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继承问题,即最高权力的转移,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头等大事。这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皇权的巩固和封建统治的稳定。而封建统治的稳定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重大影响。同生产力的发展
皇位继承问题,即最高权力的转移,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头等大事。这个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皇权的巩固和封建统治的稳定。而封建统治的稳定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重大影响。
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处境也有密切关系。皇位继承问题解决不好,统治集团矛盾激化,必然导致政治混浊、社会动荡,甚至演成内乱,使国家分裂,给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西汉前期,解决了篡夺刘氏皇权的“诸吕之乱”,又平息了刘氏内部争夺皇权的“吴楚七国之乱”,才出现所谓“文景之治”。
司马氏的西晋,建立统一帝国不久,因为惠帝昏庸,贾后专权肆虐,司马氏诸王觊觎皇权,演成“八王之乱”,使西晋灭亡,整个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的分裂混乱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当然不是历史的主流,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它对历史的发展决非毫无作用。这里。存在一个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以及历史偶然性的客观作用问题。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运动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
诸多的偶然因素中,例如:统治集团的状况,是比较一致还是矛盾分裂;最高统治权的转移,是比较顺利,能克服矛盾,还是矛盾不得解决,引起分裂动乱;最高统治者的品质、素养,是好学求知、精明有为、励精图治,还是不学无术、耽于享乐,昏庸无能;等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皇帝去世,由何人继承皇位,就成为有争议的问题,皇族中的矛盾和斗争也就难以避免。努尔哈赤死,皇太极是因握有相当实力,才以皇八子、四大贝勒之一的身分,在其兄代善等支持下登上皇位的。
皇太极死后,年方六岁的皇九子福临继位,而由亲王多尔衮、济尔哈朗担任摄政。福临死时才二十四岁,诸子尚幼,曾有立长君之议,只是因为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主持,听从了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选中年方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康熙鉴于不立储君不利于皇权的稳定,就按照历代汉族封建王朝立嫡立长的传统,于康熙十四年时将年仅二岁的皇次子允礽立为皇太子,建立了立储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并非满洲旧制,宗室贵族是不习惯的。康熙后期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是从皇太子允礽的废立问题而公开化、白热化的。
康熙四十一年,南巡河工,皇太子允礽随行。途中,允礽因病留于德州,由其舅索额图陪侍。索额图在朝廷颇有权势,是允礽的主要支持者。四十二年,康熙突然治索额图及其党羽之罪,罪状是在德州时曾与皇太子密谋“大事”,说他“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又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过了五年,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宣布废黜皇太子,已经确定为皇位继承人达三十三年之久的皇太子突然被废,成了当时震惊朝野的特大政治事件。允礽立为皇太子,是康熙十四年的事,之所以得立,因为他是皇后所生,是嫡子。康熙对允礽的教育培养颇为精心,当成年后也十分信任。
亲征噶尔丹时,命其留守京师,谕“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允礽听理政务,则“举朝告称皇太子之善”。二十余年间相安无事。到了康熙三十七年,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皆已成年,分别封为郡王、贝勒,于是开府称藩,各有部属,逐渐形成了皇子诸党。除允祺、允祐外,其他皇子各有一党,开始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角逐。共同的目标当然是早已立为皇太子的允礽。允礽受到围攻,处于不利地位。皇太子党经营已久,是有势力的,其首领人物就是国舅索额图。
索额图看到形势不妙,皇太子处境困难,怀疑康熙在诸皇子党的包围下或将改易储位,因而才有“背后怨尤之言”,才孤注一掷地“潜谋大事”,打算用宫廷政变来抢班夺权。但谋划被康熙发觉,皇太子党几乎全军覆没,诸皇子党大获全胜。皇太子缺位,诸皇子党立即展开了竞争。首先跳出来的是皇长子允禔。他自以为立嫡不成,则势必立长。允礽被废,他也出力最多。胜利冲昏了头脑。为了根除后患,他甚至向康熙建议干脆除掉允礽,并表示自己愿意下手,说“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康熙不愿担杀子之名,对允禔的提议极为愤怒,斥之为“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乱臣贼子”。允禔与皇八子允禩结成同盟,其为人心狠手黑、“凶顽愚昧”,自为其他皇子所深忌。皇三子允祉随即揭发允提曾用巫术镇魇允礽。因是允禔被革去郡王,幽禁。皇长子党失败,转而支持皇八子允禩,皇八子党的势力迅速扩大。处置了允礽、允禔,康熙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步骤。四十七年十一月,他在京师畅春园搞了一次空前绝后的选举皇太子的“官意测验”。康熙召集满汉文武大臣,命“会同详议”,于允礽、允褆以外诸皇子中“举奏一人”为皇太子,“众议谁属,朕即从之”。
因为皇八子党的相互串联,暗通消息,结果,“众议”皆属皇八子,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上报康熙。这颇出康熙意外。他见允禩竟势倾朝廷,不禁又恼又气,不但不从“众议”,反而斥责允禩及其支持者“殊属可恨”,说诸臣拥护允禩。康熙号称英主,但对立储大事却言而不信,出尔反尔如此。更大的出尔反尔,还在于重立允礽为皇太子。在“畅春园选举”之次日,康即表示拟重立允礽为皇太子,理由是允礽以前所为乃允禔魇魅致病,现已痊愈;同时,皇太子缺位,则“性生奸恶之徒因而各庇邪党,借端构衅,日后必成乱阶。”
康熙的目的是想缓和皇子之间的矛盾,使允禩之党绝望,克服皇室内部的危机。四十八年三月,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的仪式。为了弥合皇子间的分裂,康熙还苦口婆心地劝说诸皇子齐心辅佐允礽,他列举诸皇子的优点,说“允礽若亲近伊等,使之左右辅导,则诸事皆有箴规矣。”随后,又将诸皇子晋爵、加封,以示安抚。他还故意责骂下五旗诸王、贝勒,说他们“日耽宴乐,不事文章,不善骑射,一切不及朕之诸子;”“并无一人念及朕躬,······有将朕子肆行讪议者,朕诸子并不与之较,以此观之,朕之诸子可谓厚重矣。人情若此,联深为愤懑。”康熙的意思,大概是想唤起诸皇子团结奋发之心。
康熙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允礽复立和康熙的劝戒、安抚,都没有也不可能消弭皇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行了十多年的储位争夺战已经不可扼制。皇八子允禩功败垂成,自不甘心。允礽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形势对允礽更加不利。他的党羽或已被诛杀,或已投靠新主,皇太子的力量大非昔比。朝廷政局也并未因允礽复立而恢复稳定。文武大臣因在“选举”中都已表态拥护皇八子,没想康熙如此举动,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他们置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归附允礽或不附允礽都有可能遭到不测大祸。因此,不少人心灰意冷,万般无奈,以致发出“两处总是一死”之悲叹。
允礽既为皇太子,总会有人来趋奉,新的皇太子党又开始组成这伙人见形势不利而加紧活动。在诸皇子党的包围和监视下,企图使皇太子早正大位的密谋很快就被康熙查觉。康熙五十年十月,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因与皇太子结党被治罪,罪名是挑拨康熙与允礽的父子关系。康熙愤怒已极,将齐世武钉其五体于壁而杀之。五十一年九月,允礽再次被废,从康熙宣布允礽的罪状中,可以看出新皇太子党活动的一些迹象。
他说:“允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小人等恐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利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宣布,以后再有人为允礽说好话,“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允礽复立凡三年半而再废。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大臣中请立皇太子者甚至受到处罚,但储位争夺战仍然继续进行。皇八子党势力强大,其活动步步加紧。皇三子党以为允祉“依次当立”,颇有信心。
皇四子胤禛积极活动。皇九子允糖虽然支持允禩,但也野心勃勃。此外,由于皇十子允俄、皇十四子允禵皆已封爵,皇十三子允祥、皇十六子允禄、皇十七子允礼等先后成年,都陆续卷入诸皇兄之党,使斗争更加扩大和复杂化了。康熙的立储尝试,经过四十多年,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皇子间长期的储位争夺战严重地影响了清王朝的稳定,有时甚至直接威胁康熙本人的生命安全。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康熙确是费尽心机。他那能干而又“厚重”的诸皇子,已经被禁锢了两个,其余的,他时而痛骂、处罚、鞭责,时而百般劝说,声泪俱下。亲贵重臣无人无党,康熙或训诫,或斥责,或降贬,或流放,或诛杀,以致朝廷内外惶惶不安。斗争愈烈,康熙的疑虑愈重,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也收罗武艺强的“好汉”,来防范自己的儿子。康熙已经心力交瘁,但一切努力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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