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出台了一项康熙不敢用的政策，人口暴涨10倍，却落下无数骂名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

人丁兴旺，向来是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人丁兴旺就意味着家族越来越繁盛，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人口增加也意味着国家富强、社会稳定。

在清朝的雍正年间，雍正定制了一条康熙不敢用的政策，人口暴涨10倍,却落下无数骂名。

这是为什么呢？

文治武功带来国泰民安

我国近年出台了一项新政策：放开三胎，允许甚至鼓励夫妻生育第三个孩子，以缓解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社会问题。

放眼世界，青年人婚龄变大、结婚率下降、独身主义、以同居代替婚姻、少子化和丁克都是大趋势。

这在清雍正年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人们结婚完全不用操心房产，而生育也不用担心抚养，人民的生活比起前朝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因而在短时间内，人口暴涨10倍。

之所以会出现此种现象，是因为当朝的雍正皇帝颁布的一条铁腕政策：摊丁入亩，取消“人丁税”。

要理解这条政策，就必须从何为“人丁税”说起。所谓“人丁税”，顾名思义，就是政府对人口增长进行的税收。

在清康熙年间及前朝，当时的统治者对于税收一直是“厚此薄彼”，只向平民百姓征收赋税，让百姓纷纷背上沉重的负担。对于那些掌握着绝大部分国家资源的政府官员，却不要求任何税务。

贫苦的百姓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薄地，却需要每年从中拿出大半供养上层，上层坐享其成却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此举历来都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长此以往，社会矛盾加剧，民怨频生。

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人丁税”。因为当时清朝的所有土地都收归国有，农民需要的土地应该到当地主管土地管理的部门那里，依靠新增人口数来分得土地。

因此，人口数量直接与土地面积挂钩，为了避免地方势力依靠多生孩子多圈地，来形成地方势力。当时政府就推出了“人丁税”，每家每户生孩子，都需要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削弱生育积极性。

此举起初的确起到了弱基层、强高层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经济逐渐繁荣，如此严苛的土地和人口政策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超级政府”，制约了发展。

在康熙帝即位后，立志要改变如下的局面。康熙帝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治武功、为后世传颂的君王，即位伊始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开疆拓土来缓解发展压力。

首先，他出兵雅克萨，抗击了俄国侵略者，增设了行省，加强了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又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的叛乱，维护了社会稳定，也拓展了清朝的版图。

其次，他削平三藩，统一台湾，让地方割据势力不再盘踞一隅鱼肉百姓，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他还亲征蒙古，将蒙古收归清朝，并重修长城，保证北方边境再无侵扰。在康熙的文治武功之下，清朝得以国泰民安。

雍正即位推行强制减税

国土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尔萨斯陷阱”，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新增加的国土大多地处偏远地区，人迹罕至，难于管理。要解决治理问题，就必须促进人口增长。

在康熙治下的最后几年，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经试图推行激励农民耕作的改革。但他的决定应者寥寥，原因在于人口不足。

康熙帝转而改变思路，着手解决人口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洞察了人口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中下层平民赋税过重，生活压力巨大，加上“人丁税”的影响让他们无法“饱暖”，更别提“造人”。

因此，有官员提出可以“摊丁入亩”，即废除人丁税，用每年按农民人均占地面积为标准实行税收，以降低农民负担。

这的确是一个好政策。康熙帝已经在一些试验区开始试点，试点区的民众困难的确减轻了，人民交口称赞。

但改革损害了一些地主豪强的利益，也使一部分官员感到不安。没有了每年高昂的税收，他们贪污腐败的小算盘就没法打起来，很快开始有了许多质疑和攻击。

因为政策还在试点阶段，官员们的干预也经常让试验区的政策执行出现问题，因此康熙帝只是止步于试点，并未将其推行到全国各地。

不过，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却不止于此。雍正帝和康熙帝不同，他的性格比康熙更加强硬，在治理方针上也更加偏向于保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决定不再浅尝辄止。

在他即位的第一时间，就下诏书强制性地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废除人丁税。这意味着，从今以后农民每年不需要按户口本缴纳税费，而是固定按照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上税，大大减轻了负担。

与此相配套的是减免其他方面的税收，颁布一系列鼓励耕织及生育的政策，严厉打击盘踞地方、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改土归流”巩固边疆地区的政权，推广产量高适应力强的外来粮食作物。

这些政策为民众带来了巨大利好。于是，百姓变得日渐富裕，人口数量也实现了2000年未有之暴涨，到了乾隆初年已经涨到原先的10倍左右，达到空前绝后的2亿人，之后很快进入3亿。

“一代明君”饱受诽谤

雍正帝的政策既然动了士族和豪强的蛋糕，就必然要经受他们的攻击。与文化素养不高、又不具备政治权利的老百姓而言，他们才是拥有宝贵的“话语权”的人们。

既然手里握着笔杆子，那么历史就随他们怎么书写。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和“文官”传统，让许多帝王不敢得罪言官和史官，以免在历史书上留下不好的记载，在不知情的人那里惹上不利的名声。

康熙帝也忌惮这一点，所以他不敢轻易推行新政，以免损害官员利益。

但雍正皇帝不怕这一点。作为改革者，他深知：所有的改革都必定会有牺牲，但如果能以少数的牺牲换来大多数的利益，那就是必要而且值得的。

他毫不在意负责记载正史的官员对他春秋笔法，对地主们在坊间散布的、用于抹黑他的小道消息和污秽故事也不屑一顾。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君主，而不是官僚和地主们的傀儡。

所有政策的推行都少不了阻力，所有权力的使用都不能脱离人民利益。时至今日，大多数人都会忍不住感叹历史上雍正皇帝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