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命最后三年拼命在河北处理积压几万案件，他为什么要这样刚？

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是与太平军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却不忘一项重要工作，选拔优秀县官，对所辖区域州县官员进行大幅度洗牌。

众所周知，在曾国藩的亲自培养和推荐下，产生了一大批高级官僚，他们一度都成了封疆大吏，影响了整个晚清历史。然而在曾国藩看来，重建基层州县干部梯队，唤起一批风清气正的为政环境，比简单推荐几个大员更为重要。

就在整个战事最吃紧、关键的时刻，曾国藩为何把选拔优秀知县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这要上升到曾国藩人才观和干部梯队建设的层次上来解读。

曾国藩

自秦代创立郡县制以来，“百代多行秦政制”到了清代，郡县制已经实行几千年，到了清代，这一制度呈现出明显的疲态，官员队伍整体素质日趋沉沦下降，不断由买官卖官组成广泛利益集团，直接加剧了与民众矛盾，全面腐败是导致了史上最大的太平军农民起义运动的根本原因。

以州县衙门纵横的基层政治架构，权利不容小觑，加之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式的权利集中，又无明显有效的监察制度，遂导致清代地方官极端贪污腐化。清代的州县官员拥有直接收税权，给他们贪腐提供了巨大空间可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县也当以此类推，一步步进行盘剥。虽然清代衙门以风格大多将天花板都漆成红色，地板上铺着篾席，意思是坐在这暖阁的州县官员办事要凭良心，否则便要“天诛地灭”与此同时，清代衙门不乏廉政文化建设，各衙门大堂多书写“清慎勤”三字作为匾额，这本是《晋书》里的一个故事：李绪之子李秉很有才干，曾担任泰州地方官，他过去在司马懿身边时，有三位官员来见，回去的时候，司马懿对它们三个说：“为官长应当做到清、慎、勤。具有这三种素养，还用担心治理不好自己管辖的地方吗？”司马懿又问：“必不得已要有所取舍的时候，这三者哪个最重要？”有人回答说：“清为本”一旁的李秉说：“清、慎之道，相辅相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司马懿赞赏说：“你的话抓住了要领。”

然而在清代官场所谓的“清慎勤”早已成了一个装点门面的匾额而已，官场各项监管措施趋于瘫痪。

在清代有这样的谚语：“要为名高点翰林，主事也可显才能。发财最好当知县，唯有中书最冷清”为此除了科举当知县外，捐官做知县更是将这州县贪腐引向深度发展。不仅如此，这些州县用清代袁枚的话说就是“为大官做奴”，服务好了，便有更多升迁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巴结，甚至行贿，结成利益集团：“督抚营私，州县钻营，皆自首县始”。

清代官吏审案

曾国藩三十岁给自己立下一个誓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耻，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理学的修养加之个人宏大抱负，使得曾国藩早年便与历代清廉官吏站在一条战线。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以理学名世，他一生清正廉洁，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曾国藩对此有着更为清晰的界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做官是为做大事，而非用权利谋一己之私。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第一个举动就是拒绝任何官场潜规则。在清代，上级视察，地方官要迎接多远，用什么级别宴席节哀，安排听几次戏，临走送多少钱，这些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与曾国藩同期教长的官员张集馨对此有着生动描述：“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乎无日不花天酒地。”在这些州县官员的影响下，工作人员俨然成了乌合之众。《清俾类钞》形象记载了州县工作人员的动态：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躁，四曰鹄立。就是说那些县丞、主簿、训导、教谕、典史、巡检等官员，由于官场从上到下风气败坏，这些人都是混日子不作为。因此如乌合之众，赶在天亮前像蚊蝇一样聚到县衙，吵吵嚷嚷如同鸦聒鹊躁，最后在堂上梆发炮响，各自像“鹄立”。

显然曾国藩对此认识深刻，他认为，整个大清州县官员普遍存在风气不正，当官不为、乱作为现象。这些已经侵蚀整个官僚系统。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危害，他说，吏治到今天已经坏到极点，要挽救王朝危机，就必须从吏治下手。“若不从吏治入手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可谓真有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勇气宣言。自从他作了封疆大吏之后，开始切实地对吏治采取行动。

不搞形式主义上的迎来送往。

正因为这样的深刻认识，曾国藩就任总督之后要求手下绝对不允许对自己“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一系列的官场迎送形式。之后便是所谓的官场礼尚往来问题，曾国藩十分重视这其中的利害问题。首先他从自己身边工作人员抓起。由于势必接触地方官员，所以他特地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这其中专门讲了如何处理礼品：“不许收受银礼……不准凌辱州县……不准收受丝毫礼物……”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至于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无论茶叶、小菜，以及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

在严格规章之后，曾国藩都会严格按照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晚清整个官场风气不好，上下级一些基本的人情往来，曾国藩并能彻底拒绝，在这样的时候，他总会捡一点价值最轻的作为纪念性礼物。有一次庐州知府知道曾国藩住处缺少生活必需品后，他马上派人送来了一批起居用品。曾国藩看到后心生感动，知道也是下属关怀自己，不忍拒绝，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作为“礼尚往来“曾国藩亲自给他回了一封信算作礼品。他在信中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了七种草席。”并且还解释了收草席是《易经》里的象征意义，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其一根，则会牵引其他，这是吉利的象征。

还有一次，他手下干将鲍超送给他很多战利品的古玩珠宝。曾国藩一看只是从中挑了一顶小帽，其他全部送还。“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

一人之力整治州县

如果拒绝官场潜规则是作风建设，那么从出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后，则是开始大刀阔斧的州县官吏严格治理。

曾国藩虽然没做过州县级别的地方官，但却非常重视州县基层，认为：“做官当以州县做起，才立得住脚。”这些直接治理民众的官吏，对百姓的影响最直接，好官可以造福一方，贪官则可为害一方，这个位置的双刃剑甚至关乎国家兴衰。对选任州县官员的标准，曾国藩提出大体要具备三点：“血性、廉洁、明白”，在和胡林翼的书信中，以极其渴望人才的口吻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这种深刻认识到了州县在整个官场的重要位置，是真正的治民之官，关系到最底层民众的切身利害。晚清的方大湜说：“兴利除弊，不特藩臬道府能说不能行，既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

为了缓冲官场各种腐朽的“陋规”，革除无能官吏，重新打造一支优秀地方州县干部，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在被困祁门的时候，还没解除随时遭遇全军覆没危险，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派出幕僚，秘密考察两江地区所有高级官员的优劣。同时要求副省级和道员级官员们汇报自己属下的干部情况。他还仿效唐代武则天办法，在衙门口放一个木箱子，名为举劾箱。号召鼓励所有军民实名举报贪污步伐官员，总督掩门对举报人保护人身安全。

清代官员吃喝图

与此同时他到处物色能胜任知县的人员，以便在安徽树立清廉的榜样，以此净化基层干部风气。请朋友们推荐人才时说：

唯须得极清廉极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声。他多次感叹“乏才之患”，认为国家出现的问题很多，归根结底就是整个社会风气不正，能够保守本色的人才越来越少。望江县令到任，曾国藩也这样批示：该令初次做官，未染宦途习气，尤宜保守初心。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常以勤字廉字自励，如天地之阳气，万物赖之以发生。

由于军务太忙，把这件事情具体交给了湘军统领李元度去办，告诫他说：“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曾国藩在安徽巡抚翁同书勉强合作下，还想更换皖北的大部分官员。他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一一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俟当附片奏之。

曾国藩迫切希望坚持他的“人存而后政举”的思路能够发展下去，就是希望重振儒家人生信条，为万世开太平。只有逐步建成优秀合格的州县官吏队伍，这些远大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从出任两江总督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断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保持清廉。在给出任庐江县令的批语中这样写道：“该令以书生初历仕途，惟俭可以养廉，惟廉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在给冯卓怀的禀文上，他也这样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

在选任州县官时，延续选拔湘军标准，凡是官气重，说套话、空话的一概不用。“有操守，没官气，多条理，少大言。”

曾国藩总结人才时总结提出：“大抵人才约又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总而言之，他要求州县官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曾国藩由于为政极其廉洁，所以对提拔任用的官员要求也极高，但是晚清官场风气未开，整体素质日益沉沦，局部上的改变还是差强人意。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

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可以说，大清州县官员已经到了无人可选地步，整个选拔人才通道已经全部锁死。

以此可见曾国藩在此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也同时反映了他在构建州县队伍的要求标准和迫切心情。在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又发现，这个帝都的官场风气素质更是不堪。在保定的途中，曾国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令他非常震惊。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这样说道：臣入境以后略询民间疾苦，大约积狱太多，羁累无辜。闻有州县到任年余，未曾升堂一次，讯诘一案者。

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嘉庆时期，州县的司法已经发展到不作为或是胡作非为的地步。嘉庆初期，盗贼问题已经日趋严重，甚至到了州县官吏与贼寇勾结的地步。当时即有民间谚语：“杀人的知州，灭门的知县，要把财发，必要估家。要吃饭，做知县，要知县，穿绸缎”《中国的科名》

曾国藩书法里的人生态度

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了曾国藩这一时期，已经到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地步。曾国藩开始着手对直隶官员进行摸底调研考察。在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参劾官吏向朝廷统一进行了汇报。参劾的十一名不称职人员均为知县、知州以上官吏。曾国藩详细列举了他们的主要劣迹“性情卑鄙，操守不洁”、“ 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 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这些参劾措辞激烈，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的地步。

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 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 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

与此同时，曾国藩通过考察，提拔了一批读书人做州县官吏，重点集中在德才和办事方面。在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鞭策下，对工作不作为的十名知县给予撤职处分，对工作中取得实效进展的给予表扬提拔。在一些列措施的带动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没结清的旧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已经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重大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从两江总督到直隶总督，曾国藩在构建州县干部和清理官场不作为等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精力，用他的话就是：“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也。”然而面对大清日益的官场道德滑坡的整体情形下，曾国藩遗憾地向好友郭嵩焘倾诉说：“吏治毫无起色，可愧之至。”这里虽然多少有自谦之词，但多少表达了他力不从心之感，但是整顿吏治，着重基层州县官吏的任用选拔，曾国藩为政的巨大亮点之一，也表现了一代名臣对政治高度负责的宝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