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顺治、康熙两代帝王敬重的传教士汤若望，为何会被判处凌迟？

清朝初年的时候，朝堂上下就究竟是使用自明朝初年就开始沿用的《大统历》还是创制与明清交际时期的《时宪历》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史称“历法之争”。

这本应该只是一场新旧历法之间的优劣对比，以及中西方之间科学、文化领域的一次公平对抗，最终却演变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斗争，大批掌握当时西方科技的人才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先进的历法制度被废黜，就连深得顺治、康熙两代帝王敬重的传教士汤若望都被判处了凌迟极刑。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当时擅权专政、把持朝政的辅政大臣——鳌拜。

汤若望，深得顺治、康熙两代帝王尊崇的外国传教士。

汤若望，德国人，本名约翰·亚当（JohannAdamSchallvonBell）。“汤若望”，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音译过来的中文名。

早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汤若望便来到中国澳门，在基督教中国传教会的安排下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明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经由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开始供职于钦天监。后与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以及同样是外国传教士的龙华民、罗雅谷、邓玉函等人，历时五年，共同编撰了在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并且引入了西洋历法内容的《崇祯历书》。只不过这部《崇祯历书》还没有来得及正式颁行，大明王朝就灭亡了。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汤若望主动找到了当时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并且获得了其认可与信任，汤若望就此开担任大清王朝的钦天监监正，并加太常寺少卿衔，同时他带领其学生继续历法的编制工作。

汤若望将原本一百三十七卷的《崇祯新历》压缩到了一百零三卷，就此形成《西洋新法历书》，多尔衮将其更名为《时宪历》，下令在全国推行，之后顺治皇帝在其封面亲批“依西洋新法”。

除了编制历法，汤若望还经常性的向顺治皇帝传授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教义，还险些让顺治皇帝正式信奉了基督教。而他也利用其掌握的西方医术，医治好了孝庄太后以及孝惠章皇后的疾病，进一步赢得了顺治皇帝的信任。顺治皇帝甚至称其为“玛法”，就是“爷爷”的意思，以示尊重。

而在顺治弥留之际，不知道由谁来继承大统的顺治皇帝也是通过询问汤若望的意见，最终选择了已经彻底治愈“天花”疾病的皇三子玄烨，这便是后来的康熙皇帝。从这一点上来说汤若望是有“恩”与康熙皇帝的，加上康熙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和信任汤若望，使得其在康熙朝时期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享有极高的地位，他也就此成为了朝堂上外国官员们当之无愧的“领袖”。

汉族官员杨光先，成为鳌拜打击汤若望的“先锋官”。

顺治十八年（1644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登基。

起初，朝政权力掌握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这四位辅政大臣的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臣共同辅政”很快便演化为了“鳌拜专政”的局面。

当时的朝堂上，官员们分为三个大的政治集团：以四位辅政大臣为首的满洲官员集团，以投降而来的前明官员以及南方士大夫精英阶层领袖为基础所组成的汉族官员集团，另外便是以汤若望为首的外国官员们。

鳌拜自上台之初，就确立了“首崇满洲”的核心思想，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的渗透，并且不遗余力的打击、迫害汉族官员集团，甚至连八旗内部的反对势力，也在积极的进行肃清。

而此时的外国官员与鳌拜之间，矛盾也在不断的激化。

一方面，外国官员们极力宣扬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西方的文化，与极力维护和推崇满洲文化的鳌拜产生了直接的碰撞；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通过天文演算、历法编修、礼仪教化等方面，不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对鳌拜专政产生挑战和威胁，也引发了鳌拜的巨大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外国官员中的领袖与代表，汤若望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鳌拜优先打击的目标，而杨光先的出现，也让鳌拜找到了“刚想要睡觉就有人送枕头的感觉”。

早在顺治朝时期，杨光先就编写《辟邪论》等著作，开始了对汤若望等西方官员及西洋文化的攻击，《清史稿》中对此作了如下记载：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

按照杨光先的说法，汤若望所编写的《时宪历》，封面写着“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是对泱泱中华大国的极不尊重的表现，于是籍此弹劾汤若望。然而，这五个字本就是顺治皇帝亲批，再加上此时的汤若望刚刚医治好了孝惠章皇后的病，于是对于这样的弹劾，顺治皇帝选择了不予理睬。

而此时的杨光先，由于得到了鳌拜的支持，便继续开始了对于汤若望肆无忌惮的攻击。

一来，杨光先依旧批判“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他认为这五个字是对国家国体的极度的侮辱。

二来，他又指出《时宪历》只是编修推演了未来两百年的历法，这是对于大清王朝的诅咒，构陷汤若望等人诅咒大清王朝的国祚只有两百年。

三来，他还污蔑称整部《时宪历》并不是历法之书，而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的宗教刊物。

随后，在杨光先编写的《阍辞疏》中，更是将汤若望等人的行为看作是谋逆所为。

“向盘踞京师者止若望四人，今则群聚数十尚不知避忌，今知秘其机缄，金多可役鬼神，汉人甘为线索，往来海上，暗通消息。”

通过上述杨光先对于汤若望以及汤若望编制的《时宪历》的弹劾罪名来看，所有的矛盾焦点无关乎《时宪历》本身的历法准确性与科学性，而是全部停留在一些与历法内容毫无相关的“文字游戏”上，这也恰恰说明了杨光先并不是所谓的天算学家，仅仅只是一名善于投机的政客而已。

这一点，早在杨光先的《日食天象验》中便得以体现：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所以，按照在杨光先看来，只要是外国官员编制的，即便是对的，也要予以坚决的反对与抵制，足可见其的目光短浅与心胸狭隘。

只是此时，杨光先之流正是鳌拜所需，通过他们，鳌拜可以说是“兵不血刃”的完成就完成了对于汤若望等人的打击与排挤。

“洪范五行案”，让汤若望彻底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批判《时宪历》，打击汤若望，并没有让杨光先刚到满足，很快，他又将一桩尘封多年的案件搬了出来，这便是“洪范五行案”。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皇帝最为宠爱的董鄂妃为其诞育的那位皇子说起。

顺治皇帝独宠鄂妃是人尽皆知的，而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为顺治皇帝诞育了一位皇子后，顺治皇帝也是非常开心，并直接将其确立为了自己的接班人，只是天命不假，这位皇子出生后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皇帝对此是伤心不已，不仅直接将其封为了荣亲王，按照亲王礼仪下葬，更是为在京东黄花山下专门为其修建了一座陵园。

而当时在给荣亲王确定下葬时间的时候，没有按照“正五行”进行演算，而是使用了在当时已经被废弃的“洪范五行”确定了葬礼事宜。

这件事情是汤若望所为么？当然不是。

为荣亲王进行演算的是礼部的另外一名叫做恩格里的外国官员，汤若望在当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进而亲自弹劾了恩格里，恩格里也受到了发配充军的惩罚。

可以说汤若望在这件事情中，不仅没有犯错，反而是有揭发检举的功劳。

可是杨光先对此是视而不见，不仅以此弹劾汤若望，并且更是恶毒至极的连同董鄂妃的死与顺治皇帝的死，都与荣亲王的“洪范五行案”扯上了关系，进而将所有的罪责归于汤若望一人。

不断地污蔑与弹劾，再加上鳌拜集团的迫害与折磨，这本就是对已经年过古稀的汤若望的重大打击，并且此时的汤若望已经瘫痪在床，根本无力为自己进行辩护，鳌拜便借势将汤若望判处了凌迟处死。

作为鳌拜“功臣”的杨光先，也就此取代了汤若望，坐上了钦天监监正的位置。

“天怒人怨”，让汤若望免受极刑，康熙亲政后便为其平反昭雪。

康熙四年（1665年），就在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处死的同时，北京城内发生地震，给所有人以极大恐慌，毕竟当时的人还是非常的迷信，认为这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而导致了“天怒人怨”，于是鳌拜在重压之下将汤若望由凌迟处死改为了斩监侯。

然而在这之后，北京城内依旧余震不断，不知所措的鳌拜在孝庄太后的授意下，只得赦免了汤若望的死刑。

但是汤若望的一众弟子或被杀，或被流放，大批具有掌握西方学识和科技的精英受到了牵连和迫害。而最让汤若望伤心难过的，无疑是其用尽生命维护的《时宪历》被废止，转而继续使用的是漏洞百出、毫无准确性可言的《大统历》。

康熙五年（1666年），在困苦与忧愤之中，汤若望去世，享年75岁。

在汤若望去世后，康熙皇帝降下旨意要求将其葬在北京，并且葬在同样是著名传教士的利马窦陵墓的左侧，以示对其的尊崇。

而汤若望的去世也给康熙皇帝以极大的震撼，一方面他自己知道他能够登上皇位，靠的不是索尼、鳌拜他们这几位辅政大臣，靠的是汤若望对于顺治皇帝的建议，从感情上来说，他是极度的伤心，对鳌拜也是非常愤恨；另一方面，见到如此专横跋扈，以至于惹得“天怒人怨”的鳌拜，更加激发了康熙皇帝本人对其的不满。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彻底铲除了鳌拜集团，将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随后康熙皇帝不仅马上为汤若望进行了平反昭雪，更是严厉的处罚了当年构陷汤若望的杨光先等人。

康熙九年（1670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又亲自下旨，重新颁布和使用由汤若望等人编写的《时宪历》，而这经过演化便成为了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也算是就此肯定了汤若望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