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刚去世，“众星”不再相安，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开始各怀鬼胎

生出的孩子，出窑的砖，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历史的借鉴，历史的玩昧的需要，又往往会发出对假设历史的感叹!

有人说，如果孙中山晚去世几年，廖仲恺就不会被刺杀，邹鲁等顽朽谅不会麇集在香山碧云寺闹事，也不会有后来的国共大裂变，中国的革命将是另外一种样子。但历史就是历史。就客观而论，孙中山的去世，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孙中山是在国民党获得新生的时间不长，新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极不统一，极不稳定，极不成型的情况下与世长辞的，这无疑对新的国民党的发展演变和道路的确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国民党从它诞生以来，可以说，在思想、组织上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反反复复，几经分化，几经组合，终于在1924年初，又再次组合到了一起。

但这次的组合，与以往任何一次的组合有很大的不同，它得到了苏联的真诚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最关键的问题是孙中山本人，对自己和本党的过去有了彻底的反思和醒悟，并勇敢而坚定地使国民党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但从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情况看，能达到象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那种坚定和真诚程度的，可以说没有一人，虽然党内当时不乏有象蒋介石、汪精卫等孙中山忠实追随者，但这些追随者和他们的导师之间，在政治追求、人的品格、性格及其受教育的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几乎不可相比的差别。

蒋介石、汪精卫尚且如此，象邹鲁、谢持、张继、林森、胡汉民等党内重要干部，就更不能和孙中山同日而语了。再加上在政府内还有一些当时孙中山又不能不用的握有兵权的军阀，而这些军阀主要是想借孙中山的威望和国共合作、苏联帮助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思想上的大彻大悟，给他奠定了把新的国民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基础，以前孙中山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好的发展国民党、实现他宏图大志的条件，现在有了，但历史给他利用这些条件的时间太短，年余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孙中山在世，在党内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以他的威望、品格和追求，使得众多并不一致的人物和力量联系为一体，并保持相互的相对平衡。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没有人有能力和条件来打破这种平衡。在“众星拱月”的同时，“众星”之间，也会相安无事。

孙中山一去世，这种平衡自然被打破，“众星”不再相安，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必然出现。谁在这种组合中取胜，这种组合以何种方式出现和由什么人组成，就会对国民党的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的条件下，国共最后分裂，实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必然结果。廖仲恺的死也成为偶然中的必然。

一个党需要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中心人物去世，将会出现另一个中心人物。孙中山去世时，中国还没有投票选举的习惯和条件，国民党的下一个中心人物，孙中山生前也没指定，他的出现就会更加复杂化。

当时的大元帅府仍然存在，孙中山北上时，指定元帅府的秘书长胡汉民代理大元帅，但孙中山没想到北上就再也回不来了，他让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并没有让他继承大元帅的意思，如果有的话他在遗嘱时是会说明的，在遗嘱里干脆就没提继承人的问题，这给后人留下一个谜。

当时的国民党里，也没人把胡汉民这个代理大元帅当大元帅看，更不愿让他成为大元帅。他当时一是手里没枪，二是圈里没人。他和政府军哪一派都极少往来，他既和蒋介石、廖仲恺关系一般，又和共产党不相往来，只和国民党中的一些所谓元老们打些交道。这大元帅看来是轮不到他的头上的。

汪精卫，也算是当时孙中山比较喜欢的人物之一，但党内说他闲话的人较多，在众元老眼里，他是个油头粉面、华而不实的年轻人。许多方面和胡汉民相近，不掌握枪、不笼络人，所以他也没敢硬往孙中山继承人这个位置上挤。

廖仲恺倒是具有很多优势，是国共联合的主将，深受共产党的欢迎和支持，廉洁奉公，为革命鞠躬尽瘁，在党内有威望。但他是个脚踏实地干实事的人，从来没有要在党内掌大权的意思，是个根本就不想当继承人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更不可能当继承人了。

从当时来看，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手里没有兵权，又由于个人的因素，都没有可能去做孙中山的继承人了。

手里握有一定的兵权，又有强烈欲望坐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的当时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许崇智，一个是蒋介石。

许崇智当时是粤军总司令同时兼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和财政监督。蒋介石过去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参谋长，在他看来，既然孙中山去世，起码就军事上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并且颇有信心，对蒋介石并无太多的防备，但在政治上，党内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公子哥，孙中山在世时把他看得并不太重。这些情况他自己也很清楚。要想当上继承人，还得进行一番斗争。

蒋介石则不同，当时他虽然连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手里有兵权，是党军的司令官，黄埔军校的校长，深受孙中山的信任，并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当时的国民党中是难得的左中右各方面人物都能接受的人物。

蒋介石在政治上并不是个愚蠢的人物，对当时国民党内的情况心中是有数的。既然孙中山没有在遗嘱里说明让他作国民党的继承人，他自己就要去努力争取。他要抓住这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正在国民党的最高权利暂时出现空白地带而又一时无法填补的时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来。云南军阀唐继尧派代表孔赓，风尘仆仆来到广州，找当时国民党的所有脸面人物游说，他要作继承大元帅的继承人。

跳梁小丑，不知高低，乱蹦乱跳，跳得滑稽，跳得可笑，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当时的唐继尧是再合适不过了。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听说这个想法出自唐继尧都感到吃惊，感到莫明其妙。感到是给饭后又增加了一点闲聊的笑料而已。

但唐继尧有他自己的理由。

1923年，孙中山护法讨贼，再度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当时为了利用唐继尧的兵力讨贼，孙元帅任大元帅，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虽然这个副元帅没起过多少实际作用，但孙中山毕竟没宣布取消过。唐继尧认为副元帅一职仍具法律效力，要当大元帅的合法继承人。

孔赓到广州后，该找的人都找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但是找了也是白找，说了也是白说。他最后找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和孔赓曾是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同学，谈话拘束也少了些，孔赓先大谈了一番西南的重要地位，接着是对唐继尧一顿吹捧，再后来就是说出了唐继尧现在的心里话。

蒋介石对孔赓到广州早有所闻，这次见到孔赓，心里象吃了一只谷蝇。但又不能不耐着性子听老同学把话说完，但坐在那里有一种受刑的痛苦感受。蒋介石见孔赓把话说完，也并不太顾老同学的情面地说:

“你要是最近没事做，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一份工作。前提是必须立即和唐继尧断绝关系。望老同学自重。”

孔赓听着老同学的话里有话，软里带刺。

孔赓原是大同镇守使，后来下台走投无路，就跑到唐继尧那里混碗饭吃。这次唐继尧让他来，又不能不来。现在空手而归，这碗饭怕也吃不成了。既然老同学说了留他，不妨在这儿先干一时再说。他给唐继尧发了一封短函，这个小闹剧即告结束。

随后，蒋介石就率兵进行第一次东征去了

孔赓在广州期间，由于和唐继尧的关系，就与杨希闽、刘震寰来往比较频繁。蒋介石回师广州平叛杨、刘之前，令人把孔康监禁了起来

在蒋介石看来，孙中山逝世，给他一个机遇。问题是怎么来扼住命运的喉咙。他在孙中山去世后的活动里，应该说是有所用心的。

他联合共产党，统率党军完成了第一次东征，平息了杨、刘叛乱，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给他增加了争权的资本。

当时在国民党内，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但政治重心却在国共联合战线。没有联合战线，就没有当时国民党和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蒋介石对此是很清楚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处处力争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

在多种公开场合，他都表示要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取得了共产党、国民党左派、苏联顾问团的信任。因此，共产党、廖仲恺、苏联顾问，在不同的场合也替蒋介石说了不少好话。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争权的政治资本。

廖仲恺被刺一案，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徒然上升，权力迅速扩大，政敌的力量迅速减少。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个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代表，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的制订者之一，也是一个坚定的执行者和忠实的捍卫者。孙中山死后，他更成了这一联合战线的重心人物，也成了国民党中大事小事都离不开的人物。

当时在国民党内，在广东参加国民党的占有很大比例，以这些人为中心，形成了所谓“元老派”和“太子派”之分。“元老派”以胡汉民为首，主要人员有胡毅生、林直勉、李福林、梁鸿楷等。“太子派”以孙科为首，主要人员有吴铁城、陈其瑗、马超俊等。不论是“元老派”还是“太子派”，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坚决反共。

蒋介石是个外乡人，在广东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口口声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引起这两派人物的强烈不满。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廖仲恺。所以，这两派人物都把愤恨集中在蒋介石和忠心耿耿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要人物廖仲恺身上。

廖仲恺无所畏惧，一如既往。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提出了关于统一广东财政的问题，并通电各地。这就夺去这些人口里的肥肉，使他们对廖仲恺极端仇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