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电视剧骗了！清朝时期，王爷和大学士见面，应该如此行礼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鉴于前朝历代“相权扩张、欺压君上”的经验教训，并不设“宰相”一职。但实际上，清代官员等级的最高等级——正一品的殿阁大学士，基本相当于“宰相”一职，下辖百官、上佐帝王。

殿阁大学士，虽然是清代官员行政级别的顶点，但从根本上讲，这些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官员依然是受皇帝委派管理国家事务的“打工者”。相较于份属统治阶层的爱新觉罗氏王公贝勒们，大学士的地位似乎明显不如。

在诸多影视作品的演绎中，关于清代王公贝勒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也基本沿用了统治阶层和受统治阶层的等级明确、尊卑分明。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清朝历史上的王爷见到大学士，到底谁该向谁行礼呢？

清初时期，相较于王爷们，大学士地位地下

清初时期，皇权因为王公贝勒、满洲勋贵的分化，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这一时期的王爷们在统治阶层占据着绝对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此时的王爷们代表着一定程度上的皇权，乃系包括大学士在内的朝廷官员实际意义上的“主子”。有鉴于此，清初时期的大学士见到王爷，应“引身长跪”，仅次于面见皇帝时的“叩头成礼”。

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太皇太后崩逝，诸王公大臣齐聚商讨丧礼事宜，王爷们端坐而大学士们只能长跪。会议过程中，已经66岁高龄的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之芳，因年老体弱加上长跪疲劳而摔倒在地。端坐议事的王爷们，非但没有体恤老臣，反而纷纷指责老臣失仪，要求康熙皇帝依律严惩。

殊不知，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王爷和大学士之间的礼节之争，经过一番争论以后，在得到康熙皇帝“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於礼不合”的明确态度后，吏部给出王爷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凡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但此时也只是规定了大学士面对王爷不再行“引身长跪”，但必要的请安礼节依然必须。

随着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大学士的地位逐步提升

随着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皇室宗亲乃至当朝皇子能够参与政事的机会越来越少，除了嘉庆朝初期“以亲王为军机大臣，未几，以非祖制罢”以外，王爷们的权势、地位逐步降低，而朝廷的首脑——大学士的地位和影响开始逐步抬升。

原因很容易理解，随着皇权集中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作为皇帝委派管理国家事务的大学士，逐步取代之前分权的王公贝勒，成为皇权的新代言人，地位自然会得到提升。

嘉庆皇帝曾经专门就相关礼节问题发布了谕旨，予以规定：

嗣后凡见亲王、郡王，如有仍蹈前辙，长跪请安者，即着王等自行参奏。如大臣等遇见时，亦即指名参奏。至侍卫、部院司员，於本管堂官接见礼仪，自有定分，遇有公事，只应侍立回堂，毋许屈膝请安。

从“引身长跪”到“例行请安则可”，再到“毋许屈膝请安”，王爷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晚清时期的亲王秉政，让大学士的地位降至最低

其实，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清朝祖制中对于王爷和大学士之间的见面礼节，有着明确规定：

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

也就是说，作为皇帝委托管理国家事务的高等臣属，大学士自清朝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了高于王公贝勒的地位，只不过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影响下，这种关系并不稳定，行至晚清，王爷和大学士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

根据《清史稿·诸王列传》的记载，“穆宗践阼，辍赞襄之命，而设议政王，寻仍改直枢廷。自是相沿，爰及季年，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从恭亲王奕訢称呼大学士为“中堂”，到醇亲王奕譞称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再到醇亲王载沣几乎君临天下的摄政大权，清末的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摆设，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奴才，唯有听命、毫无地位和尊严。

参考文献：《清史稿·诸王列传》、《清稗类钞》、《清实录·圣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