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托育难，“带娃上班”之外还能做些啥新京报快评

▲2022年11月1日，在新建成的浙江杭州西湖区北山街道托育中心，老师带着小朋友们玩游戏。图/新华社

“别人家的公司！”近日，又有公司因允许员工带娃上班，引发网友热议。

据陕西网白鹿视频报道，浙江杭州葛女士晒出自己带娃上班的消息，并表示公司老板非常好，很喜欢小朋友。当天她带着宝宝去公司，老板还主动给娃拿了很多公仔。同事们遇到特殊情况，也会偶尔把娃带到公司来，非常人性化。当然，孩子们也都比较大了，不会因吵闹影响爸爸妈妈工作。

对此，不少网友都颇为羡慕，感叹“别人家的公司”这种人性化措施，解决了员工的带娃难题。然而，这是其他大部分公司都难以做到的。除了少数有条件的公司，大部分公司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都不会允许员工带娃上班。

统计显示，我国目前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到2025年，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即总托位数630万个。

在当前这种普遍托育难的背景下，一些企业能从员工角度出发，允许员工带娃上班，甚至专门开设托育所，为有需要的员工提供托育服务，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并非企业职责所在，要整体解决托育难问题，不能靠公司，仍需政府承担起主体责任，为0-3岁婴幼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事实上，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我国各地幼儿园都出现了生源短缺的问题，这正是解决托育难的好时机。可以把幼儿园多出的学位作为托位，为2-3岁、甚至1-2岁的幼儿提供托育服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也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从现实看，随着适龄幼儿的减少，几乎所有幼儿园都具备了招收2-3岁幼儿的条件。

▲2022年9月23日，在上海市静安区南阳实验幼儿园的“宝宝屋”，看护人员在陪小朋友玩耍。图/新华社

这一解决托育难的思路很清晰，但在一些地方却难以推进。原因在于，幼儿园由教育部门分管，托育则由卫健部门负责。于是，不同部门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在幼儿园学位多出来的情况下，各地还在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甚至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尝试。

比如，广东近日就发布了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全省广泛开发“妈妈岗”，主要用于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照顾工作和育儿。

设立“妈妈岗”的政策初衷，就是让部分妈妈既能上班，又能照顾孩子。但是，这与允许带娃上班一样，“妈妈岗”也是有限的。小托育背后蕴含“大民生”，缓解托育难，仍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

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无疑就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幼儿园学位“多出来”，与托位数“严重不足”的问题，及早建立起协调机制，以托幼一体化思路进行系统应对。

这方面，北京、上海的做法可以借鉴。2022年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加大托育人才培养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3-6岁幼儿入园的基础上，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积极支持幼儿园举办2-3岁托班”。

上海则对推进托幼一体化进行了专门立法，于2022年制定《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以此统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目前，上海全市近1000家幼儿园开设了托班，占全部幼儿园的60%。上海方面更表示，所有幼儿园尤其是公办幼儿园，都要做到托班“应开尽开，能开尽开”。

一方面，幼儿园可提高师幼比、减少班额，推进小园小班建设，以此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可把幼儿园多出的学位，用来招3岁以下的幼儿，对幼师进行适应托育的相应培训。

当然，对幼儿园招收的2-3岁幼儿，也要给予一样的生均经费拨款，保障幼儿园的办学经费。这无疑才是解决托育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正确打开方式。

撰稿 / 熊丙奇（教育学者）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