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优质地理“屏障”的古埃及，为何最终还是会走向“灭亡”？

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将古代文明称之为“大河文明”，因为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寄居地一直都与河流紧紧相连。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的特性，一直延续今，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于环境在其中起到了首要作用。

即便是对于较为稳定的农耕文明来说，文明的足迹也随河道的延伸而延伸。当然，这种观点也许有些笼统，但绝对是对古代文明的最好总结。

四大文明古国中，任何一个都无法逃脱这个限定：古埃及，起源并依赖于尼罗河；古巴比伦诞生于两河流域；古代中国发源于黄河流域；而古印度也紧紧依傍孟加拉河和印度河。

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和传承，从未脱离过自然，也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限制。而古埃及，这个人类文明最早的鼻祖之一，更是对尼罗河拥有着所有民族无法想象的依赖性。

独特的地形

古埃及人繁衍生息的尼罗河流域，有着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西边，是杳无人烟的利比亚沙漠，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黄沙中，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东边，终于可以依傍红海，但却被阿拉伯沙漠生生隔开，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北边，是地中海海岸，暗礁罗列，浅滩密布，无法形成优越的商业港湾；南边，是尼罗河的上游，飞流直下的六大瀑布在这里傲然矗立，河道狭窄，水流瑞急。

山于地势的差距，这里几乎没有可发展的区域。如此特殊的地理环境曾让埃及人走在世界文明的先列，也让埃及在辉煌之后迅速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封闭的空间是绝佳的生存环境，几乎所有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遥远的美洲就是鲜明的事例，神秘的玛雅文明、消失的亚特兰蒂斯都是在这片独立的空间里悄然淀放的；在亚洲，较为孤立的中华文明，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用其博大宽厚的文明浸润着周边无数小国，形成独立的文化圈。一些恶劣的、难以克服的自然环境，往往会成为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天然保护伞。

在古埃及，无边无际的沙漠便成为了优质的保护屏障，古埃及人长期生活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不仅使其免于外来侵略之患，而且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古埃及的文明成果，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长期延续，同时也为国家政治长期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因而，古埃及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安全感，毕竟他们不必像其他民族一样将全部精力放在抵御外敌或者扩张侵略之上，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研究天象、文字、地理、医学……，而这些成果恰恰堆砌成为了古埃及文明的全部。

这期间，古埃及历史没有中断，在免遭民族变动之苦的法老时代，它的文明闪耀世界。不过，太有安全感就等同于没有危机意识，过于安逸的生活，造就了古埃及人民沉稳、乐观，悠然自得的性格，这种性格更适合于和平的年代，而在那个战争不断，政权更迭的时代，它只会渐渐磨损国家的战斗力。

另外，长期失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文明发展的滞后性。因此，当古埃及文明渡过了它最辉煌的时代，慢慢步入衰落期的时候，国际形势正在瞬息万变，而埃及已然成为一个薄弱环节，瞬间便被强大的民族踩在脚下。从此，古埃及文明幵始由衰落迅速走向衰亡。

“尼罗河的赠礼”

古埃及基本上是被沙漠所涯没的一个国度，即使是在其最鼎盛的时期，古埃及社会所直接管辖的范围也只占全部领土的左右，而这仅有的的土地是正由尼罗河流过所形成的三角洲（“下埃及”）和河谷地带（“上埃及”）组成的。

尼罗河谷地长达公里，像一条蜿蜒曲折的绿色生命线，在苍茫的沙漠之中延伸。三角洲地势平坦，河渠纵横，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却异常的肥沃。

山河谷生命线传输来的养分，通过这里哺育了埃及最多的人口。尼罗河不仅成就了这个文明国度的辉煌，更是古埃及社会赖以生存的能量之源。用“尼罗河的赠礼”来形容埃及，确是十分恰当。

尼罗河之所以被看做是生命之源，是因为每年的定期泛滥。在如此干旱的生存环境下，尼罗河泛滥不仅会为埃及带来赖以生存的水源，更重要的是，随泛滥冲积而来的水质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它们会慢慢沉积下来，变成沃土。

每年的2—5月份，是尼罗河的枯水期，从6月份起，尼罗河开始泛滥，河水暴涨，水位线不断升高溢出河床，直至俺没整个河谷地带。

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伯曾对泛滥达到高潮时的古埃及进行了生动的描绘：“除了人们的居住地——那些坐落在自然形成的山和人为高地上的规模可观的城市和村庄外，整个国家都淹没在水中，成为一片湖，而远远望去，那些城市和村庄就像湖中的岛均。”

如此大面积的泛滥为埃及带来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水源，红诸色的河水中夹带着大量礙酸盐和腐殖质，它们漫延并沉淀到每一寸土地上，当河水退去后，便形成一层厚厚的营养型淤泥，这种天然化肥为古埃及提供了极佳的农业基础。

不仅如此，尼罗河的泛滥基本上是定期定量的，它总是适时地为古埃及农民带来新一年的希望。经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壤是十分松软的，几乎不需要动用什么耕作的工具就可以建筑堤坝和挖掘河渠，这为他们后期的灌溉省了不少事。

另外，农民耕作的过程也相当容易，正如希罗多德曾亲眼看到的一样：“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

这种便捷的生产方式想必让很多国家的农民嫉羡不已，由此而产生的农业成果也相当可观。

然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关于古埃及农业产量的直接证据，但却有不少希腊化时代旳亩产量的数据已经掌握，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推算，我们会发现：古埃及已与同一时期的中国西汉王朝的亩产相差不远，而此时的中国已较先进入了铁犁牛耕时代。可见，古埃及的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

不仅如此，农业的发展更是带动了畜牧业、园艺业、手工业的发展，从整体上推动了古埃及文明的快速前行。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太优越的先天条件使得古埃及人从未想过改进农耕技术或是发明新的农业工具。

几千年来，古埃及的灌溉技术依旧是较为原始的，主要依赖尼罗河的泛滥和河渠堤坝的修筑。同时，农具也十分简单，古代埃及人世世代代用木锄、木梨进行耕作，唯一的改进是耕地的犁头形状有了少许的变化，而对于铁器和畜力的使用，古埃及人是严重缺乏迫切性的。直到新王国时期以后，铁器才开始出现并慢慢普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埃及优越的农耕条件造就了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同时，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下，这种条件却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大阻力。

尼罗河对于古埃及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考古学家曾发现，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处有一古老的石碑，上面的刻度形象地表明尼罗河水的上涨高度与全国的经济状况的关系。

表中的数据显示：当尼罗河水位在22—23尺时，上埃及大部分地区是旱灾；当水位在24—25尺时，恰到好处；而当水位升高到26—27时，全埃及陷于一片汪洋；水位达到28尺时，尼罗河将会变为吞噬埃及人民的猛兽。

根据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为了保持全埃及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上涨的水位须得保持在24—25尺这个十分精确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意味着灾难！

因而，尼罗河河水泛滥的大小常常维系着古埃及社会的繁荣，自然条件的稍许变化都可能导致尼罗河水位的变动，进而影响农业的收获和社会的发展，给古埃及文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也许一次小小的灾难，就会导致文明的重建与组合，里不至于中断文明历程，但毕竟会减缓文明发展的脚步。

另外，社会的发展是很多环节的环环相扣，相互推动形成的。所以，当尼罗河有所变化，农业发展遭受冲击后，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行业，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甚至会给外来侵略势力留下可趁之机。

因此，我们可以说，尼罗河这一“赠礼”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为古埃及带来幸福和希望的同时，也给文明的延续埋下阻碍的种子。

生态的恶化

对于古文明消亡原因的研究，很多时候，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其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上，其实，不论任何时候，环境的恶化和气候的变迁都是文明消亡的直接甚至致命因素。

一个社会即使再繁荣也逃不过自然界的一个“颤动”，从巅峰走向灭亡，有时仅需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够了。像玛雅人和古挪威人一样的众多古代文明，虽相隔千里，没有半点关联，但它们崩馈的历程却是十分地相似。这些文明消逝的共同特点就是遭受到了不同形式的环境退化和气候变迁。

自然界的灾难本就是难以估量的，再加上其他民族的乘机入侵，文明也就像地震一样，一瞬间崩塌并消失在历史的视线里。当然，古埃及文明并未像它们中的很多文明一样昙花一现似地存在，但同样的因素对古埃及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结语

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社会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越快，越临近顶峰状态，它也就离崩演越近。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大自然作为代价，当一切条件都突破自然临界点之后，社会就会迅速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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