁世凯真正成为北洋大臣是从担任直隶总督时开始的。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北洋”才正式成为袁世凯系人马的代称。“北洋军”最早见诸官方文字大概是从1902年袁世凯所拟《北洋创练常备军厘定营制饷章折》开始，这或许是袁世凯首次自谓“北洋”和“北洋常备军”，也是“北洋军”一词的诞生渊源。不久，清政府统一称陆军，但习惯上仍称袁世凯训练的军队为“北洋新军”或“北洋军”。不过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已由李鸿章时代以外交为重转为以军事和派系为重，及至清朝灭完后，北洋又从军事集团转变为政治集团的总称。

由此可见，北洋经历了从地域到官职，再到派系；从外交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转变和发展，从而折射了那个风云变幻时代中，时事极速的发展和变迁。（文/讲史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