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核心是选择？女性主义如何在流行文化中被架空

2020年，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靠着女性话题火爆全网，带起了“她综艺”风潮。今年第四季播出后虽然反响平平，但仍然算是一年一度的话题节目。只是话题从最初的中年女性困境，变成了王心凌回忆杀、徐怀钰表演划水。连节目名称都不见“姐姐”二字（第三季名为《乘风破浪 第三季》；第四季名为《乘风2023》）。

毋庸置疑，最近几年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领域发挥了不少积极影响：性别视角的影视批评，提醒观众注意其中刻板的女性形象、厌女的情节安排；时尚博主批判白幼瘦审美，转而强调女性力量与肌肉；情感专家不再热衷指导女性如何在婚恋中修成正果，更鼓励在亲密关系中完成自我探索；电视剧在组CP发糖之外，不忘强调女性友谊......伴随着这些转变，越来越多人开始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厌女。这些都仰赖流行文化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有人严肃分析流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变大众思维、推广女性主义的重要场域；也有人把女性主义当成一门好生意，让大众误以为真人秀里的女明星和影视剧里的大女主能代表女性普遍境况：独立、自信、事业有成、消费力强。

真实情况是，性别不公与暴力事件仍然困扰着普通女性。2020年以来，女性被造黄谣的案件（今年有多起在高校）时有发生。当事人遭遇网暴，甚至自杀；今年5月，多起性骚扰指控在文化行业引发了持续震荡。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持续讨论中，有人提到一本书：《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 Feminists Once）。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独立媒体人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 ），她观察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二十年。她见证了市场女性主义（marketplace feminism）如何诞生，如何让“女性主义”在大众舆论中从被嫌弃到被追捧，成为一门好生意，又是如何消解了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她在书中试图回答，为什么女性主义声势浩大，实质变革却非常有限？今天我们想通过这本书，回顾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变迁，希望对理解当下热点有所启发。

市场女性主义

1995年安迪·泽斯勒创办杂志Bitch Media，旨在严肃看待流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变大众思维、推广女性主义的场域。当时在美国，女性主义刚刚重返流行文化，在大众印象中还是刻薄、愤怒的代表。名人尤其是女明星，纷纷回避这个词。这个标签更像是一种指控：不遵守规则、要求太多、自我感觉太好等等。

泽斯勒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保守思潮反扑，女性主义被严厉驳斥后的挫败。正像2020年美剧《美国夫人》（Mrs. Amarica）所展示的那样：在那场文化战争中，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反女权运动，反对“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批评女性主义是“一场牺牲健全社会的实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张之一，就是要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权。而菲莉丝号称自己所代表的家庭主妇，会失去婚姻中的现有权益，是无辜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撕扯下，女性主义在美国主流价值中显得危险又边缘，绝对算不上讨人喜欢。

《美国夫人》（Mrs. America，2020）剧照。

二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流行文化和女性主义互相影响，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标签。2014年，第三十一届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碧昂丝(Beyoncé)的舞台上闪烁着巨大的“女性主义者”字样。碧昂丝作为在全球影响力广泛的流行音乐天后，高调宣称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让这个曾经被污名化的标签变成了闪耀礼服。她曾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商人、一个母亲、一个艺术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却不妨碍你依然是一个性感尤物。这一切并不相悖。”

紧接着，艾玛·沃森在联合国发表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演讲，又掀起了一场女性主义高潮。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拥戴女性主义。每位名人都要通过性别视角的检视，“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美女与野兽》（2017）剧照。艾玛·沃森饰演女主角贝儿。

但泽斯勒并没有觉得这种变化是大功告成，她反而更加担忧和警惕。2015年，她在《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 Feminists Once）一书中写道：“在极短时间内，女性主义已经在美国甚至全球文化中占据了历来最复杂的角色。在这个范畴中，大多数促使女性主义开展的问题仍然屹立不倒；但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名人及消费者拥抱女性主义，将它定位成新潮有趣又有亲和力的文化认同，任何人都能轻易接纳......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女性主义’。它去脉络化，去政治化，但却是女性主义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迭代。”

《We Were Feminists Once：From Riot Grrrl to CoverGirl®,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 Political Movement》，Andi Zeisler，2015.

女明星当然是“市场女性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碧昂丝、艾玛·沃森成为一种狂热现象，她们的金句、发型、服装造型，都成为媒体追捧的热点。而这种对女性主义明星的迷恋，聚焦个人及其选择，很快就会模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些选择背后的影响。

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写过一本书《糟糕的女性主义者》（Bad Feminist），她直言：“只要我们继续凝视最时髦的名人女性主义者发出的耀眼光芒，就是在回避全世界女性仍在面对的实质不平等。我们不谈薪酬差距的棘手问题、无视女性的生育自由如此受限、不面对许多女性普遍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现状。我们都在逃避讨论想要改变这种文化所必须付出的努力。”

泽斯勒也认为，我们已经花了太多时间、注意力赞扬女明星用她们的美貌和魅力“重新定义”女性主义或者“颠覆传统”了。流行文化必须改变这种叙事，不能再让仅仅是宣称自己有女性主义立场，就等同于为促进平等付出实质努力。重点不能放在“谁”说他支持女性主义，而是他“如何”实践这种支持。她如何挑选角色，有没有为女性主义立场拒绝过剧本，等等。女性主义在热闹中早已失焦。

在众多女性主义名人中，艾玛·沃森的形象在主流审美中几乎无懈可击（碧昂丝舞台服装太暴露、蕾哈娜作风太性感）。所以她的演讲视频当时迅速风靡全球，获得最广泛基本盘。她的演讲的确很动人，尤其是对“无意的女性主义者”（unintentional feminists，即基本认同女性主义，但并不以此自称的人）。媒体好像终于盼到了一个绝对得体的形象，用完全正面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女性主义。

正如总有人要求女性受害者是完美受害者，舆论同样也在寻找完美的女性主义代言人：言辞不要那么激进、好斗，姿态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因为女性主义话题吸睛又吸金，媒体既要取悦女性观众、消费者，又不至于吓跑赞助商，所以需要一个完美形象来平衡。

很多女性主义者为了获得更多支持，也在寻求“重塑品牌形象”。沃森的演讲重点原本是推动全球性别平等，但她完美的正面形象让焦点变成了：看吧！女性主义者一点都不可怕。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沃森从小就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漂亮又成功，她没有遭遇过不平等对待，她不是受害者，所以她的女性主义态度肯定是公正的、正当的。

罗克珊·盖伊在TED演讲。

罗克珊·盖伊在TED演讲中说：“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对女权主义者有些奇怪的误解。比如她们体毛很多，易怒，憎恨男性，憎恨性，就好像她们是不好的东西。而现在，当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对待女性的，才发现似乎愤怒就是最合理的回应。”

“市场女性主义”要消解的恰恰是这种愤怒，至少不能与金主为敌。于是性别平等的奋战从一种严肃目标变成了消费品牌。它把结构性议题简化为个人选择，再送上消费层面的解决办法。但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轻松的，它复杂、困难，当下仍然充满挑战。

从“权利”到“选择”，

精心粉饰的字眼

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大量迎合女性解放潮流的广告。随着新自由主义发展，鼓吹欲望的论调在精英阶层流行开来。于是奢侈品、健身私教课、美容产品都变成了自我解放的成就，而不仅仅是消费品。

伴随着这股风潮流行起来的，还有赋权（empowerment）一词。泽斯勒认为，“赋权”已经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笼统说法，广泛代表女性的自尊、成就、购买力。当需要回避直接说“女性主义”，就说为女性“赋权”。很少有人表述男性行为的时候会用到“赋权”。

过去二十年来，在广告、流行文化中被认定为“赋权”的事情铺天盖地：高跟鞋、平底鞋、医美、拥抱你的皱纹、生小孩、不生小孩、母乳、喂奶粉、极限运动、瑜伽、结婚、离婚……当代女性好像生活在一种不断被“赋权”的状态。

赋权在流行文化中似乎只有一种面向：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选择。也就是说，只要是女性的选择，都符合女性主义。然而究竟何谓赋权，谁又会因此受益？多数情况表明，那些条件优越的女性，才能做出完全个人化的选择，受益的也只是自己。

在美国，“赋权”一词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社会服务、社区发展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后来“赋权”多与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相关，代表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90年代，在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赋权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扩展为，挑战父权体制、种姓制度。到了1995年第四次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这个词已经正式成为一项论题：“女性赋权议程”。

随着“赋权”慢慢脱离研究领域，2000年左右，这一说法完全融入了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广告、电视节目、杂志用它向年轻女性推销自己的消费认同。而且这种赋权确实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一致，即个人可以独立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之外，靠自己的选择取得成功。这种变化当然不会考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平等的选择存在，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女性有条件自由选择。

瑞典女性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

除了“赋权”，还有一个女性主义相关的高频词颇值得玩味：选择。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罗伊诉韦德案”是女性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关乎女性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自决权。这个判例也促成了“选择”一词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的流行表达。女性享有安全合法的堕胎权，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项重要纲领，当时指代这种自决行为使用的词是“权利”（rights）。

而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采用了一种新的说法：选项（option）。也就是说，安全合法的堕胎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选项。宣读判决意见书时，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an）反复以“此等选择”（this choice）来指代堕胎。这个措辞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为的是淡化争议，争取更多人支持。可以说这是个圆滑的措辞。

泽斯勒认为，“选择”是一个既积极又被动的说法，总是和购物、消费的场景相关，似乎更温和、日常，且只和自己有关，不必与其他人为敌。而堕胎权利、要求堕胎（abortion on demand），听上去太激进，太容易挑起冲突了。但随着措辞改变，关于堕胎的争论焦点也被模糊了。这一行为到底是女性的自主决定，还是医生出于医学考虑，不再有明显区别。于是连女性也渐渐忽略，“选择”和“权利”是截然不同的。

当关于身体权的语言从“要求”变成“选择”，新自由主义又助推了一把，鼓吹成功和幸福全靠个人努力和选择。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也让女性消费者们感到自己可以选择。一套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概念便开始发扬光大，即女性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中立的，不要再陷入结构性不平等的被害思维里，想怎么过，就怎么选。

“选择”论者轻松巧妙地表示：任何选择之间都没有高下之分，不评判别人也不评判自己。这种修辞是一个源源不断的新媒体话题库，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拿出一种选择来引起骂战，吸引流量，话题发起者坐收渔利。今年年初，对话上野千鹤子并引起巨大争议的B站UP主全嘻嘻显然深谙此道。

在“赋权+选择=女性主义”的框架下，人们会忘记女性主义的根基是平等。没有一种选择是凭空出现的，每个选择背后都有某种伦理和价值观。有些选择能推动社会进步，有些选择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泽斯勒强调，主张只要是女性个人做出的选择都一样好，是混淆视听，且没有意义。因为那些本不该成为选择的选择（例如在性别不平等的职场环境，接受低薪还是放弃工作；面对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忍受丧偶式育儿还是离婚等等），不会因此消失。

这些精心粉饰的字眼，让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看起来更有吸引力，但女性权利正在经历全球性倒退。2020年11月，联合国妇女署公布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在家务、家庭护理等无偿工作上花费的时间翻倍；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2022年9月，22岁伊朗女性因没有佩戴好头巾被捕，并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全国性抗议.....

为什么女性主义声势浩大，实质变革却非常有限？因为颂扬与收编女性主义之间有一条非常微妙的界限。很多企业、产业只靠政治正确的女性主义说辞获利，却不采取实际行动， 甚至以此掩盖内部各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为女性主义影响力蓬勃发展感到振奋，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市场女性主义”为了取悦大众不断妥协。当女性主义变成一套政治正确的说辞，它会失去了变革的力量。那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作者/霍小发

编辑/荷花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