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三次增加税收，商人们做了同一件事，官府火速认输淘清朝

光绪六年（1880年）十月中旬，《中国先驱报》陆续报道了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事情。十日，蒲江知府经过商议后发布告示，要征收杀猪税。屠户每杀一头猪就要交200文税金。同时还对猪肉零售给出了温馨的建议指导价，每斤提高两文，以抵消税收。消息一出，屠户哗然，大骂知县。原来以前的知县也出过类似的税收告示，每头猪要收100文，由于屠户的集体抵制没有成功。这次竟然翻了一倍，屠户们更加气愤。

于是，屠户们决定罢市，停止杀猪并收回市场上所有的猪肉，大约五百名屠户全部集中在猪肉行业协会内，闭门不出。百姓买不到肉，纷纷到县衙去抗议。知县立即带领300名衙役直奔猪肉协会，要求屠户立即开门营业，否则将依法进行严惩。无论衙役们怎么砸门，屠户们就是岿然不动。众多围观百姓起哄，说知县有本事就应该一人前往与屠户单独谈判。

知县气急败坏。三日后，县城到处军警林立，几乎处于戒严状态。所有商铺关门歇业，市场一片萧条。百姓躲在家里，屠户们仍在行业协会内不露面。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的地步，百姓都担心真的会打起来，乱了社会治安，扰了正常生活。又僵持了两天，知县强令非卖肉商户开张营业，保证正常市场供应。而屠户们诉求强硬，官府必须取消杀猪税。知县同样也很强硬，必须收。

令人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一天，知县突然再次发布告示，百姓们一看，哈哈大笑并热烈鼓掌。原来，这则告示是封致歉信。知县郑重向全体百姓道歉，同时还特别对屠户致歉。告示一出，县城立即恢复了繁荣景象，杀猪税也就没有再征收。

一直强硬的知县为何突然向百姓道歉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如果继续僵持下去，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必然会到县衙去闹事，知县也怕挨揍。再者，县城一旦治安不稳，就会面临问责，恐乌纱帽不保。另外，大清官员还是比较畏民的，民意对官员仕途影响甚大。

同样的报纸，九年后又报道了杭州一起抗税事件。原来，杭州府准备强行收取茶叶税，用来赈济灾荒。茶商们认为不合理，集体罢市抵制。杭州府没有强硬要求茶叶铺必须营业，也没有抓人，而是与茶商展开了谈判。首先官府向茶商道歉，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让茶商体谅。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官府向本地茶商一次性共征收1500两银子，不再征收茶叶税。于是，几百家茶商一起凑了银子，大家恢复正常营业，事态彻底平息。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广东浦口。浦口一带走私鸦片比较严重，当地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某天，官府突然要收税，鸦片商们当然坚决抵制，以罢市相要挟。

瘾君子们集体去官府闹事，还打砸了税务局。这种紧张的局面怎么收拾？当地官员立即出面谈判，答应向百姓妥协，只向外国鸦片收税，本地鸦片照常不纳税。最奇葩的是，对于打砸闹事者，官府也不追责。

因为收税，造成官民对立，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态势，根本原因在于，收税之前没有广泛征求民意，属拍脑袋的政策。不过还好，即使是大清的最基层政府与官员也能诚恳道歉，主动减免税收。不管怎么说，至少税收免了，百姓负担没有增加，还是值得称赞的。

本文作者｜朱光强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