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曾胡治兵语录》是曾胡的语录吗？（曾国藩篇之三）

摘 要：蔡锷所编《曾胡治兵语录》中摘录曾国藩治兵语录12类82条，对于研究曾国藩及其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语录与曾国藩的原文却存在诸多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校勘，探寻其原貌，并加以相应的处理，促使曾国藩和蔡锷的相关研究更为准确与科学。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三、成果的运用

蔡锷当年编辑《语录》，是要借“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曾国藩、胡林翼的名气，提高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以达到训练部队，提升部队作战能力的根本目的。蔡锷所辑录的曾氏语录，有的出自曾氏书信和日记，有的出自曾氏奏折、有的出自曾氏的批语，因而在其语气、用词等方面各有特点。而蔡锷则重在实用，意欲从中编出简明扼要、意思明确、实用管用的语录，因而根据当时练兵的需要，删去无关的文字和内容，并对其进行了剪辑、提炼和加工也就在所难免。

据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分析，除了抄录、编排、出版方面不够仔细而导致错误的客观原因之外，应当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观原因：

一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清朝时期，“兵”是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在入关之前，清朝主要依靠由旗人组成的八旗兵。入关之后，为了弥补八旗兵的兵员不足，清政府又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汉兵，因其以绿旗为标志，又被称为“绿营兵”。“勇”，又称为“乡勇”，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为补充八旗兵和绿营兵的不足而临时招募的兵员，战事结束后，即予以解散，因而不是清朝的正规军队。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之际，八旗兵、绿营兵已不堪一击，曾国藩奉旨“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营哨之制，称为“勇营”，成了清政府用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后来捻军的重要军事力量。而蔡锷在云南时，所练已为新军，而非曾、胡当时所称之练勇，于是便将所抄曾氏著作中的“勇”一律改成“兵”，同样，将当时曾、胡对太平天国起义军及捻军带有贬意的称呼“贼”“寇”，也一律改成中性词“敌”。

二是为了转换称谓的需要。《语录》中的曾氏语录有一些来自其与他人的通信，因此对他人的自称常用谦称的“弟”字。例如，“将才”一章中“带兵之人”条中“吾谓带兵勇之人”出自曾氏咸丰三年《与彭洋中曾毓芳（九月十七日）》一信，原文是“弟尝谓带勇”，其中的“弟”系曾氏对于彭洋中、曾毓芳的自称，指向较窄，不适用于语录、格言体，因而蔡锷将其改写为指向宽泛的“吾”。同样，此章中“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吾用”中的“吾用”也是由原文“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弟用”中的“弟用”改写而来。

三是为了提炼文字的需要。名人语录需要短小精悍、新颖鲜明，以便于朗诵和记忆，因此，《语录》对原文中的一些无关的文字和内容进行删节和改写也势在必行。例如，前述“勤劳”一章中“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一条，最后一句“惰者，暮气也，当常常提其朝气”的原文为：“惰者，暮气也。求阁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气为要。”显然不适合简明扼要的语录体要求，因此蔡锷在编辑时就作了必要的删节和改写。对于这一点，无独有偶，蔡锷的恩师梁启超也不例外。在其1916年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序言中，梁氏则直言不讳：“是编所取自便省览，故务求简要，往往一段之中仅节数语，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 例如，该书所编之“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条，就在前后两句之间删节了原著中的大段文字。

为了增进对《语录》中曾氏语录全面、准确的理解，很有必要对《语录》中所辑录的曾氏语录进行一番全面的校勘。鉴此，笔者借编五卷本《蔡锷全集》之机，在书稿中已对《语录》所辑录的曾氏语录做出相应的处理：

第一，对于曾氏语录中存在的脱漏、讹误、衍文，均按《蔡锷全集》校勘例，以相应的符号和文字直接进行补充和更正。这样，即可保留《语录》的原貌，又因加了入校勘的内容而可以看出曾氏的原文，方便读者同时了解《语录》中曾氏语录与原文的差别。

第二，对于《语录》中对曾氏原文删节的部分，则以加注的方式进行补全，以方便读者了解其原文原貌，增进读者对胡氏原文全面、正确的解读。

第三，对于曾氏语录中被改写的部分，以加注的方式标出其原文，以帮助读者了解原文原貌，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从而正确理解被改写部分的含义。

第四，对于《语录》中有拼接曾氏语录情况的条目，按不同的原文出处，单独成条，做到一条一出处，以便于读者更好理解各条的内容。

第五，对《语录》中所录的每条胡氏语录均注明其出处，以方便读者查对原文。

校勘《语录》中的曾国藩语录，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今后各方面重版重印《语录》时，亦重视对其中曾氏语录的校勘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补救，以促使曾国藩和蔡锷的相关研究更为准确与科学。（全文完）