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明知万安不学无术，为何还将其放入内阁？

内阁制度从朱棣时代建立开始就成为明朝政治的核心，国家发展的任何决策都要经过内阁，因为内阁的组成也对明朝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宪宗朱见深时代的内阁组成向来是充满争议的，长期以来都是历史爱好者们争论的焦点。成化年间的内阁既有被人称道的，由彭时和商辂两人领衔的“状元内阁”，也出现了尸位素餐的，由万安与刘珝、刘吉组成的“纸糊内阁”。这样充满两极分化的评价在成化年间的朝廷中出现，让很多学者对朱见深的用人产生了质疑。尤其是他对“纸糊内阁”的首辅万安的任用，让历史爱好者们感到非常不解。

朱见深是明朝充满争议的皇帝，尤其是在用人方面，一直是后世历史爱好者们争论的焦点。有的人说朱见深是明君，懂得任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为内阁大臣，为明朝国力复苏和弘治中兴奠定了基础。也有的人说朱见深任人唯亲，过度宠爱万贵妃，以至于任命不学无术的万安为内阁首辅，使得成化年中后期的朝廷内斗不断，出现了不少奸臣。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在不少的历史书都有过，双方你争我夺，谁也说不服谁。综合历史资料来看，上述说的两种情况都是事实，所以朱见深身后名充满了争议，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作为皇帝，任命内阁辅政大臣是重要的控制朝廷政治的手段之一，也是皇权的集中体现。明朝经历了朱祁镇和朱祁钰时代的乱局后，想要从国力的低谷中走出，重现仁宣之治的辉煌，自然是需要能力卓越的内阁大臣来主导朝廷的政治。因此朱见深在成化初年先后任命了李贤、彭时和商辂为内阁大臣，使明朝的国力迅速恢复，并且在平定四方叛乱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于是明朝渐渐的走出了明英宗时代的乱局，重新走上了发展复苏的轨道。可是当国力正当蓬勃发展之时，朱见深却把万安弄进了内阁，让朝廷重臣们大跌眼镜。

万安此人名声非常不好，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却被认为是不学无术的小人，靠着攀附权贵一步步的成为朝廷大臣的。为了巴结朱见深宠信的宦官永昌，万安巴结上了永昌的养子李泰，并且认比他小十二岁的李泰为兄。为了巴结受宠的万贵妃，万安以同姓为由自称为万贵妃的侄子。万贵妃本是社会底层出身，虽然独霸后宫，却因为出身问题感到羞愧，于是顺水推舟的认下了万安这个侄子。因为有了这样的靠山，万安的官路青云直上，很快就被朱见深任命为翰林学士，并且有资格入阁参赞政务。

万安入阁后和彭时、商辂等名臣共事，却正事不干，专职溜须拍马，让朝廷大臣们很不齿。后来彭时、商辂等名臣先后故去，万安成为内阁首辅，更是搞出了臭名远扬的“纸糊内阁”。以他为首的内阁大臣只知对朱见深唯唯诺诺，整日尸位素餐，导致国家的正事荒废，明朝国力恢复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拍朱见深马屁，万安甚至在奏疏中教他房中术，后来事发也成为了流传数百年的丑闻。就是这样的不学无术的小人，竟然在朱见深时代的内阁中掌权十八年之久，直到明孝宗朱祐樘即位后才致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有的人说朱见深是被万安蒙蔽了，才任用了这种小人为内阁大臣。也有人说朱见深就是宠爱万贵妃，对万贵妃的要求无所不应，所以才让万安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待了十八年。这些说法在历史圈里流传很广，很多历史类书籍都将其作为朱见深重用万安的主要原因。仔细分析这些原因，实际上这两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朱见深是被蒙蔽了，可直接被万安蒙蔽十八年，还能主导着成化年的朝廷政治，这完全是说不通的。如果万安有这本事，为何会搞出纸糊内阁，被人骂得都不敢还嘴呢？

实际上如果万安真的能轻易的蒙蔽朱见深，以他的政治地位必然会成为权臣，在朝廷中成为独霸朝政的存在。实际上万安并没有成为这样的权臣，他当内阁首辅期间对朱见深唯唯诺诺，既无才能，也软弱不堪，根本没有统管朝政的能力。而朱见深的历史评价虽然争议不断，但谁都不敢说他是昏君。朱见深时代政绩上是比较出色的，尤其是他派出军队平定四方叛乱，稳定了内忧外患的大局，让明朝国力逐渐恢复，为弘治中心奠定了基础。试问，这样有作为的皇帝又怎么可能轻易被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人所蒙蔽左右呢？

万贵妃对朱见深的确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从史料上看她几乎没有对朝廷政治施加过什么影响。万贵妃的出名更多的是在朱见深的后宫争斗之中，最多就是与宦官、宫女等交集较多，也在皇太子朱祐樘的抚养问题上有过影响，但这些都是皇帝的家事，与朝廷政治没有产生直接联系。如果万安是万贵妃扶持在朝中的棋子，又怎么可能不同过他向朝廷施加影响呢？也有人说是因为万安能力太差，才使得万贵妃无法影响朝廷。可万安终究是进士出身，虽然臭名远扬，好歹也不是文盲，说一两句话总可以的吧，为什么他没有主动为万贵妃揽权呢？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分析，万安之所以能在朱见深的内阁中掌权十八年之久，其关键还是在朱见深本人的意愿上。朱见深任用万安为内阁大臣，既非被人蒙蔽，也不是因为万安和万贵妃的关系，而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是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做到所谓的乾纲独断的政治状态。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宰相独霸朝政，废除了宰相的职务，所有政务都自己处理。可朱棣没有朱元璋这样的耐心，也不如朱元璋勤勉，对如此多的政务感到厌倦，所以对朝廷的议事制度进行改革，这就诞生了内阁制度。内阁大臣最初都是朱棣的参谋顾问，也没有决策的权力。

最初的内阁开始只是作为皇帝的参谋机构存在，朱棣建立内阁，是选拔五品以下的杰出青年官员加入，作为自己的顾问参谋，在奏疏上提出执政建议，并没有授予政务决断的大权。朱棣为了限制内阁，还让宦官们读书习字，将司礼监打造成皇帝的私人秘书办公室。于是内阁和司礼监就互相制衡，谁也无法独霸朝政，都为皇帝服务，减轻皇帝处理政务的压力。朱棣在外打仗时，内阁的事由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决策，内阁大臣们并没有直接决策的权力，所以此时的内阁只是皇帝的参谋机构，而非朝廷的宰执机构。

可是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朝廷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因为明宣宗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祁镇即位时才九岁，朝廷中出现了主少国疑的局面。为了稳定大局，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临朝听制，又“三杨内阁”全面主导朝廷政治。此时的内阁权力极大，不仅是皇帝的参谋顾问机构，而且有着一定的决策权。这样的内阁已经违背了朱棣建立时的初衷，更像是宋朝集体宰相制度的政事堂。内阁大臣们掌握着宰相的权力，又互相监督掣肘，对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张太后只是监督这些内阁大臣的作为，而不直接在政务上发表建议和意见。

张太后去世后，朱祁镇亲政，他早已发现内阁大臣们的权力太大，于是提拔了以王振为首的司礼监太监，制衡内阁大臣们对朝廷政治的主导权。尽管如此，内阁的权力依旧很大，大臣们有封驳圣旨的权力，不经内阁下发的皇帝中旨对地方官员没有强制力。这样一来本来作为参谋顾问的内阁大臣，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他们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入阁的条件也从最初的五品杰出青年官员，变成了六部侍郎以上、翰林院学士、都察院都御史以上的朝廷重臣。内阁大臣的权力如此膨胀，对于任何皇帝来说都不是好事。

朱见深在“状元内阁”的辅佐下稳定了朝廷大局，让明朝国力开始复苏之后，他便开始考虑如何限制内阁的权力。他选择了两个方案，一方面是重用怀恩等太监，重新使用司礼监制衡内阁，另一方面在内阁中安插心腹大臣，掣肘彭时、商辂等文官集团的领袖，避免他们对皇权产生威胁。万安实际上就是朱见深安插在内阁的内应，他进入内阁并不是为了强化内阁力量，帮着处理国家政务，而是为了给朱见深当卧底，破坏内阁中让朱见深反对的或者不悦的议案。每当内阁意见与朱见深冲突时，万安就各种暗中破坏，以满足朱见深的意愿。

同时万安还承担着联系司礼监，限制内阁大臣权力，破坏内阁政务决策流程的任务。比如彭时和商辂在与朱见深争论京官薪俸问题时，万安故意提前喊“万岁”结束谈话，让彭时和商辂的提案无法及时通过。当大学时尹直想要觐见朱见深面谈政务时，万安从中劝阻，让尹直走司礼监的流程，让太监们选择方案报给皇帝。万安之所以敢在内阁中如此胡来，仗着的不是万贵妃的关系，而是朱见深的授意。朱见深让万安在内阁搞破坏，就是为了让内阁原有的权力和政治流程执行不下去，不得不通过司礼监的流程来处理政务。

从当时的政治制度来看，朱见深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内阁大臣们的决策权，让他们的意见通过司礼监传达，本质上还是让内阁恢复到朱棣时代的参谋顾问的角色。按照朱棣时代的制度，内阁大臣们只对奏疏提出处理的建议和意见，并不能直接向六部和地方下达命令。所有的圣旨都要经过司礼监盖章批红后下发，原则上是皇帝亲自裁决，司礼监的太监辅助，而实际上给太监越俎代庖留下操作空间。这种做法削弱了文官集团通过内阁控制朝廷和国家的权力，强化了司礼监和皇帝的权力。两个机构互相掣肘，避免一家独大而把持朝政。

但是朱见深如此操作也留下了很大的后患，那便是太监权力失控怎么办的问题？朱见深在位时能及时的过问司礼监的政务，对各方面的奏疏进行批阅盖章，但换一个皇帝未必能按照制度执行。实际上从明朝灭亡的过程来看，很多皇帝为了贪图享乐，逃避繁琐的政务，将批红和盖章的权力交给司礼监太监执行。而司礼监又缺乏监督机制，这就使掌权太监权力膨胀，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可以说朱见深在强化自身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身边太监的权力，这种双刃剑的做法给明朝灭亡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除此之外，这种做法也体现了朱见深刚愎自用的一面。他为了减少朝廷大臣对他的监督，削弱了内阁权力，用司礼监来压制内阁，也就减少了了解外部信息的渠道。他决策的依据只能依靠奏疏上的文字，内阁批阅的建议和司礼监太监的话语传达。由于他为了乾纲独断，拒绝与内阁大臣等多方面沟通，使得决策主观和武断。这种决策的结果引发了很多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不但影响了明朝国力恢复的进度，也使得中兴国家的目标难以实现。朱见深这种刚愎自用的做法也受到后世很多学者的批评，使他的身后名颇受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