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何命令所有大臣写诗骂人骂得不认真还要受罚？

受近年来清宫剧的影响，说起雍正皇帝，大家脑海中大概都会浮现出一个霸道总裁的形象。这种形象虽然有些脸谱化，但在真实历史中，雍正确实发表过不少霸道总裁言论，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雍正对田文镜奏折的批复：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由于霸道总裁的属性加持，雍正的有权任性，在清朝的皇帝当中是独一档。其为人处世，都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风格，常常出人意表。其中有一项性格特征，就是雍正对杀人诛心的偏执追求，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所谓杀人诛心，就是雍正在打击政治敌人时，在肉体上的惩罚往往非常宽大，但精神上的处刑却异常严苛。举个例子，比如雍正在对待曾经争夺皇位的政治对手八弟胤禩和九弟胤禟时，并没有直接找理由将他们处决，而是加上一堆罪名，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让他们在幽禁中受尽羞辱而死。

如果说不杀胤禩和胤禟，还是因为顾忌努尔哈赤善待宗亲的祖训，那么对曾静案的宽大处置，则更加不合常理。

曾静是雍正年间一乡村先生，因受吕留良著述的影响，开始在民间传播反清思想，后来因鼓动大将军岳钟琪起兵反清而被擒获。对这样的“重犯”，按照清朝律法，即便不株连亲族，自身也难逃一死，但是雍正却不顾群臣意见，硬把曾静性命保了下来。

雍正把曾静保下来干做么呢？是让他在余生的时间里，每年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反悔自己的错误，歌颂雍正的功绩。我们仿佛都能听到雍正那霸道总裁的内心戏：朕不要你死，但朕要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是你错了！

除了前面这些外，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即同样发生在雍正年间的“名教罪人”案，故事的主角是翰林院侍讲钱名世。

钱名世干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怎么就成名教罪人了呢？其实他本来也没什么大过，只是一直以来跟年羹尧关系比较好，偶尔会写几首诗送给年羹尧。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平定青海，钱名世就专门为他写了八首诗，歌颂年羹尧的功绩。

钱名世写诗赞美年羹尧，顶多算是趋炎附势，够不上犯法，况且雍正自己当年宠幸年羹尧时，更加肉麻的话都说过。可是一旦翻脸，雍正对年羹尧立刻从春天般的温暖变成了寒冬般的冷酷，而钱名世也受到了牵连。

按理来说，像钱名世这种情况，如果皇帝宽大一点，不处理也行。如果一定要处理，那也是轻则革职重则流放，可是雍正却大费周章，除了将其革职外，还专门搞了个诗歌大赛，给钱名世送行。诗歌大赛的主题，就是一起来骂钱名世。

雍正手下这帮大臣，都是进士翰林出身。读书人骂起人来，能把人给骂出花来。其中有一句诗骂道：“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借戴名世和周亮工（钱名世字亮工）两位“奸臣”的故事，玩了个同名梗，雍正看了非常赞赏，将其列为第一。而有些官员不想掺和去写这种政治诗，敷衍了事，竟还受到雍正的责罚。

除了诗歌比赛之外，雍正还做了一个牌匾，在其上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字，让革职回乡的钱名世挂在家中，每逢初一十五，当地知府和知县必须亲自到其家中检查，确保牌匾一直挂在厅堂，让钱名世终身受辱。

比起那些一言不合的就胡乱杀人的皇帝，雍正的做法当然是开明得多。然而雍正的这种“讲道理”，实际上是建立在绝对的权威基础上的，并没有给予对方平等的申辩机会。所以尽管雍正在处理一些敌人时比较人道主义，但本质上而言仍是强权压迫，并没有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