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老百姓为什么怨恨李世民？看了英国博物馆1件文物就会明白

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下旨，让文武大臣们每人写一篇关于治国安民的建议书。等建议书收齐之后，李世民逐一认真阅读。他看到武将常何的建议书后，大为赞叹，这封建议书一共罗列20多条内容，全都是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李世民一向有知人之明，他知道常何是个不通文墨的大老祖，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于是下旨把常何找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常何也是个直性子，他毫无隐瞒，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他说这篇文章是他家里的门客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让他把马周找来，一番长谈之后，深为马周的见识和才华折服，当即下旨封他为侍御史、朝散大夫，从此马周就青云直上，成为贞观一朝重臣。

马周某些方面和魏征很像，不仅有才能出众，而且胆大包天。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敢对皇帝唯唯诺诺歌功颂德，而是经常直言不讳地向李世民进谏，意见之尖锐，态度之强硬，实不在魏征之下，别人不敢说的话他都敢说。《旧唐书》记载，马周向李世民进谏时，不止一次提到，唐朝百姓对李世民有怨恨之心，“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之言”，“咸有怨言”。

李世民是后世公认的千古明君，文治武功为一代之盛，为何没能赢得唐朝老百姓的拥戴，反而会怨恨他？这要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文物说起。清朝末年光绪帝在位时期，1900年前后，一个名叫斯坦因的英国考古学家，曾经多次深入中国西北数省，对当地遗存的历史文物和遗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查搜寻，并且取得了很大收获。

1907年5月，斯坦因来到了甘肃敦煌莫高窟。在当地人口中，他得知敦煌有一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曾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过一个“藏经洞”。经验丰富的斯坦因，立即对此事产生浓厚兴趣，他千方百计找到王圆篆，以重金收买之，最终如愿以偿地让王圆篆说出了“藏经洞”的秘密。

原来，所谓“藏经洞”，是在敦煌众多石窟中隐藏的一间密室，其中收藏了上至汉魏两晋南北朝、下至元朝的众多历史文献、书画典籍、佛经和其他文物等，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里无异于是一个价值难以估量的宝库。斯坦因狂喜不已，他毫不吝惜地拿出大笔白银买通王道士，从这里掠走了满满12大箱的珍贵文物，运回英国，斯坦因也因此被视为臭名昭著的文物大盗。

这批敦煌文物后来都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世界各国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有一件唐朝文物就与李世民有关，是一件名为《唐太宗入冥记》的变文。所谓变文，是唐朝流行于市井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大约和今天的曲艺形式中的说书很相似。

这篇变文描述了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在阴曹地府接受审判的民间故事，其中涉及到了玄武门之变的一些内容。阎罗王严厉斥责李世民：“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仰答！”李世民嗫喏而言：“此问头交朕争答不得”，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这件变文底稿，生动地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唐朝老百姓对李世民印象不佳、甚至心怀怨恨的原因。众所周知，历代皇帝个个都把“天地君亲师”列为至高无上的尊崇对象，对父母的孝道与对君主的尊崇的同等重要。但李世民却为了当上皇帝，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戮兄弟，囚禁父皇李渊，用强硬手段从父皇李渊手里夺权，明显违背了孝道，使得他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大跌，玄武门之变，成为唐朝人评价李世民时一个无解的心理死结。

民间艺人编写变文四处传唱，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迎合观众心态、获得观众认可，他才能得以从中得到观众赏钱，聊以谋生。如果唐朝百姓个个都对李世民奉如神明尊敬有加，他们是绝不敢拿这样的变文演出的，由此可见对李世民的怨恨不满情绪，在当时民间是一种普遍风气和心态。因此民间文学的价值取向，本身就是一种民意和民心的投射反应。

唐朝重臣马周的很多谏言，也能从侧面佐证这件变文内容是其来有自。比如李世民对他父亲李渊不够孝顺，就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登基后，就把李渊从皇宫中迁居到大安宫，而大安宫不仅僻处长安城外，且低矮狭小，李世民也很少去看望他。盛夏时节李世民到山上的九成宫避暑，却把父亲李渊留在闷热的大安宫，马周都看不过去，质问李世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

马周曾经不止一次谏言李世民：“臣又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孝莫大于严父”，“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让李世民多多关心一下父亲。李世民不论其他方面做得如何，以杀戮手段强抢帝位，对父亲不孝顺，种种有悖于基本伦理道德的行为都足以破坏自身形象，让百姓对他滋生怨气和不满之情。

参考史料：《旧唐书》《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