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女王之争是什么样的？

引言

神学论战首先从德国北部开始，接着是瑞士。当时的瑞士人完全是一批粗野无文的乡民，长期渗入法兰西。宫廷和罗马教廷面临普遍的不满，加上时代的宗教狂热和这些因素，各省暗中改信新教的人日益增加。

亨利二世效法父王弗朗西斯，遏制改革派的发展。他虽然热衷于交际和嬉戏，但仍然受到激烈的宗教偏执感染。这种感情在先王心中几乎没有位置。新教派的杰出人士受到严厉的制裁。一方的极端残暴和另一方的极端顽强似乎都变成了荣誉攸关的要害。

亨利驾崩后，迫害暂时告一段落。人们敬佩新教派的坚定执著，青睐他们的教义和布道。但洛林红衣主教及其兄弟执掌权柄，认为支持官方宗教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吉斯兄弟重新启用刑事制裁，迫使不满的君侯和贵族开始保护新教。新教派从他们的支持中获得了新的力量。科利尼海军上将和他的兄弟安德洛特不再犹疑，公开宣布信奉新教。海军上将为人正直，真诚信奉新教义。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对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同样精通，在两方面都享有盛誉。

改革派由此声势大增。不满分子企图在昂布瓦斯俘获国王本人，伊丽莎白对此可能早有所闻。昂布瓦斯阴谋败露后，法兰西全境分崩离析，各派公然反目成仇。吉斯家族迫于党争，无暇经营苏格兰，这是伊丽莎白成功的一大主因。但他们绝不放弃法兰西的权威，向敌人的凌迫让步。他们抓住机会，俘获了纳瓦拉国王和孔代亲王，将前者投入监狱，将后者判处死刑。他们正要执行判决时，亨利国王突然去世，救了高贵的囚犯一命。吉斯公爵春风得意的前途就此中断。太后受命为冲龄幼子查理九世监国，纳瓦拉国王受命辅政，孔代亲王的判决撤销，蒙莫朗西卫戍长奉召回朝。吉斯家族虽然仍然声势显赫，但已经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伊丽莎白仍然视苏格兰女王为最危险的敌人，决定利用这些有利的事态打击她。她明白，苏格兰与法兰西联合、强王弗朗西斯觊觎英格兰王位的致命危险已经解除，但她同时也考虑到：英格兰天主教徒人数众多，普遍偏爱由玛丽来继承王位。英格兰天主教徒现在看到：玛丽继承王位非但不会危及王国的自由，反而有完成苏格兰和英格兰全面联合的大利，势必更加热忱地拥戴玛丽。因此，伊丽莎白指示机警干练的塞格默顿大使，再次要求苏格兰女王批准爱丁堡条约。玛丽守寡后，不再袭用英格兰女王的纹章和头衔，但她仍然拒绝满足伊丽莎白的要求而批准这些重要条款。原来玛丽受到野心勃勃的舅父支配，拒绝正式放弃觊觎王位的要求。

在此期间，法兰西太后将她在弗朗西斯一朝蒙受的种种屈辱统统发泄在玛丽身上，故意用类似的手段伤害她。苏格兰女王在法国顺心，开始考虑返回祖国。苏格兰国会派詹姆斯勋爵迎驾，以支持她的这些考虑。玛丽派德奥塞尔向伊丽莎白要求安全通行证，以备万一假道英格兰所需。但她得到的答复是：除非她批准爱丁堡条约，否则不要指望受她如此伤害的人对其施加恩惠。拒绝激怒了玛丽，她毫不犹豫地向塞格默顿直言不讳。英国大使当时重提了女主人的要求，辩称这些要求非常合理。

玛丽屏退左右近侍，对他说：“无论我多么软弱，多么受到女性的弱点支配，我都不会像贵主接待鄙使德奥塞尔那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的弱点。如此无足轻重的恩惠，我还犯不着费心去勉强索取。我回国只需要上帝的许可，用不着她的许可。我来法国，不顾她哥哥爱德华的极力反对。虽然我宁愿尝试贵主的友谊，甚于任何其他人的协助，但我回国和去国一样，无须朋友们同意或出力。我经常听你说：我们两位君主的友谊可以保证两王国的安全和幸福。如果她确实相信这话，就不会拒绝如此微末的要求。不过，或许她喜欢我叛乱的臣民而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他们的统治者，跟她平起平坐的君主、她的近亲、她的王国无可置疑的继承人。我要求的不过是她的友谊而已。我既不给她制造麻烦，也不干涉她的内政。

我不是不知道：英格兰这时就有许多不满分子，他们不是现政府的朋友。她欺负我不谙世事。我确实不谙世事，但年纪大了就会改变这一点。不过，我现在已经足够成熟，对亲戚朋友诚实殷勤的义务已经偿清。我不打算鼓励贵主，她的行为跟女王和亲戚的身份不相符。不好意思，我跟她同样是女王，不是没有朋友。或许，我的心灵跟她同样伟大，我们尽可以礼尚往来。我咨询本国国会以后，就会给她适当的答复。我为了办好这件事，更有理由赶紧动身。但她似乎有意阻止我的行程，可见她要么不想让我满足她的要求，要么已经决定不需要满足了，目的大概就是要我继续斗下去。她经常数落我太年轻。我确实太年轻，缺乏良师益友；没有咨询国会，不宜处置如此关系重大的事务。我对她不乏种种友善，但她不肯相信，或是视而不见。我衷心希望：我们的感情也能像血缘一样亲密。其实，由此才会产生最宝贵的联盟。”

这样气势汹汹的答复虽然点缀了若干礼节性措辞，但既不能巩固两位敌对女王的友谊，也不能缓解她们已经产生的猜忌。伊丽莎白借口清剿海盗，装备了一支舰队，但真实的目的大概是拦截苏格兰女王回国。玛丽在加莱登船，在雾中穿过英国舰队，在里斯登陆。三位舅父：奥马尔公爵、太傅和埃尔伯夫侯爵；达姆维尔侯爵和其他一些法兰西廷臣护驾随行。玛丽改变了寓所和环境，对于新的环境她极感到不愉快。她生而尊贵，从小在法国受教育，天然偏爱法国。何况，法兰西人民以天性仁厚、敬事君主著称，临别情深，历历在目。

据说，她在加莱登船后，目不转睛地遥望着法兰西海岸，无法把目光从那片可爱的土地移开，直到黑夜降临，隔断了她的视线。然后，她下令在露天安置卧榻；交代领航员：如果第二天早上法兰西海岸仍然在望，就赶紧叫醒她，以便向她衷心挚爱的国土辞别。不过，苏格兰的第一印象比她的合理预期更好，即使没有快乐和幸福，至少保障了安宁和安全。法国战舰刚刚出现在里斯海岸，各等级国民期待已久、蜂拥到岸边，迫不及待地迎驾、观驾。有些人为了尽责，有些人为了利益，有些人为了好奇，他们都向女王表示尽忠，抢在她执政之初争取她的信任。这时，玛丽年方十九，青春妙龄、美貌可爱、辞令殷切、优雅娴熟、天资卓绝。玛丽擅长种种虚文，但众所周知，她迷人的宫廷风度仍然流露了性格。她举止温柔体贴，仁厚的性格足以得人；精通音乐、修辞和诗歌，其品位足以动人。苏格兰人无君已久，一度已经不抱还有君主的希望；玛丽来临，举国上下似乎心满意足。宫廷四周除了爱戴、喜悦和欢庆的征象，别无其他。

玛丽最初的举措巩固了国民先入为主的爱戴之感。她遵循德奥塞尔、亚眠主教和几位舅父在法兰西提出的建议，完全信任改革派的首脑。这些首脑对国民有巨大的影响力。她发现，这些人有能力独立支持她的政府。女王的兄弟詹姆斯勋爵获得了主要的权威，她后来封詹姆斯为默里勋爵；其次是才智出众的国务秘书里丁顿分享君恩。她依靠这些大臣有力的举措，在公私朋党四分五裂的苏格兰境内重建了公正和秩序。狂暴、难治、不习惯法律和服从的国民，似乎一度平静地屈从于她温和、审慎的统治。

然而，所有这些大有希望的表现都毁在一个因素上——玛丽和蔼的态度和明智的举措本来应该赢得普遍的爱戴，却因此付诸东流——她仍然是天主教徒。虽然她回国后不久就发布宣言，要求所有人遵奉国教；但新教传道士和信徒都无法跟这样浸染天主教流毒的人和解，对她以后的举措深怀疑忌。她大费周折，才获准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举行弥撒。若非国民理解：她得不到满足就会返回法兰西。狂热分子甚至不会同意这一点小小的宽纵，他们大喊大叫：“难道我们要在王国境内重建偶像崇拜吗？”他们在讲道坛上声称：一次弥撒比四千登陆部队入侵王国更可怕。法夫郡绅士林德塞爵士叫道：“偶像崇拜者罪该万死。”这就是他们的表述。主张逐步减少天主教仪式的人在宫廷中受到攻击和侮辱。如果詹姆斯勋爵和一些深孚众望的领袖没有出面斡旋；那么群众的狂怒一旦失控，很可能会引起暴乱。

教堂经常为此祈祷：“愿上帝转化女王的心，不再反对上帝及其真理。如果上帝的意志并非如此，就愿他让选民的心和手更加坚强，能够坚定地抵抗一切暴君的肆虐吧。”他们甚至公开质疑：崇拜偶像的女王即使在世俗事务上是否有资格行使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