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过19份工作之后,他找到了什么?|专访胡安焉

发布时间:2023-05-18 14:08:33 发布人:hao168

2020年4月,一篇名为《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这是快递员胡安焉写的一篇随笔,记述了他在德邦某枢纽站做夜班理货员的经历。文章发出后不久,便在豆瓣等平台获得了上万次的点赞转发。后来有出

2020年4月,一篇名为《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这是快递员胡安焉写的一篇随笔,记述了他在德邦某枢纽站做夜班理货员的经历。文章发出后不久,便在豆瓣等平台获得了上万次的点赞转发。后来有出版社编辑找到他,问他还有没有其他工作经历,于是,有了三年后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二十余年间,胡安焉先后做过19份工作。与此同时,在打工人身份之外,他也是豆瓣上15000多名网友关注的友邻,在这片自留地里标记了“读过”的500多本书,“看过”的2000多部电影。

胡安焉,打工人,写作者。近十年迁徙于祖国南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现定居成都。早年间做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网店工作人员等;近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2020年至今,待业在家。

今年四月,距离那篇文章发出整整三年。三年后的现在,胡安焉的日程表上排满了采访、新书发布会、以及各种对谈,他的作品被贴上“底层文学”的标签,他也被邀请到不同形式的活动现场,与同为“底层作家”的他们对话。那篇文章如何影响了他原本生活的轨迹?他又会如何看待外界加诸自己身上的标签?带着这些好奇,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胡安焉。

这不是一名快递员通过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故事,而是关于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荒芜中被阅读和写作托举,在现实世界的幻灭感中步步重建起内心的秩序。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在一生中有过这么多的工作体验,但只要你曾经对人生的选择有过纠结,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产生过不解,或在某个时刻陷入过自我怀疑,那么胡安焉的故事,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采写|申璐

原来,谎言不是真的

“我不是个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年轻时过得浑浑噩噩,既没有鸿鹄之志,又缺乏世俗欲望,而且我认为懒惰是可耻的。于是,我的日子过得很奇怪:成天东奔西跑忙个不停——白天去上班,但不为挣钱;晚上和休息日去(夜校)上课,又经常在教室里打瞌睡——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啥,而且,我从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

很长时间里,胡安焉都过着这样一种“奇怪”的日子,看起来为了忙而忙。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做过加油站工人、便利店店员、面包店学徒,也开过网店、画过漫画,但不是要回应寻找理想生活的动力,纯粹是为了逃离他所厌恶的东西。他不喜欢世俗社会,在人情世故面前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很低。

在胡安焉看来,自己虽然没什么理想,却有点“理想主义”。而客观而言,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想的世界已经存在或即将出现,因而总是提前以那个世界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便这种“理想”在被提出之际,其实是以一种脱离现实的面目出现。

《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 胡安焉,版本: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胡安焉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体制内”家庭,父母老实本分,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给过他什么压力,但对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训诫抱持着发自内心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体现在家庭教育中,就是要求孩子从一种“真理”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价值,将正直与无私的克制精神视为日常小事的行为准则,“不要犯错”。于是,在道德正确与否的判断上,胡安焉常表现出一种超出均值的敏感与自律,以至于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显得“迟钝而笨拙”。

1999年,他开始了笼统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被学校安排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做实习服务生。当时排班表上有一种“两头班”,即上午做四个小时,下午休息,然后晚上再上四个小时,由于需要花费双倍的通勤时间和费用,没有人愿意上这个班次。

而公平起见,领班给每人每月都排了同等天数的“两头班”。一次,一个同事因为家里有事,想和他调班,并提出先用自己的“两头班”和他换一个普通班,之后再换回来。胡安焉觉得这样太过斤斤计较,就随口说“不必麻烦了,也没什么区别,反正下班后也没事”。谁知对方却当了真,几天之后又提出换班,且这次甚至没有任何具体理由,“既然你觉得它们没区别”。

广东省某招聘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之后的几年,同样的事情以不同的面目接连出现在胡安焉的生活世界。会有人在他和客人交谈时把他支开,然后抢走这单生意;夜校的课程和加油站排班冲突时,他不敢和主管协调,争取自己的权益,担心这是寻求特殊待遇,对其他同事“不公平”……那段时间里,胡安焉想不通,“人为什么总要斗来斗去”。每一段工作也都做不长久,他对人与人之间无法避免的纷争感到怯惧。

尽管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利益。他尝试让自己站在每个人的角度,发现各自的选择总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人只要有私欲,就很难不露出丑态”。但这些都曾让彼时的他生出过几分幻灭感,这种幻灭感近似于,“你突然某天发现,谎言不是真实的”。

为了逃避的流亡

这些工作中,胡安焉做得最久的是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女装店,前后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倒不是对工作本身更加适应,更多是因为他投了钱,是合伙人之一。而那段时间中发生的一件事,近乎直接推动了他转向写作。

2009年的一个下午,他独自在店里看店。一位女顾客脚步迟疑地走进店里,四处打量却又佯装镇定,手臂上还挎着一个大得怪异的挎包。她是商场的“老顾客”,被商铺的店家私下里喊作“疯女人”,胡乱搭配的衣着、多变的表情举止都让周围人不太敢靠近。胡安焉回忆说,她常来商场闲逛,但那天是第一次进到他的店里,一并进来的还有周围店主暗暗投来的目光。

那女人进店后在衣架前翻找,询问能否试穿一条牛仔短裤。胡安焉记得,那天他反倒觉得这个女人很亲切,“可能是因为那时周围加诸她身上的恶意我很熟悉”。得到应允后,女人抬脚就将裤子套在了身上,甚至没等胡安焉将她引向试衣间。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她随即又将第二条、第三条套在了身上,胡安焉几乎下意识地伸手阻拦,却迎上女人有几分惊恐的目光。

胡安焉当时就愣住了,眼眶也有些湿润。“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惊慌、不安、被周围人不怀好意地围观,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就这么袒露出来。”

胡安焉在广西南宁与朋友合伙开的女装店。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最终,她买下了其中一条短裤,从挎包里掏出皱巴巴的钱,然后一张张捋平,给了正好合适的数目。胡安焉记得,直到那女人离开店铺,她的脸上仍然带着一种恐惧。那副表情给胡安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摘下面具,表情大概不会比她‘正常’到哪儿去”。那件事情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也在浑然不觉中脱离了轨道,在虚无中变得麻木。

在女装店的最后几个月,胡安焉会带一些小说放在店里,没顾客的时候翻出来看看。也是从那时起,他逐渐接触到塞林格、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等人的作品。塞林格笔下那种纯真的幻灭曾在许多个午后令他恍神,书中的人物大多是一群早慧的“小大人”,他们过早洞察了人生的虚无本质,依然将独属于儿童的那些东西带进了成年期,也因此经历了失落与迷茫。那是一种跨越地理与时间的遥远的共鸣。

胡安焉说,那段阅读经历带给他许多触动,“但回过头看才发现,打动我的其实是我的生活,那些作品只是触发了我对生活的感动罢了。”胡安焉极少在周围人面前袒露自己,幸好当年那些无法消化的情绪都得以在文字中慢慢挥发掉了。

离开南宁后,他想要逃出原来的轨道。现实的世界四处碰壁,虚构似乎就成了眼下唯一的出路。为了逃避,他开始写作。尽管他承认,这个初衷听上去,并不是什么“好”的出发点。

在打工与自由的对立之外

胡安焉不是真名。

说起这个名字,胡安焉称,只是个“文字游戏”。“胡”就是文言里的“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问代词,连起来是三个疑问代词叠加,也是在问,何以安心。

2009年末,胡安焉从南宁回到广州,带着开女装店攒下的六万块钱,决心开始一段全心投入的写作。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他闭门不出,每天基本就围绕读书和写作。与此同时,为了缓释“入行”太晚的尴尬,他还在黑蓝文学论坛做小说版的客座版主,参与网刊的编辑工作,选作品写评语,让自己浸入在那样一种氛围中“学习”。

对现实的逃避反让他成为“现实主义”的信徒。那段时间,他对小说的“真”有一种执念,苛求从完全的现实经验中获取写作的素材与养分,但内核却是对现实的厌恶。写作的动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磨损,随着银行卡的余额见底,他觉得这样不行,需要一种“异质生活”去自我更新。

于是,胡安焉将家搬到了云南下关,在一个村子里租了间房间,摆地摊卖文具,也开过小吃店。那几年,他逐渐恢复了一种心平气和的快乐,不再将生活全部的压力扔给写作,很少再正襟危坐地打开电脑,而是脑子里冒出什么想法就随手记录下来,常常边摆摊边写,或是边走边写。段落长短不一,内容也从写实流于想象,“那时写作对我来说,接近于自娱自乐,既没什么压力,也没什么追求”。

胡安焉在云南下关摆地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心平气和的日子里偶尔也有“剧烈”的快乐。有一年在上海,他和文学论坛上的两个朋友聚会,席间轮流朗读各自喜欢的作品。胡安焉选的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后写的一篇读后感,被收在《普通读者》中。

皮尔金顿夫人生活于300年前的英国,是彼时一个没落贵族家中的妇人,她结了婚又被丈夫抛弃。据说那次离异源于一场可笑的“乌龙”,皮尔金顿夫人将一男性在家中留至深夜,但原因其实是,她想要和那位先生借一本书,但对方不愿意借给她,勉强同意在旁等她看完再收回。被丈夫抛弃后,皮尔金顿夫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艰辛而坎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关进监狱。在不断下坠的一生中,写作几乎是她为数不多的支撑。

初读时,胡安焉被皮尔金顿夫人内里生发出的那种战斗力感动得哭了。在那篇文章末尾,伍尔夫写道:

“她喜爱莎士比亚、认识斯威夫特,并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以外,她的一生都是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

这些年,胡安焉常在日子吃紧时找一份工作,也在手头略微宽裕时重新写作。他开始将工作与生活分离,不再在工作中寻找意义。他坦言至今自己都没能兼顾工作与写作,工作中的情绪损耗和精力盘剥会极大地干扰写作语感,他不得不在休息时间疗愈放空,排解负面情绪。但写作仍然帮他一次又一次精神抖擞地投入生活,借此保持对生活的敏锐与好奇。

对胡安焉来说,阅读与写作曾让他短暂跳出了打工与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新冠疫情之初,封控在家的胡安焉重新拿起许久未动的笔,写了几篇日记,想恢复笔触,其中就有《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胡安焉回忆说,那篇只写了半天的日记,好像一夜间就“莫名其妙”将他推到了台前,于是有了三年后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

最近涌现的“底层作家”?胡安焉并不觉得这说的是自己。对他而言,写作,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事情。

“我写的不是‘流动的盛宴’,

我只是在送快递而已”

新京报:胡安焉这个名字开始被更多人知道,大概是在2020年,你在网上发表的那篇随笔《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夜班理货员的生活。那篇文章的走红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安焉: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觉得很意外。当时那篇其实只用了大概半天就写完了,还配了很多照片,主要是想给在德邦的十个月留个纪念,就是一个回忆或者说自我检视,是写给自己的,而不是为了写一个作品,或者有什么东西要表达。后来陆续有人找到我,约我继续写德邦夜班这类文章,他们问我还有什么工作经验,再往后,才慢慢有了这本书的雏形。

但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写给自己,而是写给约稿方所面向的读者。这就和写《德邦》那篇时的心态很不一样,我需要去想“怎么写”。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和借鉴,比如那段时间我看了彭剑斌在贵州跑业务时写的《不检点与倍缠绵书》,还看了一些别的,但实际上能借鉴的很少。花的工夫越多,越难动笔。因为只要你开始想把这个东西当成作品去展现,就会在落笔时和叙述本身的语感有冲突,那些花哨的语言、复杂的结构和内容本身无法融合。毕竟,我写的不是《流动的盛宴》,大家聚在一个沙龙圈里谈人生、谈理想吗?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在送快递而已。

《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作者:彭剑斌,出版社:单读 /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

新京报:《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出版后,在豆瓣等平台引发了不少讨论,你会去看读者的评价或留言吗?

胡安焉:四月中旬前都有看,当时比较忐忑和在乎,后来评语多了,加上我忙起来,就没再看了。坦白讲,我觉得其中的很多“喜欢”很可能是错位的,是一种自我投射,或者说某种文化投射;而很多批评也是错位的。对于大多数创作而言,文字也罢,电影也好,音乐也好,真正能称得上“知音”式的读者或观众,可能是极少数吧。

新京报:这段时间,你也密集参加了很多活动,需要短时间内“深度”接触不同的人,这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胡安焉:最近这一个月,我面对的采访、播客、各种现场活动等,它们对我而言仍然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目前还能带给我持续的新鲜感。就像以前换工作一样,一份新工作的开始都是新的环境和体验,比如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进过那种全封闭式的录音棚,这些可能都在中和负面的感受,不同程度地增加着我的见闻,以及对生活世界更多维的理解。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吸收这样的新鲜感。而且,这些经历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它也不会持续很久。至于我以后会如何反思这段经历,它是需要时间的。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需要大量地重复自己。你会在某个瞬间产生一种对话的倦怠感吗?我记得你曾在自述中提到,自己对人际间的微妙关系很敏感。

胡安焉:会的,不少活动的话题设置其实不太允许你畅所欲言。而且大多时候,你去不断讲述自己的过往和想法,的确会有一种耻感。包括在《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太多关于我的精神世界的部分,比如我今天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没有提,没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你是怎么想的”吧,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放在更大的图书市场上,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工作”这个标签,它有共性。

其实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联系我,一直到今年四月份,才陆续接到一些电话。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没经验,我都不太敢面对面交流,每个问题先回复很长一段文字,反复纠结措辞表达,很消耗精力。但怎么说呢,现在这本书它关乎我的收入,我需要这本书的版税,它曝光度增加的话,我就能有更多时间,更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去写更想写的东西。还是不要太矫情的好。

体力劳动中的焦虑

新京报:前几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曾引发了人们对这一行业的关注,意识到时间和算法对个体的倾轧。而这本书中我印象很深的也是,你曾说起在高楼金送快递那阵子,经常会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会烦躁和不满,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工作中的处境一点点改变。如今互联网上,很多年轻人称想转向轻体力劳动,觉得可以减轻焦虑,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胡安焉:那篇文章我有看过,很多地方我是很有共鸣的。虽然我的工作和外卖员还有些不同,不是每一单都是单独的一条时间线,但我每天一上班,依然觉得像是一颗炸弹的引信被点燃了,需要在它爆炸之前,把活儿干完。比如每天八点分装完毕离开站点,八点半我就要看送了几件,我需要知道这个进度和昨天同时间相比,是快了还是慢了。如果昨天八点半我送了15件,而今天八点半我只送了14件,我就开始焦虑了。之后每隔半个小时,我差不多都要确认一次。有种恐慌在推着你,忍不住要关注时间,你要时刻判断自己处在怎样一种工作状态。

时间久了,我慢慢就习惯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时间。当年在我们生活的那一带,快递员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大概在7000元,如果低于这个报酬,人员就会流动到别的地方,这个行情是和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有关的。假设我每月工作26天,每天11个小时,那日薪就是270块。抛去装货和路上的两个小时,我就需要每小时产出30元,折合下来一分钟就是0.5元。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派送一个快件平均分到2元,那么我必须在4分钟内送完一件才不会亏本。再比如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那么这期间的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设一份盖浇饭15元,那合计下来就是25元,这就太贵了。

再举个例子,我对小区电梯的快慢也非常敏感。当年一开始,高楼金的电梯超级慢,等我走了之后,整个小区的16部电梯全换了。其实那个小区年代并不老,也就十年左右,之所以电梯全部换了,就是因为实在太慢了。另外,有些高档小区那种园林式的设计也会拖慢(送快递)效率。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因为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而赚到更多钱,反而陷入了一种看起来既在乎钱,又不在乎钱的状态里。

新京报:你频繁地提到“效率”和“成本”,(做这份工作)之前你也很在意自己的“效率”?

胡安焉:也还好,之前我对“效率”的关注就是均值水平吧,但进入这行之后,你就慢慢进入自我内卷的状态,归根结底是很怕拖后腿。具体到快递公司会设置“仓管”这种职位,专门在电脑前监督快递员进度。如果快到中午十二点,张三还剩20多件,他就拿起电话,不是和你讨论“你想怎么样啊?”,直接就是羞辱性地开骂,让你想办法不要每天给站点拖后腿。只要慢了,你每天就要接这样的电话,哪怕你很忙,然后道歉,表示自己会马上想办法处理。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关注时间。

当时我们站点在一个很偏远的角落,一天平均往返至少五班货,接驳耗费很多时间。我记得当时全北京有250多个站点,我们站点的时效数据每次都排在200名开外,总部就派下来“钦差大臣”专门监督工作,用军队里抓纪律的方式提高效率。其实实际问题并不是出在纪律,但整个系统上下没有人会听你解释,就是每一级层层施压,最后垮掉的还是下面的快递员。

纪录片 《零工经济:App奴役制度》剧照。

新京报:除了和货物打交道之外,快递员的工作也涉及到和具体的人接触,这个过程对你而言会产生情绪消耗吗?

胡安焉:是的,对人提出请求还是挺让我觉得难堪的。最不适应的就是向对方索要好评,可如果我不做的话,站点就会搞一个表格,每个人每周的好评数据都会公布出来,周会上好评数较少的人就会被叫到前面公开接受批评,罚做俯卧撑,这太伤害我的尊严了,我也受不了这种屈辱。所以我只能服从这套评价体系,但同时又开不了口,我就晚上回家编辑短信,字数还不能超,否则变成2毛一条,成本就增加了,而且还得发给年轻友善、懂操作的客户。所以后来我就不想做了,对我的情绪损耗太大。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每天下班后身心疲惫,还会坚持做一些记录吗?

胡安焉:基本不会,那时候连书都不想读。还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做完就很烦躁,需要去消化排解掉,有时还要靠酒精,或者恐怖片去释放压力。不过,人都是复杂的、有弹性的,虽然那时候心里很焦虑,但白天也能和别人正常打交道,不是说一崩溃,就每条线都瘫痪了,也不至于。

新京报:你会怎么看,当下很多年轻人想要转换职业轨道,对“蓝领”工作热情上升的趋势?

胡安焉:我其实不太清楚有这样想法的人,他们原先承担着的压力究竟是怎样的,可能有的人也并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坐办公室”,但我也没办法给出什么意见,以“失败者”的身份吗?我觉得我不是,但我也不是什么成功的过来人,我什么都不是,而且毕竟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真的觉得原有的环境待不下去了,想要换口气,那就去尝试,即便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原先的认识是有偏差的,那也没关系,就再去想办法改变,这就是试错。无论是否跳出原来的环境,试错本身都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什么一劳永逸的安全感,重要的是在做出选择前,要想好。

“除了都做过简单劳动,

我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不多”

新京报:关于写作,你曾提到最初是从模仿塞林格开始的,或许不同于很多读者的印象,你对写作其实是有过相对主动的投入和“练习”的?

胡安焉:是的,除了塞林格,后来我也尝试模仿过卡佛,他的小说语言是偏实用的,类似新闻报道那种,没有太多的修辞。这和他所描写的底层社会的“粗人”也有关,大多数不善表达,和修辞本身是冲突的。总的来说,他们的很多所谓“技艺”是能够被刚入门的我所直接借用的。

我完全投身自由写作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我花了很多时间逛文学论坛,读网友的作品,发评论参与交流。那三年间,我对小说的认识提升的确是很快的。但这些工作也很耗时,每天真正分到写作的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到了后来,基本都是我在输出,而真正有收获的部分很少,也没有收入。我的钱也在持续消耗,之前打工攒下的几万块很快就见底了。

新京报:那段时间,当你觉得自己对小说的认知迅速提升,但真正动笔的时间又很有限时,会觉得更难下笔吗?

胡安焉:的确是这样的。无论怎么写,都达不到自己内心的要求,也就是常说的“眼高手低”吧。而“眼高手低”最惨的后果就是,它会非常消耗一个人的写作动力,时间久了就没法坚持下去。如果“无知者无畏”,那我就会埋头拼命写,虽然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但至少写出来了。可一旦眼光提上去,就觉得丢不起人。但说实话,想在一两部作品中达到想要的那种高度,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这种内耗的?

胡安焉:没有解决,就是逃避,暂时不写了。后来我就去云南做物业,做烘焙店,又去上海做自行车店。大概2015年回到云南后,觉得好像又可以写了。人其实挺复杂的吧,当年那种自我否定慢慢就被时间冲淡一些,那种动力“春风吹又生”,又冒头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需要两三年什么都不写,让自己重新恢复那种想写的状态,而不是用什么办法去解决。也可能有办法,但我没找到吧。我的写作中最难的,其实是保持一种中正的心态。

新京报:怎么理解你说的这种“中正”?

胡安焉:可能就是,将生命感受直接兑现到语感之后,不会让人感到有某种失衡的倾向性或意图,比如浮夸、煽情、矫饰或油滑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全面的分寸感。

新京报:那么作为写作者,你怎么看自己这三年的非虚构写作,和此前的虚构创作之间的关系?

胡安焉:非虚构的阶段其实更多是帮助我看清自己的本质,这对我之后的虚构写作而言,它构成了一种最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可能不是小说的情节、人物、或者结构,而是一旦我落笔,我整个的人生状态就会体现在我的叙述中,这是一种更本质的沉淀。

新京报:这两年涌现出不少“底层”书写作品,比如外卖员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包括此前因为《我是范雨素》一文进入公众视野的育儿嫂范雨素,今年她也出版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你会怎么看这些作品被外界贴上的这个标签?

胡安焉:坦白讲,我们也是最近才认识彼此,此前可以说并没有互相听说过。之前在杭州的一次活动上,主办方把我和王计兵安排在同一场对谈中,我才去网上查他的资料,看他的书,发现他其实不是公众认知中的“外卖诗人”。他从2005年就开始写诗了,而送外卖大概从2018年才开始,也就是说他开始送外卖前,起码已经写了13年的诗了,而且他在写诗前还写过小说,我不会认为他是“外卖诗人”。而范雨素和王计兵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她家里的文化氛围很好,她曾经还做过语文老师,但因为养家生计的压力,才去做了保姆之类的工作。这类标签更多是图书市场的噱头吧。

而我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当主办方在一些活动中将我们放在一起,可能觉得我们的作品是一类,但实际并不一样。除了都从事过简单劳动之外,我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其实不多。不过也没关系,这样能够让我们被更广泛的人看到,而当基数足够大时,那些少数本不会关注我们,但又真正能理解我们的创作的人,顺便也被“波及”到了,这个结果就是好的,而且实话说,也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回报。

新京报:那你会担心自己后续的创作,可能会受到这类标签的局限吗?

胡安焉:不会,而且我认为,像这种标签它不会最终定位这个文本。我们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这样归类,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如果它是有价值的,更加锐利、精准的评价会慢慢取代之前有偏差的评判,大家自然会认清它的本质,而这需要时间。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的东西的价值不足以保存十年或二十年,那它也自然就会被淹没,怎么被贴标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最重要的,是先获得接受时间检验的“资格”。

新京报:之后会完全投入自由写作吗?

胡安焉:现在还不好说,我对未来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允许,我希望自己还是不要去做那种纯粹为了谋生的工作,但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也能去做,而且我也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新京报:最后,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你曾提到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关于什么的作品?

胡安焉:这个小说已经是经过不断推翻后的N.0版本了。我现在的想法是,它会是一个类似独白的形式,像意识流一样贯穿,可能没有具体的人物或情节,描述一种介乎生存与生活之间的生命样态。

采写/申璐

编辑/走走 李永博

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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