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经济事务官员：中国经济复苏将对世界产生积极溢出效应

“在通胀居高不下、利率上升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前景依然黯淡。”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中写道。

当地时间5月16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报告，将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预测的1.9%上调至2.3%，警告全球经济可能进入“长期增长放缓期”。

5月24日，新京报记者专访联合国《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报告团队成员：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高级经济事务干事英戈·皮特勒（Ingo Pitterle）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事务官员黄震乾。

皮特勒指出，长期的低增长或中等增长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构成重大挑战。这也将使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付出的全球努力复杂化。

在年中更新报告中，联合国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预测的4.8%上调至5.3%。黄震乾表示，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主要是基于最近一季度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受到了服务业和零售业增长的提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复苏预计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地球连线｜对话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高级经济事务干事英戈·皮特勒（Ingo Pitterle）与经济事务官员黄震乾。

导致通胀的因素在发生变化

收紧货币政策应考虑溢出效应

新京报：尽管去年国际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跌，但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例如阿根廷，最近通货膨胀率突破了100%，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时候能期待通货膨胀情况完全好转？

皮特勒：正如你提到的，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通胀情况“喜忧参半”。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但整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仍高于预期，而且往往高得令人不安。我们预计，通胀要回到央行的目标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会立马发生。

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一直在变化。最初，通货膨胀主要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的影响。现在许多国家的通胀压力变得更加广泛，导致各国通胀情况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当我们观察发达国家的情况时，首先，通货膨胀已经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服务部门，因此正在对机票、保险费用、医疗保险以及住房等产生影响。此外，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工资正在大幅上涨，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一直异常紧张，这也助长了通货膨胀。还有一个被讨论的问题是，企业哄抬价格，即拥有一定垄断力量的企业利用通货膨胀的掩护来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

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也有很多因素在推动通货膨胀。其中一个共同的因素是，美元走强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另外，当地食品供应中断、市场不完善等因素也导致了价格上涨。总体而言，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我们仍有一段路要走。

5月24日，新京报记者专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高级经济事务干事英戈·皮特勒（Ingo Pitterle）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事务官员黄震乾。图/地球连线视频截图

新京报：2022年，多国提高利率遏制通货膨胀，加息是否起到了预期的作用？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发达国家在2023年继续加息，你如何评价他们的举措？

皮特勒：通货膨胀问题以及高度不确定性给全球的央行都创造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有必要回顾一下，在疫情复苏的最初阶段，许多央行和发达经济体低估了通胀上升的问题，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当通胀压力变得愈发明显，同时也更加持久时，央行不得不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应对。

现在更高的借贷成本以及整体收紧的货币环境导致通胀放缓。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仍然非常有弹性，通货膨胀比预期更加棘手。因此，央行一直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通胀压力最初主要来自供给侧因素，而央行主要控制需求。其次，货币政策行动往往有长时间且多变的滞后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需要6个月乃至2年的时间才能在经济数据上反映出来。未来央行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时应谨慎行事，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同时也要意识到过度紧缩的危险。

全球金融体系须进一步增强韧性

美国债务违约将产生严重后果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银行业出现了不小的动荡，这对全球金融架构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动荡给予当前金融市场哪些教训和启示？

皮特勒：最近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动荡表明，金融机构很容易成为金融体系中最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和整体信贷紧缩影响的一部分。当银行风险管理工作不足，在监督和监管方面存在漏洞时，情况尤其如此。但我们也看到，对危机蔓延的担忧促使监管机构采取了非常迅速和果断的行动，这有助于遏制对金融稳定的威胁。

这段插曲给监管方面以及货币政策方面都提供了（改善）清单。显然，有数个领域需要采取额外措施并进行改革，以帮助进一步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例如，以合乎需求的最低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来控制风险，与此同时，当局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机构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区别。央行在调整利率规模和时机时需要非常小心。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结束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会议后对记者发表讲话。图/视觉中国

新京报：如今全球经济面临着一个更紧迫的问题——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如果美国债务违约，这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皮特勒：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持续的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联合国官员，我们试图避免对此类问题进行评论。但很明显的是，由于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美国债务违约不仅对美国国内，而且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将影响到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定价，几乎将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最不发达国家须增强经济复原力

国际社会应以全面一致努力协助其发展

新京报：报告预计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在2023年将增长4.1%，2024年将增长5.2%，远低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7%的增长目标。想要达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黄震乾：由于最不发达国家易受外部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的危机严重破坏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前景。事实上，90%以上的最不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7%的增长目标。最不发达国家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明显慢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财政能力有限、缺乏疫苗以及本国内特定的冲击。

总体来说，最不发达国家需要使其经济多样化，提高其生产能力和制度能力，以增强其经济复原力并减少贫困。但每个最不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挑战和脆弱性，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这些政策。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想要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结构转型，他们需要大规模发展金融。因此，在国内，他们需要加强财政能力，调动国内财政资源，提高公共支出的有效性。但最不发达国家本身通常没有足够的国内资源。因此，我们也期望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最不发达中国家降低其借款成本，并调动充分的资金，以实现其发展。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应对通货膨胀和比索的持续贬值，阿根廷中央银行发布新版2000比索纸币。图/视觉中国

新京报：报告中也指出，当前需要跨境合作和全球行动来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挑战。具体而言包括哪些做法？

皮特勒：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不仅涉及日益严重的债务脆弱性、缺乏可持续发展资金，还有气候紧急情况对他们的影响。在1月份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我们把焦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空间缩小的问题上。在全球金融环境迅速收紧之际，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他们必须将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偿债。这就限制了他们用于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资源，例如健康、教育、基础设施以及能源转型等。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们需要全面、一致的全球努力。不仅解决暂时的流动性风险，也必须改善获得低成本融资的途径方法，帮助发展中国家重组和减轻债务负担。正因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强烈主张在债务问题上采取“雄心勃勃”的全球行动，包括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以及大规模扩大低成本且长期的发展融资。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将缓慢增长

各国发展进程将受到一定挑战

新京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表示，未来五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3%左右，你们是否也同意IMF关于未来5年的预测？未来5年全球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趋势特点？

皮特勒：联合国的预测也警告称，世界经济将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缓慢增长。在接下来的5年中，全球平均经济增长水平将比本世纪头20年低0.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我们看到近年来结构性“逆风”已经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没有全面政策转变的情况下，这些“逆风”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主要因素。

我在这里强调三点因素：首先是对生产能力投资低迷。即便是在超低利率并伴随充足的流动性时期，世界许多地区的投资增长依然疲软，特别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借贷成本将显著上升的时期，这对投资和生产率增长而言，都不是好兆头。

第二个不利因素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及公共债务水平较高，财政空间不足。高额债务将给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支出带来压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看到全球贸易增长变得不那么活跃。回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当时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产出的两倍，而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略高于1，全球贸易不再是以往那般强大的增长引擎。考虑到全球价值链逐渐成熟、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推高贸易成本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会阻碍全球贸易活动的发展。

另外，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将继续增加。总体而言，我们预计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只会出现温和增长，除非我们以全面且果断的方式应对处理这些挑战。

当地时间5月16日，联合国发布报告称，在多重全球危机中，长期低增长的风险日益突出。图/联合国官网截图

新京报：世界经济增速前景黯淡将给全球带来怎样的风险？

皮特勒：很明显，长期的低增长或中等增长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构成重大挑战。这也将极大复杂化全球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付出的努力。

经济增长一直是帮助减少贫困的最有力工具。一段时期内收入的低增长显然会阻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这将加剧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困境。低增长也会加剧许多国家的财政和债务挑战，收入增长放缓，意味着来自税收和其他来源的政府收入增长也变得更慢，而各国政府正在许多领域面临着快速增长的支出压力，例如，可持续基础设施、减缓及适应气候变化、卫生保健、教育以及数字化转型。我们必须共同解决这些阻碍增长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数个经济部门实现快速复苏

未来应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京报：联合国将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4.8%上调至5.3%，上调经济增长预测考虑了哪些因素？

黄震乾：从2022年12月开始，随着中国逐渐放开疫情防控政策，由于需求增多以及政府的帮扶政策，中国经济中的数个部门经历了快速复苏。我们上调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主要是基于最近一季度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主要受到了服务业和零售业增长的提振。房地产行业也出现了复苏迹象，例如，新房销售的增长在3月至4月间有所回升。

新京报：中国的增长前景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黄震乾：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重新开放和经济复苏预计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那些与中国有密切贸易联系以及高度依赖中国游客的国家有利，例如东盟经济体，中国赴泰国旅游的人数也在增加。不过，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复苏主要是由国内服务业引领的，我们预计积极的国际溢出效应暂时不会像我们过去观察到的那样显著。

2023年4月29日，上海虹桥火车站迎来较大的客流量。图/IC photo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未来主要面对哪些挑战？有哪些应对之策？

黄震乾：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可以从短期和中期两个角度来考虑。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首先是外部需求问题，由于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收紧，外部需求仍然疲软。另外是青年失业问题。尽管中国在调整疫情政策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降低了总体就业率，但近几个月以来青年失业率创下新高。最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导致了一些不确定性。

好消息是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提振需求并支持经济增长。例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通胀水平实际很低，因此这可以为政策制定者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的空间。

从中期来看，我们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温和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这非常正常，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成熟时，我们都会预计其增长将会温和增长。想要保持增长活力，我们期待中国继续推进结构转型，以前出口拉动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不再有效拉动长期增长时，中国要走一条高质量、更具包容性及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字化转型和低碳转型是两个关键领域，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国加大了对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投资，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长期韧性和可持续性发展，也将加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行动。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姚远

编辑 张磊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