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谢谢，请不要胡扯了

近日，清朝嘉庆年间御医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证汇纂》手稿被发现，其中记有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600余个。有专家称，按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计算，这个稿本的总价将达到2.16亿元。

其实，御医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他们的药方，也值不了这么多钱。

对御医而言

活下来比治好病更重要

自有皇（王）权，即有“御医”。如金代之太医院，被元、明、清沿用，名义上虽是全国最高医疗行政机构，实际上主要还是为皇室服务。

虽然御医常被世人目为“医术精湛之名医”，但伴君如伴虎，“独到见解”常等同于自招祸端。如据《明史》记载：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张氏有孕，向太子道贺。唯有一位名为盛寅的御医，认为张氏其实无孕，而是有病，并开了一副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张氏病情加重，无奈之下要求一试盛寅的药方。朱高炽遂一面命人将盛寅关押，一面令张氏服药；若张氏有发生危险，即将盛寅处以“磔死”酷刑。万幸张氏服药后痊愈，盛寅也保住了一条小命。①

并不是每一个御医都有盛寅这种好运。同治皇帝死于天花，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等，也全被革职。②

御医在诊治过程中，甚至于有因担惊受怕而自丧性命者。嘉靖年间“壬寅宫变”，明世宗差点被宫女杨金英等人勒死。太医院院使许绅奉命急救，将皇帝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明世宗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后脚许绅就病重将死。许在遗言里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意思是说：我活不了啦。之前急救皇帝时，自知若救不回来肯定难逃一死，故深罹“惊悸”，已病入膏荒。稍后，许绅果然病故。③

客观医疗环境如此，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乐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乐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从众诊断”（随大流，寄望于法不责众，忌讳发表独立见解）……等，遂成为御医们主修的职业技术。

各种怪章程

让御医无精进医术的空间

除性命压力之外，御医在给皇室成员诊治时，还要遵循一系列有违医疗规律、破坏合理医疗计划的规矩。

1、宫中医疗章程，使御医们致力于“既不任功，也不任过”

比如：

清代民间医生杜钟骏，受人举荐，入宫给光绪帝看病，就很不解地问内务府大臣：“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当时，共有6名医生，轮流给光绪帝看病，分别诊断、分别开药，医生们之间互相也不通讯息，任何一名医生都没有办法持续用药。内务府大臣的回答是：“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

这种多人分别诊断、前后不通讯息的“内廷章程”，在某种程度上，乃是针对御医“从众诊断”这一自保之道而设。但这种规矩有违医疗规律，杜钟骏深感医治光绪无望，又找到工部尚书陆润庠，大发牢骚：“我辈来此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润庠的回答是：“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杜钟骏只好“默然而退，以为此来必无成功也”。④

2、用药决策权在“圣裁”；皇帝常爱篡改御医的药方

再比如：

晚清名医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后，开下药方，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稍后，李莲英传旨，太后认为“马文植所拟方药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要大臣们商议，究竟该用太医院之前的药方呢，还是用马文植的新药方。大臣们回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稍后，慈禧传来圣裁：“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用太医院的药方，却让马文植主稿，这“圣裁”，可谓和得一手好稀泥。⑤

御医无权决定最终的用药，药方的审核权在大臣和“圣裁”，尚不是违背医疗规律之最极端者。最让御医们手足无措的，是“圣裁”常常亲自下手更改药方。

比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曾按照自己经验，命令更换药方中的若干药材。薛宝田等给慈禧太后议定药方，呈御览后，慈禧要求将药方中的“续断”改为“当归”。光绪帝改动药方更为频繁，如曾在御医开的药方中，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药。光绪不喜欢“杜仲、菟丝子”，“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久病不愈，令光绪帝对御医极为不满，认为是御医“总因治不得法，病久迁延，致成种种痛楚”，故时常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比如，他要求“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⑥

3、御医医术有限，清末太医院计划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医学

这些宫廷规矩，一方面制约着御医的医术发挥应有的效应，另一方面也引导御医朝着“揣摩圣裁”的方向“精进”自己的医术。这直接导致御医虽然名为当时医生群体中的佼佼者，但其真实医术水平却始终很有限。

比如，刘声芳在康熙、雍正两朝当了30年御医，深得信任。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医案，发现经治疗后病情好转的仅7例，效果不明或恶化的案例要更多。一名正黄旗二等侍卫和一名宫女，都是在经刘声芳治疗后死亡。刘声芳因此受到了罚俸等处置。后来刘声芳被废黜，也是因为被雍正认为“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没能治好皇帝的病——当时，雍正长期服用丹药，由重金属中毒，引起失眠、记忆衰退、神经质、食欲不振等症状，相当严重。⑦

现代医学自西方传入后，太医院亦着手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1906年，太医院初步制定计划，设立学堂，招收新生，让他们先学“中西参用之医学”，再派到国外深造。1908年，发生光绪帝驱逐御医事件，鉴于“中国医理相延古法，并非专门科学”，太医院加快了选派留学生的脚步。按太医院的计划，留学生回国后，“本院医务逐加改定，分设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⑧这一计划没能落实，清朝就灭亡了。

图注：光绪皇帝

蒋之医官、毛之医疗组

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中国最后一批御医们回归民间，成为普通郎中。此后，这些前御医们及其弟子，鲜少再有给大人物看病的机会。现代医学（亦即通常所谓的“西医”），取代了以“古法医理”为学术依据的御医，成为高层政治人物的医疗首选。

（PS：中医、西医乃是一种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名称，就学术层面而言，当作“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下文凡涉“西医”者，均系指现代医学）

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中山学现代医学出身，且曾开设诊所，一生所用皆是现代医学。蒋介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医学上更相信现代医学。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脊椎受伤，戴笠推荐了杭州的一名中医，称“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但蒋并未采信。他更相信南京鼓楼医院“西医”郑祖穆的意见，“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等。⑨

蒋介石身边医官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西医”。如吴麟孙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熊丸先后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华西医学院。其中熊丸从1942年起，除了两次出国外，此后数十年都一直在蒋介石身边为他治病。蒋信任这些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医官，“与医生配合度很高”。

毛泽东去世时，其医疗组全体医生在护理记录上签字，签名者有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⑩这些医生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西医”。比如王新德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是神经病学专家；陶寿淇曾留学美国，是心血管内科学家；陶恒乐是心内科学家；方圻先后就读于协和医学院等学校，是心血管病专家；姜泗长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是耳鼻喉科专家。

综上。当不难了解传统“御医”在医术上的真实成色。至于媒体报道称：《聊复集·怪证汇纂》“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稿本总价将达到2.16亿元”，如此简单粗暴的计算（“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这种标准，显见完全建立在“御医”这一名头之上），不过是一种刻意的炒作。将该书作为古籍史料进行研究，是合适的，作为医书来评定其价值，却是非常可疑的。

图：蒋介石遗体。蒋直到临终抢救，亦依赖现代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